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文学浅说

　文/罗登廉

禅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部分，曾给很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然而进入新社会，面对物欲横飞的世界，人们对禅的了解却是茫然的。但禅机却悄无生息地融入古往今来的文人的字里行间。不管是古典诗文中所描述的那种禅境，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渗入的那种禅意，都加深了文学作品更高深的艺术品位与审美意识。

西方国家的作家，他们对《圣经》的不同诠释，创作了以《圣经》为题材，或借以《圣经》之意境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圣经》是上帝智慧的结晶，文学与她联姻，会产生高于艺术本身的艺术。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对古代文人的牵制，但禅的出现其实是对“儒家”和“道家”的颠覆，使好多作家认识到，禅对文学这门艺术起到了取长补短的作用。

基督教虽然与佛教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作为人的信仰，具有同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信仰就不懂得敬畏。无论是“崇尚”哪一种“信仰”都凸显了一个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传说2500年前的佛陀曾在菩提树下顿悟，使他真正悟到了人间的情势，坚定了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决心。那么，佛陀到底悟到了什么呢？我们只能用心灵去体会。当我们的内心充满恰意与宁静、善良与诚朴、宽容与爱抚时，我们便悟在其中。这也是一个作家写好文章的先决条件。当然，这有先天因素，亦有后天修养。古人说：“学佛乃大丈夫事，非帝王将相所能为。”看来，参禅是需要天分的，搞文学创作亦是如此。尽管有些人学问渊博，却做不好文章，这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境界、气魄与胸襟。有人出语成章，笔下生辉，这是因为他有禅的境界、有文字的般若。

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强求的。刻意追求往往适得其反。如果说，我们在写某部作品时，一定要把它做成惊世骇俗的上品，可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质量平平。有时候作家随意写出来的作品，也许会流传百世。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并没有想过她会成为经典著作，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依托。正所谓“无心栽柳柳成阴”，可遇而不可求也。这也是缘分，似乎有一种宿命的味道。相对来说，禅并不是作家想介入就能介入的，她是心灵进入某种超常境界时的自然流露，借助文学语言，完成一种精皈依的话语方式。

我们再将历史追溯到唐代，那时到处是一片祥和欢乐的气象。禅在那里生存发展、枝繁叶茂。在那树阴的底下，生活着那个时代的善男信女。《唐诗》作为一种特殊生存环境下的产物，融合了当时的国家情节、家园情节及友情情节，在种种文明的透视之下，用一种清淡、空旷、辽远的禅的话语方式，抒发了人们对生存的感悟。如果与浮躁的现实生活相比，今人追逐更多的是名和利，于是人们在患得患失的矛盾之中渴望精神上的飞翔，而文学正是那双赖以飞翔的翅膀。

在此种生存环境之下，再去看看当代作家的创作。如贾平凹的小说《佛关》《妊娠》《土门》等，这批具有神秘意味的作品，将必然以“尾声”或以宿命的形式出现，而散文《秦腔》《静虚村记》，二者达到了某种默契——同样是写意的禅画，与空寂之后作者那透明的心联系起来。这与《废都》的荒凉以及作家萌发的“无”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近的。尽管生存环境不同，但文学与禅还是融洽地连在了一起。

我想，文学与禅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那便是“悟性”这两个字——到生活中去悟，到大自然中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