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苦恼

骆丁光

新学期开学后，有几个月没有与曾诚见面坐聊了。我与他同一个村的老乡，小学中学同学。我们是儿时的玩伴，经常一起上山岭摘野果、下小溪捕鱼，一起在老屋捉迷藏。随着年纪的增大，觉得孩提时的感情弥足珍贵，不会随着岁月的冲刷变淡，只会越久越浓。他在学校几公里外的一间电子厂打工。正好周六，我想去找他聊聊。他租住在老村。我好不容易在路边找到一个车位，把车停好后，走路转进小巷。小巷太窄，车无法开进去。本来一早我就想过来，他讲白天要上班，叫我晚上过去一起吃饭，我想正好。

我拎了一大袋子东西，汗流浃背。老村有老村的好，虽然居住环境差一点，但显得静谧。我敲开一栋两层的出租屋的门，他租住在一层。曾诚的一对儿女跑上来，帮我拎东西。他儿女都在读小学，活泼可爱。我叫他们活宝，大的叫大宝，小的叫小宝。

曾诚的妻子要在工厂加班，只好曾诚一个人在厨房里做菜。我说：“老同学，不要弄那么多菜，吃不了那么多的。”

曾诚在厨房里被油烟呛得咳嗽几下：“就几个家常小菜，好久不见了，总要喝上几杯吧。”

大宝小宝给我沏茶倒水，还洗干净水果端上来。我说：“大宝小宝，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样？我感觉你们进步不小，现在都会招呼人了。”

大宝说：“唐叔叔，我全班全级第一。”

小宝说：“报告唐叔叔，我全级考第二，没人敢考第一。”

这对小孩讲话老道，比一般同龄人成熟。这可是学校教育不出来的。没多久，开饭了，端上一大桌子菜。曾诚还是小时候的性格，待人热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实在不行我叫代驾。我也有一段时间没碰酒杯了。我给大宝小宝夹上菜，就开喝了。酒过三巡，这酒劲一上来，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说：“阿诚呀，你要考虑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老是这样租房也不是办法，细水长流，你这一套老房子都租了好多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吧。安居才能乐业。其实，你交的租金都够你交买房子的首期了。”

曾诚说：“我也想呀，现在房子那么贵，一年比一年贵，我哪里买得起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两个小孩读书，没有关系进不了公办学校，积分入学申请又申请不到，分数不够。还好，他们还很争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也算给我长脸了。”

我说：“九年制义务教育都实施那么多年了，农民工子女读书还是个问题，无法享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我又当不上校长，帮不上你我也渐愧。”

曾诚说：“老伙计，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帮不上忙，我理解。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不肯帮忙的话，我就一定会怪你，肯定与你断绝来往。”

我说：“还是你懂我。我一个教书匠，真的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也曾找过校长，也去教育局求过人，但这个社会很现实。况且，这里外地人多，有五六十万人，学位紧张也是事实，他们的确很为难，不敢开这个口子，毕竟那么多人盯着呢，哪个也不愿意担风险。”

曾诚说：“我知道，我理解。外来工这个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城市来讲不能没有，却得不到城里的好处，又不能回家去呆在农村谋生，就好像处在水中的人一样，两边不靠边。”

我仰头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曾诚说：“外来工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被遗忘在一个角落里。现在民办学校一个学期收费六七千元，即使是国家减免的书本费用，学校也吃进去，但家长又不敢去投诉，孩子在人家学校读书，怕学校和老师使坏。对我来讲，两个小孩读书已经够让我受的了，反正一年下来我的工资全部给小孩读书用掉了，我老婆那份工资就存起来，等将来他们上高中念大学用，哪里还有钱剩下来买房子。”

我安慰他：“别急，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一定会有办法的。”我陷入了沉思之中，觉得自己作为民主党派成员，是不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现有的渠道，好好反映进城务工人员亟待解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问题。

告别曾诚，我坐上由代驾开着的车，农民工子女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不是小事，事关农民工下一代。透过车窗望着街上的车水马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