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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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夜晚多么辽阔，它的边界也超越不了有三间瓦房一间草房的小院子。草房紧靠着瓦房的山墙，比瓦房矮一些，是厨房。这样的农家小院是豫东平原上常见的农家院的布局。院子跟院子的差别在院墙跟院门，院墙大多是土墙，院门自然是木门。如果哪个院子的院门是小门楼式的，门是刷了油漆的铁门，甚至院墙是砖墙，这家的主人肯定有份正式工作：村里、镇上甚至县城学校的老师，政府大院里的干部，县化肥厂的工人，最起码也是镇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即便在夜晚，这样的小院子也显示出与众不同。
我家对门是个与众不同的农家小院。院子男主人跟我父亲同龄，因为比我家辈分高，我叫他爷爷。邻家爷爷在我们这个几千人口的村子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轻时当兵，因为有文化，退伍后分配到开封市船舶修造厂当了技术员，在厂里绘图纸。据说还被厂里派到复旦大学进修，进修回来当了主管技术的副厂长，从厂里回村里竟然坐绿色小吉普车！
虽然村子是个普通的小村子，但也是镇政府所在地，镇上有粮库，全镇二十几个村都得到粮库交公粮。一溜十几间大门面的供销社也在横贯村子东西的省道边上，很气派，门面房后还有几十亩大的仓库院子。农业银行、税务所、邮电所、小学、初中。还有逢四逢八从早上到晚上的大集市。所以，我们村的庄稼人比另外二十几个村子的庄稼人多了几分精明与躁动。邻居爷爷从开封市回来，紧随着夜晚的是两扇铁门被敲响的声音。在夏夜，造访者都坐在院子里说话，说话声能传到院子外的胡同里。夏夜昼短夜长，炎热难耐，庄稼活都是后半个下午干的，晚饭与睡觉的时间自然拖到很晚，夜晚串门是常有的事儿，各家的院门都敞开着。但是邻居们彼此串门没有站在院门口大喊大叫打招呼的，都是进了院门走进院子再说话，那说话声也没有进我家对门院子时的声音高。拍几下本来就开着的院门，再高声喊出对主人的称呼，也就带出了对主人的尊重与敬畏。
胡同才几米宽，又是坐在院子里聊天，我们家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对门院子里热热闹闹聊些什么：开封市街谈巷闻，船舶修造厂大车间里的工人，城里人一天三餐吃些什么，还没上学的孩子送到单位的幼儿园。后来有些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听不到的话传到我父亲母亲耳朵里：秋生想在开封市找个临时工干干，钢炮想把秋天收的红薯拉倒我邻居爷爷的单位家属院卖，给人盖房子的篓子想在开封市建筑工地上找点活干干，最好能承包点小工程，哪怕是砌道院墙盖个车棚的简易工程。
父亲跟邻居爷爷的关系很好，邻居爷爷当兵时还专门跟我父亲照了张合影，那张照片还在我家堂屋的相框里。父亲也是干建筑的，还是个领队的，带着十几个掂瓦刀的泥瓦匠和一群干杂活的小工，给周围几十里的人家盖新房子，是个很有名气的领队。篓子到我邻居爷爷家找开封市的建筑活之前，肯定打听过我父亲无意去开封市找活干，才有了拍响邻居爷爷家大铁门的勇气。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夜。我家院子里十几棵榆树长出绿油油的叶子，它们有碗口粗，父亲母亲望着它们就像望着我一直长高的个子。几年以后，这些榆树就是我新房上的大梁檩条，它们和我一起等着我的还不知道高矮胖瘦的新媳妇。粪坑旁是棵楝树，正是开花时节，浓浓的楝花香熏浓了夜色。即便院子里不开灯（实际上没有哪家在院子里扯电灯的，省电），也没有月亮，照样看得见那些又小又密的玉米粒大小的紫色楝花，像夜空中不甚明亮的星星。虽然不甚明亮，却没有人否认楝花的存在，因为浓浓的中药味儿的楝花香似乎把那些让人烦恼又无可奈何的蚊虫都赶跑了。对门邻居家的热闹持续不了几天，作为主管技术的副厂长，邻居爷爷的假期不会很长，特别农忙时节，每个庄稼人都累得不想抬腿不想吃饭的，谁会那么没眼色上门打扰呢。
不管那个夏夜我家对门多么热闹，父亲都没心思去听副厂长爷爷的高谈阔论，因为父亲母亲装了一肚子心思，连正读初中的我也装了半肚子心思。几年以前，父亲母亲在村子里还抬不起头，因为是地主成分。爷爷的绰号闻名周边数十里。我伯父初中毕业后被招工到开封市机械厂当钳工，技术很好。开封市机械厂生产的大型收割机销往内蒙古东北部中苏边境小镇拉布大林国营农场，因为地域偏远，开封市机械厂没人愿意跟去做技术服务，可能考虑到偏远地区离政治运动的漩涡远些，大伯去了拉布大林，后来工作关系也调过去，娶了当地姑娘。我的这位大妈后来因为阑尾炎手术刀口感染导致不利于生育。大概是1970年，刚在拉布大林安顿下来的伯父终于因为运动波及被劝回原籍。跟着大伯回到豫东的大妈喜欢上我七岁的哥哥。1971年，拉布大林农场因急缺技术能手，再次召回大伯，大伯大妈临走前和我父亲母亲商定，等大伯回到内蒙，工作稳定下来后把我哥哥接走。看着天资聪慧的儿子，父亲母亲还是狠下心，我哥哥呆在豫东老家，不管如何聪明也上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招生是推荐制，那些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弟还排不上队，怎们能轮到地主成分家的子女？不要说上大学，连媳妇也娶不上啊。而对门邻居副厂长爷爷的日子和工作情况都在父亲母亲眼里，都在夏夜一声又一声的敲门声里。哥哥跟了伯父，最起码有考大学的机会，就算考不上大学，也能当兵，复员后照样安排正式工作。不想当兵，大伯退休了，哥哥还可以接大伯的班，不管说到哪里也是月月拿工资的国家正式职工啊。
1972年春天，哥哥到拉布大林。1984年，哥哥正在紧张备战高考，不曾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同样因为家庭成分，我叔叔始终没能成个家，1983年底从豫东平原起身到内蒙投奔大伯。此时大伯也早已从拉布大林调到呼伦贝尔市工作。我叔叔想在呼市找个工作，有了工作，也能找个媳妇成个家。但由于大妈从中作梗，叔叔只在呼市带了三个月，过完1984年的春节就又回到豫东老家。我能想象叔叔到了大伯那儿，我哥哥该有多高兴，又多了一位亲人呀。但大妈所作所为总经不起推敲，何况我哥哥到内蒙的第二年，她就把自己妹妹的儿子要过来，随了我家的姓，上了我大伯家的户口簿。
1984年4月16日，大伯来信说哥哥去了内蒙以后一直表现很好，懂事有礼貌，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几名，是老师看好的大学苗子。但是自从小三（我叔叔乳名）来后突然变了一个人，处处跟大伯大妈对着干。5月1日大伯又来信说，我哥哥考上大学，他一分钱也不管，考不上大学也不给他安排工作，谁让他闹得凶。信的最后挑明了让父亲母亲把我哥哥接回来。5月23日大伯来信中转述了大妈的话，说我哥哥对他的亲大伯还这样，如果亲大伯先走了，她这个外姓大妈还不知道靠谁呢。5月23日后大伯还有封来信，我还记得父亲母亲在灯下给大伯写回信的情景，母亲口述，父亲执笔：给你送去的是好胳膊好腿儿的健康孩子，接到手的孩子少半根毫毛，就不是不认你这个哥的事了，跟你三四个月的弟弟回来了，跟你十二年的侄子也要回来了，你就等着外姓人给你养老吧，有人惦记着你的退休工资哩。张家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张家的孩子在内蒙在河南都能考上大学。
父亲去内蒙那些天，我写完作业已近半夜，弟弟妹妹都睡了，母亲仍在院子里坐着，看着夜空。母亲认识好多星座，记得她说过最不敢看的是老人星，是受苦受难的老人面相。我无数次按母亲指的方向仰望星空，始终没有看出那张受苦受难的老人的面相来。母亲见我也坐下来，问我，你爹跟你哥该走到哪儿了呢。
可能是回信中母亲的话起了作用，父亲还是一个人回来了。父亲拿出大伯激怒他的那封信，大伯接过来直接撕碎了，说，自家的孩子，我几句气话你还当真。
快到秋天时，接到内蒙发来的电报，哥哥考进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的一所工科高校，我仍记得哥哥的班号：8540班。那封电报是晚上父亲在厨房灯下大声读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坐在星空下的院子里听了，欢呼起来。
1991年的一个初夏之夜，父亲在厨房灯下大声读一首只有六行的小诗，那是我发表在中国地震报文学副刊上的诗歌处女作。几十天后的集市上，村委会干部转交给父亲那张只有五块钱的稿费汇款单时说，大儿子考上大学，二儿子又在北京报纸上发表文章，你们老张家又要起来了。
我总觉得城市里没有夏夜，有的话，只有空调下的夏夜。都住进了鸽子笼一样的高层住宅里，如果没有空调，不能想象人怎么入睡。女作家池莉有篇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写的是酷热的武汉夏夜人们都是在下半夜到黎明的短暂时间里才能在大街上的路边睡一会儿。我生活的郑州没有武汉那么热，当然，现在武汉市民也不再睡马路边了。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彻底失眠了。那个夜晚气温不高，却是我成年记忆里第一个未眠之夜。我的体检报告里空腹血糖十三点多，给出的建议是尽快到泌尿科或内分泌科诊治。这样的建议用词，那肯定是必治不可的疾病了。再翻出几年前的体检报告，空腹血糖七点多。专门到医院挂了专家号，结果是马上住院，并且注射胰岛素。既然是住院，就得问问住院时间和费用，得准备钱，还得给公司请假。专家说时间不会太长，一个多星期左右把血糖降到正常范围内，确定了胰岛素用量，你就可以回家自己打了。我终于听明白了，虽然在这儿住了院，出院后还是要打胰岛素的，而且要一直自己给自己打下去。
忐忑万分地向连襟请教，他是肾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一堆头衔，对糖尿病诊治有一定研究。连襟先问我做尿常规检查没有，我说没有。连襟笑了，说，省会三甲医院也这样，连尿常规都不查直接上胰岛素。原来对糖尿病诊断还需要的重要指标是尿液中的葡萄糖，有人体质血糖比正常人偏高，未必就是糖尿病。连襟又说，临床诊断糖尿病有个重要指标，任何时候空腹血糖高于十一，基本可以确诊为糖尿病。连襟又给我讲了好多病理及注意事项。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给自己打胰岛素的事情，哪有心思听连襟在电话里说的那些冗长乏味的理论常识呢。连襟最后的建议是再做个尿常规，看尿液里葡萄糖情况，既然空腹血糖都十三点多了，尿液中葡萄糖三个加号也正常，只要没有酮，就可以不打胰岛素，只用口服药就可以，重要的是经常查血糖，把血糖维护在大致正常水平就可以抑制并发症。
我又跑到医院做尿常规化验，化验结果第二天才出来。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将决定我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打胰岛素。回到家里，不敢让妻子知道。好在我多年养成夜里读书写作的习惯，自然也养成和妻子偶尔分床睡的习惯。当天夜里我睡在次卧一张小竹床上，要是睡在主卧大床上，即便睡不着也断然不敢翻身，妻子睡觉轻，我整夜难以入眠，肯定会被她看出心思。小竹床铺在窗下，黎明将要到来时，我拉开窗帘，淡蓝色的夜幕中竟然有星星在闪烁。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我还从未注意过城市夜空中的星星，光线微弱，跟城市灯光掺杂在一起，缺少了老家夜空中的星光那种胆大妄为。
尿常规中葡萄糖果然是三个加号，没发现酮。恶补了糖尿病知识：首先是一种不可逆的终生疾病，全世界范围内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然后是患者群体庞大，保守估计国内超三千万，而且患者数量还呈上升趋势。几年后我突发性耳聋，由于那段时间工作劳累，加上烦心事，左耳有不间断的蝉鸣声，到连襟所在医院问诊，已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在耳鸣一星期之内就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治愈率，超过一星期，基本没好办法了。连襟分析也可能因为我的糖尿病控制不理想导致的听觉神经损伤，劝我干脆在医院调养些日子。
由血糖稍高到发展成糖尿病，由于缺乏常识导致突发性耳聋，两种都是终生疾病，都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并且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形成的恶果。
无知和缺乏敬畏，终于让我吃了大苦头。
因为突发性耳聋在医院调养十几天，连襟趁机给我普及了许多糖尿病常识，令我意外的是关于胰岛素的作用：糖尿病是因为人体分泌的胰岛素量减小，或者分泌量虽然可以但胰岛素功能减弱。口服药物的作用是刺激胰脏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满足身体循环需要，这就像鞭打快牛，牛耕地本来很累了，还要用鞭子抽打着让它加快速度，肯定会把牛累趴下。长期口服药控制血糖的后果就是有一天引起胰脏衰竭。另一方面，口服药主要通过肾脏肝脏代谢，长期口服药物也会给肾肝造成负担。相比口服药，注射胰岛素补充了体内胰岛素，可以让胰脏得以休息，而且胰岛素制剂非常安全，基本上不会给肾肝造成负担。可能看出我对注射胰岛素的顾虑和恐惧，连襟又说虽然糖尿病没法根治，只要控制好血糖水平，避免并发症，照样健康长寿。接着给我列举了身边糖尿病人活到高寿的例子。几年后逛书店，偶然发现一本保健书，书名是《怎样和糖尿病一起健康长寿》，几乎怀着欣喜毫不犹豫把它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来，带到了付款处。
恐惧大多源于不了解。不得不说，我连襟是位优秀的医者，一个“鞭打快牛”的比喻让我对给自己打胰岛素原本恐惧的心态变得积极主动。连续用了十几年胰岛素，觉得比口服药的效果好得多。前几天看到有个段子，说当下人们的窘境，挎着昂贵的LV包，包里装的却是胰岛素。呜呼哀哉！我是个连LV包都买不起也离不了胰岛素的人啊！
人生的缺憾不如意，大多是来来回回反复比较的结果。
疾病，给人肌体和精神带来的伤害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说有啥别没钱啊，他说有啥别有病。但人活在世哪能没点病呢，特别是伴随一生的慢性疾病，经常在人不知不觉时不招自来。疾病之于肌体就像美玉之于瑕疵，美玉无瑕固然是人之所向，但那是理想状态，有暇之玉也不至于失去玉的本质，暇玉共存才是常态。
我常常翻阅关于糖尿病方面的书籍，也存了一些，包括那本《怎样和糖尿病一起健康长寿》，书名不仅励志，简直富有哲学神韵，甚至是一种神谕。
然而，疾病不单和我如影相随，还找到我的孩子。老大身上有块黄豆大小的红斑，刚开始我没在意，有天孩子侧身午睡，我盯着红斑看了好久，没来由地想不会是常说的牛皮癣吧。赶紧带孩子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看大夫，果然是。几剂中药下去总算好了，可是孩子上大学后养成熬夜喝酒等习惯，身上又时不时出现小红斑，如米如豆。虽然红斑不大，偶尔才有，妻子还是心急如焚，家里一个糖尿病就够她操心了，又出个也是不容易治愈的皮肤病。到了今年，新冠疫情第三个年头，上高中的老小拉肚子，常规化验中发现血尿酸高，才知道过去人们担心的血液“三高”变成现在血压血脂血糖血尿酸“四高”，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咋会血尿酸高呢。专家说现在小孩子血尿酸高的不在少数，跟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交代了多饮水多吃清淡食物，忌豆制品海鲜啤酒瓜子等。专家不建议吃药，吃了药降下去了，停了药又反弹上来，最根本的在于多喝水改善饮食习惯。我想，上高中的孩子在学校紧张成什么样，怎么能不停喝水不停往卫生间跑呢！
我自己照顾自己的血糖已经很麻烦了，把孩子们需要照顾的麻烦都转加到我身上来吧，反正我也不在乎多一点两点麻烦了！如果平时听别人这样说，我肯定当笑话听。但此时我的想法是真实的迫切的，如果有那么个祈求如愿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下一切去祈祷，不在乎路程千万，不在乎千遍万遍。
某个夜晚，我会毫无征兆地失眠，小区北边是横贯城市东西的主干道，为缓解交通压力，建成了高架快速路。失眠时觉得高架桥上行驶的汽车噪声特别大，还能听到楼下夜归人停车锁车门的声音，清洁工清扫路面的声音。即便拉开窗帘，也很难看到星光。
城市的夜晚还能有些什么呢。
再也不会有记忆中的那些夏夜了，豫东平原上那个几千人口的小村和许多村子一样，横贯村子中间的省道两边全建成了高楼，成为一道繁华的商业街，商业街一直往东，和十公里外的县城连接起来。村子里红砖蓝瓦的老式宅院已不多见，绝大部分宅子只留出很小的空地，几乎所有的空间都建成两层三层的小楼，内部结构也按照城市套房的布局设计，十之八九的院子里看不到树，我始终认为树是自然村落的象征。楼房越盖越多，村子里的人却越来越少。好多人家的小楼盖起来了，在城市又买了房子，小院子独自品味孤独，两扇高大的铁门几年不曾打开。
在开封船舶修造厂当技术副厂长的邻居爷爷三十多年前带了家眷，全家五口人定居开封市，曾经的红砖蓝瓦的房子拆了，重建成三层小楼，大客厅还是挑空的，小楼建好后却从没人住过，而邻居爷爷早已作古。当年敲响邻居院门的人或已作古或两鬓斑白。2020年五一节，新冠疫情笼罩下的豫东平原刚刚解封，我八十岁的父亲也驾鹤西去。因为是地主家庭成分，当年我哥哥考上大学的消息曾传遍周围十几个村子，现在哥哥正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哪家孩子高考，不是考上“985”“211”高校，再也不会引起关注，中青年都在外打工，也缺少了关注群体。村子里再也寻觅不到当年暗涌的激情与躁动，更多人城不城，乡不乡，工不工，农不农，商不商地品砸着岁月的苦甜酸涩。
夏夜从不曾改变容颜，只是夏夜里的人已改头换面。定居城市三十年，夏季来临，暮色四起，我会用鼻吸，用眼睛，用心灵，搜寻着那脉再也不曾遇到的散发着浓浓中药味的楝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