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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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丁光
一
读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本乡土教材读物——《故乡情》，收录了广东省龙川县籍作家萧殷、谢蓬松、邓华棠的事迹和部分作品，这本书我不知看过多少遍，激发了我的文学梦，盼望日后自己也能以文谋生。除了爱看书刊杂志外，我也提笔写点东西，把自认为写得比较好的用于投稿。
中学毕业后，家里供不起我继续读书，我便外出打工，踏上了漫漫的打工之路。其实，那时我想当个为人师表的教师，所以中考我报考了师范学校。1994年9月的一天，我在河源市新港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姑父风尘仆仆赶到工地，说你爸到了河源市区，叫我尽快收拾东西回家。“你在《河源报》发了一篇文章，寄来了24元稿费。”父亲说带我回家，跟随熟人去东莞找我表哥邬亮平，进酒店的厨房做工。多年以后，我才看到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发表在《河源报》的《一件小事》。那是篇小小说，600多个字，讲得是“我”买作业簿时，明知店主多找了钱不出声，走时忘了拿作业簿，不过店主却提醒“我”，两个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94年9月27日，在邬亮平的关照下，我入职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的一家宾馆，月薪300元，做得是“打荷”。“打荷”其实是厨房里的杂工，也是学徒。我是个新手，毫无经验，又没有熟人指点，为此我没少受气。一次表哥从东莞来探望我，当时我正在上班，发现用于抹盛菜碟的手巾不见了，遭到厨房主管的责骂，邬亮平也骂我“活该”。满腹委屈的我再也禁不住，泪水哗地流下来。现在看来，厨房主管骂我是在泄气，邬亮平骂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995年3月，石湾那家宾馆的厨师、厨工全部被解聘，我来到邬亮平任厨房主管的东莞市石碣镇东江边的一间酒家，开始学做“上杂”。打工的厨师、厨工，往往都是漂泊不定，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上杂”就是负责炖、蒸、扣等烹饪的工种，如果做“头杂”，那就是个师傅了，我做得是“二杂”，还是个学徒。有一天上午切葱丝，我稍不留神切中了左手中指，鲜血直流，跑到诊所逢了二针才止住了血。那尖锐的钢针穿过肌肉，撕心裂肺般的痛疼真让我难受。半年后，在邬亮平的关照下，我当上了“头杂”，不过工资却比原来的师傅少四百元，因为毕竟刚出师不久，技术还不太过硬。做了好几个月师傅，我的工资还没加到一千元，于是我便打算“跳槽”。
此后，我来到东莞旗峰山下的一间菜馆做“上杂”，但没做多久就被解聘。之后又漂泊到佛山、广州的酒楼打工。记得在广州新市那间酒楼打工时，那是间新开张的酒楼，我们这班人参加筹备开张事务，活儿多又重。1997年除夕，那天的早上一起床，大家才知道被炒鱿鱼了，而且是统统被炒，老板也没有因是年关多给一分钱。我和邬伟平表哥夫妇及邬志强一行四人，坐上1997年最后一班开往家乡的客车，在刺骨的寒风中回家过年。邬志强与邬伟平同村，邬伟平也是我的表哥，即邬亮平的弟弟。
二
1998年3月，邬亮平在广州天河区沙河顶一间酒楼了出任行政总厨，我又跟着他干。在繁忙劳累的工作之余，我经常买一些畅销的打工杂志来看，在字里行间品味打工的无奈和快乐。看书，成了我最大的快乐。从1994年后的那三年里，我只写了三四篇稿子投出去，均石沉大海。
1999年《湛江文学》举办命题征文：我第一次外出打工。看到这个命题征文启事后，我的脑海无法停止回忆，躺在床上辗转不眠，深夜12点从铁架床上一跃而起，一气呵成几百字的短文。第二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入信筒。此前我跟邬伟平说过想写篇文章来发表，他说你什么水平呀，能写得出文章发表？如果能写文章来发表，就不用在厨房里干活了。
一个多月后，我的征文稿《我的做厨生涯》发表了，还配发了我的一张生活相片。这是我发表的第二篇作品。这次意外的成功，拾起了我对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作为一名打工厨师，我非常熟悉打工生活，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不少酸甜苦辣的打工故事。我身上的每一粒文学又细胞燃烧起来，欣然报读“文学创作函授班”，一边学习一边写稿，创作水平得到逐步提高。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潜心于看书、写作，并且乐此不疲。一天上班十多个小时，浑身汗流浃背累得就像散了架，下班回到宿舍我照样坐在铁架床沿上写作，稿纸放在膝盖上用杂志垫着。那时住得是集体宿舍，人家打麻雀赌钱，我照样专心写稿，真有点雷打不动的味道。我写的打工故事、小说经常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南方都市报》、《西江文艺》、《天南》等报刊都发表过我的作品，成了个名副其实的业余作者。随着发表作品数量的增加，我也有了一点点的知名度，算得上是当时打工作者群中比较勤快一个作者吧。不时有稿费单飞到我的手里，有时一个月可以领四五百元稿费。
我跟着邬亮平在沙河顶那间酒楼做了三年多，写下了上百篇作品，发表了几十篇。在这期间，我也结识了一些编辑、作家等朋友，见过知名打工作家周崇贤，得到过他们的点拨。
2001年年前，我漂泊到深圳龙岗区横岗镇的一间酒楼打工，做“二杂”。刚好做了20天，我就辞职不干了。也许是我烦倦了枯燥乏味的做厨生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友王念平告诉我，家乡的《河源报》将扩版升格为《河源日报》，需要招聘文字记者。
三
2002年3月，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我带着20多篇作品挤进了河源日报社，做一名签约记者。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在该报社做签约记者，没有底薪，不报销车旅费，不参与分配报社的任何福利，只拿稿费。我当时在社会生活部，社会生活部的毕主任对我说，你学历不高，敢来就不错，这说明你有勇气，这种精神可嘉。一个月跑下来，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顶多只够我一个人生活。可是，我的家庭负担很重，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几乎压全部在我的身上。大概做了两个月吧，我就只好不干了。之后失业了几个月时间，不过还是呆在河源市区混日子。
说实话，虽然我学历不高，但对文字的悟性极高，甚至有些词汇根本没学过，但也能做到准确运用。作为媒体一个新入门的人，我只用了个把星期就基本可以独立采写了，可以说上手比一般的人快得多。那时一个叫姜四清的记者，带我到东源县上莞镇采访一次后，我就敢开始“打单干”了，夹着个皮包去采访。
后来，我跑到惠州麦地南路附近的黄田岗的一间酒楼打工，我老婆也在惠州打工。但那间酒楼没生意，好像也是做了两个月就关门了，我又一次失业了。
2002年10月，我被《惠州速递》聘为采编，《惠州速递》是一份专门刊登广告的刊物，采编就是广告业务员。刚开始我是走路去拉广告的，一个叫张东梅的女同事出于同情，借给了我一辆八成新的单车，可是我很久没踩单车，踩了没几天，竟踩出了附睪炎。后来这辆单车被偷了，但她没叫我赔。我买了辆旧单车，还是踩单车去拉广告。
一个在麦地南路经营纯净水的紫金人，叫我先免费给他做点文字广告，试一下广告效果。我依照他的意思做了，拿着刊物送给他，问他是否投放广告。他不但连半个谢字都没有，还拿出匕首对着我，大声嚷道没有效果，不登广告。这个脸上有一块刀疤的人，没给他做免费广告之前就很热情，每次去找他都筛茶递烟，给人家一种他想做广告的错觉。顿时，怒火在我的胸膛燃烧起来，说你敢动我一下，我就做掉你。他不敢轻举妄动，我也就此罢休，愤然跨上单车离去。
2003年4月，我在《惠州房地产》杂志社兼职，还是当采编。不过，在这间杂志社除了要拉广告外，还要采写房地产业的报道。
有一天上午，我到市区一家居装饰市场拉广告，我准备给那个市场的商家派发刊物，争取一些广告客户。我走上市场的二楼的过道，一个保安冲过来，大声喝道干什么的。我说是广告业务员，来这里发报纸。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一把抢去我手中的报纸，我随手一抓，报纸散落地上。我被激怒了，挥拳与那个保安对打起来，吼道我不偷不抢的，你凭什么抢我的报纸。就在那个保安要被我打倒时，一个商家闻讯跑出来劝架，挡在我和那个保安中间。为了讨个说法，我向市场经理反映了事情的经过。经理说要调查清楚后给我一个答复。但事后，那个经理并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在惠州做广告业务员、杂志采编一段时间后，再加上家人被恶人欺负，我意识到，离开了文字工作，我的人生便失去了光彩，渴望重新到新闻媒体做记者，用手中的笔匡扶正义，不但保护自身的权益，还能为弱势群体讨个公道。
我曾在杂志上看到一句话：机会只会光临有准备的人。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打字，还函授攻读新闻专业。那时没钱学打字，100元的学费分两次交，先交了50元学几天后，等有钱再交50元。
2003年10月9日深夜，我听到周围的住客都熄灯睡觉了，还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鼻鼾声。我提起收拾好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走到路口叫了辆摩托车，往惠州汽车站的方向驶去。从出租房走到路口的那一段路，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假如被看房的抓住，不打成残废才怪呢，我可是好几个月没交房租和水电费了。不是我不愿交这些钱，实在是没有钱交呀。在汽车站附近的一间旅店，我花了40元开了间房。刚走进房间里，窗外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看着大雨中的城市，我想好险呀，幸好跑得及时，否则肯定会被淋得全身湿透。此前，我到东莞虎门报社面试，该报社的总编辑答应让我去试试记者这个职位。
在惠州期间，我在铁架床沿写下了几十篇小小说，在《惠州日报》、《飞霞》等报刊发表了几篇，其中《三轮车夫》在东莞参加征文，还获得了优秀奖。
四
2003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东莞市虎门镇，没有一个熟识的人，见到一张张冷漠和陌生的脸孔。报社给我安排的宿舍是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杂物，只有一张破旧的床，沾满了尘土。我记得在虎门的第一顿晚饭是在大排档吃的，吃得是辣椒炒牛肉的快餐。本来不吃辣椒的我，也许是心里太压抑，吃点辣椒刺激一下自己的神经吧。扒完了几口饭菜，我打电话给住在娘家的妻子，接电话的是丈母娘，听到电话那头她老人家的声音，我忍不住哭了。这是我打工生涯中的第二次流泪。
报社没有饭堂，员工吃饭的问题自理。由于当时我经济不太宽裕，一天一般吃两顿，中午在报社后面的大排档吃，5元一餐，到了晚上，我就到宿舍附近的市场斩2元钱的烧鸭，再到小食店买一碗粥和两个包子共一块五毛，这样我吃一顿也就是三块五毛，比吃5元的快餐省了一块五毛。这样的生活，直到2004年3月份，妻子从家里下来后方才结束。
2003年12月，副刊编辑离职，报社让我当副刊编辑，并要负责新闻版的文字校对，我欣然接受。虽然此前我没做过编辑，但对文学稿的选编，我并不陌生。因为以前与文友的交往中，听过不少关于编辑副刊的话题，我也懂得如何选稿、编稿等。
根据报纸副刊的特点，我按照增强可读性、文学性、趣味性的原则，对副刊进行了改版，得到读者和报社领导的肯定。此外，我还有新闻采写任务。由于工作量太大，我负责的校对工作时不时会出一些错误，导致那个总编辑大动肝火，对我意见颇大。因此，我要求调离编辑部，做回一线记者。当初那个总编辑不答应，说你在我这里打工，做什么工必须听我的安排，但几经交涉，他还是把我放回一线做记者，负责城建线新闻的采写。
2004年6月21日，我毅然到东莞长安报社当记者。那时长安报社已实现了无纸化办公，用电脑写稿，不用在纸上“爬格子”了。但对我而言，真的有些难，我只会打字不懂其它操作，并且打字也不快。我拿出以前死记硬背的功夫，在同事的帮助下，大概四五天后，我就适应了无纸化办公的操作。
刚到长安，我也是没有一个熟人。
作为记者，必须对一个地方的情况做到基本了解，才能采写出社会新闻，才能少出一些差错。试想，一个记者对街道的名称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写出好新闻来。所以，无论刚到虎门，还是后来刚到长安，一有空闲，我把地图放进裤兜，一个人在街头巷尾转来转去，靠双脚丈量一个地方，从而熟悉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的皮鞋都破得特别快，一般穿破两对皮鞋后，我对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也就熟悉了。出身于农家的我，天生不怕吃苦，勇于拼搏，具有坚强的韧性，所以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
做记者以来，我尽可能把目光投向打工族，关注我们这些打工族的工作、生活等，也曾数次使用舆论监督的力量，为打工兄弟姐妹讨回薪水，为在“黑职介”受骗的求职者讨回钱财。我采写的新闻作品，每年都有上百篇被《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东莞日报》等省市大报转载。2005年，我有两篇新闻作品被《人民日报》转载。
奋斗于新闻媒体以来，历经坎坷，饱尝沧桑，我每挪一步都非常艰难，然而，执着的个性及对文字较高的悟性，撑着我一路挺了过来，无愧于记者神圣的职责。我，实现了以文谋生的梦想，从事着我喜爱的职业，在挑战中体会无奈和快乐。我将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跑下去，采写更多的好新闻奉献给读者。
当我坐在办公室里敲完这篇稿子，已是傍晚时分，透过玻璃窗，外面雨过天晴，绿意盎然。（本文于2006年12月获广东省“怀抱理想，快乐打工”农民工征文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