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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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登廉
记得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当时听到老师讲到“周扒皮”的“恶毒”时，不禁心生憎恨，同时也为穷苦的“无产阶级”感到无限的怜悯与同情。就在2019年12月5日，该文作者高玉宝老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2岁。虽然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但其作品将与世“长存”。
高玉宝为大连瓦房店市（大连原复县）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历任战士、通讯员、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等职。高老是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的，但因他原本不识字，文化水平比较低，故“学”起来非常吃力。《半夜鸡叫》选自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的一个章节，据说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连写带画”的，因为他有很多字不会写只好用“图画”来代替，可谓是“图文并茂”。由此可见，先生创作该作品时的艰辛程度。如“半”字不会写，他就画半个窝窝头来代替；“夜”字不会写，就画一颗星星，一看就是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便画了一只鸡代替；“叫”字不会写，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就是这么一位“奇人”完成了从一个“文盲”到一位知名“作家”的跨越，而且被众多“光环”包围着。
在当时的部队里，经常搞一些搞“忆苦思甜”的活动，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较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但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署了他的名字。
稿子见报后，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挖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个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较长的“忆苦思甜”文章。但递上去后，上边觉得还是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郭永江）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照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易其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荒草搞得快要崩溃了，后来总算通过了。但由于政治的需要不能署荒草的名字，只能署高玉宝的名字，因为这样既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又能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传身教”。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路升迁。
这就是《高玉宝》这部小说的诞生记，可谓是作家之幸，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态。当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的时候，它必然失去其应有的“光环”。
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着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说文革后期，他所在的新闻单位曾请高玉宝先生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老解答：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当时，高老说：《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ⅹ姓地主（周春富）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署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那位老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当时，该记者还采访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结果大出他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当然，站在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说是无可厚非，也是大有必要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当时，一位姓阎的老人对该记者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本来Ⅹ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Ⅹ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这就是政治的夸张，半夜鸡叫穿透时空的不是所谓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政治目的。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真相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现在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与无奈。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能以惶惑来表示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