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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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丁光
我常常想，倘若我的妹妹没有夭折，现在肯定已经成家立业，和我一样有儿有女，和我一道抚养父母，和我一样教养儿女。我的印象中，妹妹只小我一岁，估计出生于冬天，取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冬梅。哪个长辈取得名字我无从查找了，寓意她像梅花一样，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傲然挺立，坚韧挺拔。
时光飞逝，我已经忘记妹妹的容颜，她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小女孩，不喜多言，但能一言惊人，家人说她好精，就是人聪明的意思。那时我一家人住在老屋。老屋建在公路下，是一个具有客家建筑特色的大围屋，上栋下栋左厢房右厢房三天井，气势磅礴。假如祖上没有殷实家底，不可能建起如此大规模的围屋。相传祖上请人放马，曾有十几担“书笼”。“书笼”是以前客家地区读书人用来盛装书籍的竹器。这就印证祖上是书生之家，家世显赫。有时同屋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大家你追我赶好不热闹，妹妹会跟着我一起玩，但她从不叫我“哥哥”，只喊我的乳名。奶奶说，你要喊“阿哥”，你哥比你大。她偏不喊，还是叫我的乳名。
那时我弟弟出生没多久，还在嗷嗷待哺的襁褓之中，那段日子应是我家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生活极为贫寒，连张吃饭桌都不像样子，甚至用“禾架”当饭桌。“禾架”是家乡的一种农具，用于田间收割稻谷堆放禾稻。我爸是个木匠师傅，却找不到木材为自家做一张新的吃饭桌，这意味着什么？穷窘之极。老屋年久失修，下雨天不少地方漏水，家里能盛水的东西都要派上用场。同屋的老人过世都在老屋善终、办丧事，空旷的老屋给人阴森的感觉，站在上厅说话会产生巨大的回声，因此生活条件稍为好一点的人家都搬进别处新建的房屋居住了。可是，我一家人却仍住在老屋，我们尚且年幼，少不更事，无忧无虑，对这些大人们都会感到恐惧的事情全然不知，无所畏惧，该玩耍照样玩耍，不管走廊过道上面架起来摆放的乌色棺材，没什么好怕的。就这样，我们在老屋里慢慢地长大，欢快的笑声在老屋回荡。
那年的阳春三月，田里已经插满秧苗，绿油油连成片，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那天清晨八点多，一家人已经吃过早饭，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老屋对面的小路上，一个原来同屋的老人撑着伞往邻镇的方面走去，会不会路滑摔倒？爸爸说老人应该是去她女儿家，可能家里没米下锅，去她女儿家要点吧。如同一池塘死水般沉静的农家生活，连一丁点新鲜事都会吸引我们好奇的目光。我跟着爸爸站在家门口看，妈妈抱着弟弟也过来图个新鲜。这时，也正是大人们不该忽视的时候，妹妹没有跟着家人出来。那张破旧的八仙桌上放着一个破旧的热水壶，沸水是做早饭时烧的。妹妹比八仙桌高一点点，估计她吃过饭后口渴想喝水。她没有叫大人倒水，自己默不作声踮起小脚跟，伸出小手去倒水，小手刚好勾到水壶的提把，水壶轰然倒下来，连同水壶胆都被摔破了。滚烫的沸水顺着她的颈脖浇下来，她发出“哇”的一声惨烈地痛哭，那恸哭撕心裂肺，那恸哭悲痛欲绝，那恸哭我终生难忘。她那柔嫩的肌肤，哪里承受得了滚烫的沸水的伤害，我无法想像妹妹所经受的痛苦，无法想像，无法想像。
站在屋门门槛上的家人闻讯而至，爸爸慌忙把妹妹抱在天井，剥掉她的上衣，给她的身上浇泠水。同屋的人说用牙膏涂抹，爸爸又拼命往妹妹身上挤牙膏。妹妹被送往镇里的卫生院救治，没几天身上起了水泡，高烧不停。卫生院的医生说妹妹烫伤面积过大，全身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的皮肤被烫伤，最好去广州的大医院去医治，大医院才有条件做植皮手术，要花好多钱，可能要好几万。对于一贫如洗的我家来说，别说医药费，就连去广州的路费都成问题，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至今我还会作不实际的假设，如果是现在或者是在我外出打工之后，即使砸锅卖铁散尽所有也在所不措，我都要竭尽所能抢救妹妹，我只有一个妹妹，只有一个亲妹妹。
妹妹在镇里的卫生院治疗了一个星期，由于家里拿不出后续的治疗费用，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家了，医生说医疗条件有限，估计没整了，也就是说准备后事吧。那时妹妹高烧不断，人已经非常虚弱了。妈妈抱着妹妹，爸爸剥给她一条香蕉，她不要，爸爸说以前她肯定会抢着吃，现在人累了，不想吃了。妹妹不吃，那条香蕉就给我吃了。我并没有感觉到，妹妹将会离我而去，离开她的家人，结束她那刚刚起步的童年生活。我天真地以为，妹妹会好起来的，还会和以前一样跟我玩耍，还会和以前一样喊我的乳名。在那物质贫乏没有任何玩具的童年，有一个自己的亲妹妹在一起玩耍，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妹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结束了只有三几岁的生命，像一颗流星勿勿划过夜空；像一棵凋谢的幼苗被拦腰折断；像一阵风儿在春天的空中飘散而去；悄悄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愿那里没有穷苦，没有伤痛，没有饥寒。爸爸寻来几块长条木板，手攥木锯切成段，给她钉了一口长方形的小棺木，小棺木还是木材本来的颜色，或许是家里没钱买涂料，抑或爸爸来不及上街买，我无法知道。爷爷是个理发师，已从县城退体在家。他手握剃刀双脚夹紧妹妹，妹妹闭上眼睛像睡着一样站立，他咬着牙给她理发，说孙女，闭上眼睛睡着了，我的好孙女呀，你以后到了那边就要好好听话，口渴了要告诉大人，做一个听话的妹子。我站在妹妹身旁，凝视着爷爷的剃刀，只见他削发如泥，几下功夫给她剃了个尼姑头。不谙世事的我，还无法理解家人内心巨大的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送小孩，家人心灵深处的悲伤，只有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才有所感触，才有所感知，才能体会到他们经受了多么巨大的伤痛和无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幼小的鲜活生命瞬间消失，贫穷的家里却又无能为力，现实的残酷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重重地打击着家人。
同村的乡亲们不约而同前来家里，帮忙料理妹妹的后事，不需要一支烟一顿饭，他们当然理解我家里的境况，不会提出任何要求。患难之际见真情。那时的乡亲们善良淳朴，不像现在这样一些同村人会以此要挟钱要吃要喝还诸多刁难，甚至不肯帮助。一串鞭炮点燃了，妹妹出殡了，两个“八仙”（家乡人对抬尸人的尊称）抬起躺着妹妹的小棺木，奶奶和妈妈瘫坐在地上，好像妈妈还抱着弟弟，她们发出令人心碎的恸哭，哭声在晚春的空中散去，伴随着妹妹远去。妹妹被“八仙”抬上山，埋葬在一个叫“零子背”的荒凉的地方。我自始至终没有掉眼泪，我那时还不知道生死离别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无法理解奶奶和妈妈为什么哭得如此凄惨。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弟弟各自成家了，从事着各自喜爱的职业，父母已经年迈了，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妹妹的离去，成为我和家人心中的缺憾。多少次在梦中，我梦见了妹妹幼稚的身影，梦见在老屋一起玩耍时的情景，梦见她即将离去的弥留之际。有一次她竟然在我的梦中说“阿哥，我好冷”，我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枕着长长的黑夜流泪满脸，几多往事升上心头。我想假如妹妹还活着，一家人在一起那该多么好多么和美呀。我的冬梅妹妹，你若九泉之下有知，你就安息吧。
常年在外以文谋生的我，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透出悲苦和愤恨。悲苦什么，是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愤恨什么，是对现实生活的残酷。我想，这与我过早地经历了生死离别具有渊源，这件事情成为我童年无法抹去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发自内心的，是别人无法理解的。这一段残酷的往事，让我刻骨铭心，让我品尝了生活的残酷和残酷的生活：不改变贫困的生活，永远无法翻身，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因此，奔走在他乡陌生或者熟悉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总是坚定一个信念，不向命运低头，努力改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