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我，距离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九七八年刚好十一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还属于懵懵懂懂的年纪。

童年的色彩，是记忆中最为绚丽的。春天绿荫匝地，夏天林木葱茏，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黄白斑驳，不断变幻的色彩牢牢地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他们永远是快乐的天使，将故乡的广袤大地当作游戏的乐园，肆意挥洒自己的烂漫童年。

然而，生活是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穷困作为当时生活的主旋律，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幼小的孩子们面对贫困的家境，不得不从事煮饭、喂猪、放牛、捡柴、背粪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不是游戏，更不好玩，淳朴的孩子们还是努力把它们当作好玩的游戏不停地玩下去。可是，谁能想到：这时他们天空出现的暗灰色，日后不会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呢！

很快，我就考到镇上去读中学了，饭盒里食物单调乏味，玉米沙和红薯永远在唱主角，一年难有几顿能吃到白生生的大米饭，更不用说荤腥了。在乡间，夕阳西下，群山被落日余晖抹上了淡淡的红晕，颇像一位娇羞的新娘，让人频频回首。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变幻莫测，像一位丹青妙手在信笔写意，为乡间罩上了一片神秘祥和色彩。此刻，如果空中飘来一股炒腊肉的怡人香味，我常会和其他孩子一样，贪婪地做着深呼吸，安抚我那早就群情激愤的五脏六腑，享受这一难得的傍晚安逸时光。

八十年代初，一个春天的夜晚。天空月光皎洁，大地分外光明。我们生产队的两百多位社员在队长组织下，顶着屋檐下柏木柱头上高挂的马灯，围坐一圈。女人们纳着鞋底，说着闲话，不时呵斥着在旁边跑来蹦去的孩子们。男人们大都铁青着脸，耷拉着脑袋，吧唧吧唧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点点火光和天穹疏星相映，朦胧而清晰，仿佛让人心中燃起一丝天晓的希望。经过一番马拉松式讨论，大家临近拂晓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将社员一分为二，组成两个生产小组分头劳动。一季庄稼结束后算账，产量多的小组不但组长会得到粮食奖励，而且组员也能多分几斤粮食。最后，孩子们陆续在大人的喝斥声中醒来，头顶西去的明月脚踏薄薄的珠露回家。

很快秋收结束，算账，一个小组大获全胜，增产了上千斤粮食，相当激动人心。该组组长和组员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奖励，皆大欢喜。试验结果虽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却让人们看到了吃饱饭的希望，甚至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在头脑中描绘未来种种美好的愿景。

我蒸饭铝盒里的玉米沙和红薯完全变为白米饭是在彻底的包产到户几年之后。先前的短期试验坚定了社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心，于是干部们领着社员牵着绳子满山遍野重新丈量田地，最后家家户户都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和林坡。人人喜笑颜开，和集体时的表现判若两人，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非释放不可。于是一家之主带领全家老小，白天黑夜战斗在自家责任田里，摸爬滚打，恨不得一锄挖出个金娃娃。结果自然金娃娃没有挖到，但家里一直空着的木柜和篾仓开始装上了粮食，它们多年空着的肚子终于有货可居了，社员们再也不会出现正二三月时青黄不接上顿不接下顿的困窘日子了，我自然也不用再过食不果腹的悲苦日子了。

温饱问题解决后，市场上的交易就开始兴旺起来。古老的集镇好像一夜之间焕发了青春，猪市、牛市、鸡鸭市、粮食市，开门延客，人声鼎沸，讨价还价声吆喝声此起彼伏。校园里，时髦的男生开始蓄着长长的耳发，穿着产自浙江的苹果牌石磨兰牛仔裤，嘴里哼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喜欢小说的同学不是醉心于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就是置身琼瑶的言情，沉迷其中，难也自拔。他们的外在表现不是指手画脚，就是含情脉脉，让不明就里的人颇感怪异，以为遇到了神经质。黑白电视机开始陆续出现在粮站、供销社、派出所等单位大院，二三十米高的铁杆接收天线吸引着全镇居民晚上准时前来观看，香港功夫片一开始就霸占了小小荧屏。

小镇越来越闹热了，开始出现了早期的乡镇企业，如饲料厂、食品厂等，甚至从厂里走出了着装整齐每月有固定工资的产业工人。村里胆大的年轻人开始南下闯深圳，谨慎点的也在镇上摆起理发店或副食店，过起半商半农的乡间生活。我已进入高中学习，自然无暇参与，而在家的小弟小妹却不甘寂寞，在父亲的运作下进了附近的工厂，只是由于效益不佳，几个月新鲜劲过后就卷铺盖回家来了。

小镇的夜晚月光如水，一片繁华。劳作一天的人们，纷纷踱到小酒馆里，一两炒花生，二两烧白酒，三个人，四方桌，天南海北神侃起来。再不然，喜欢喝闷酒的，呆呆地盯着黑白电视出神。这种惬意，连晚自习后上街溜达的我们学生都艳羡不已，想去效仿。个别胆大的男生，也会叫上二两酒，几把花生，几个人你啜一口，他喝一下，说也奇怪，一天的疲惫竟然魔术般地消失了。新建的影剧院前，霓虹闪烁，人潮涌动，男男女女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入场观看第二场电影。热恋中的男女你侬我侬，肩并肩手挽手进入影院，在屏幕下继续他们的甜蜜。县里最近成立了时尚的歌舞团，火爆前卫，不时前来表演些劲歌热舞，惹得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常常在晚自习后偷偷跑来观赏，平抑自己躁动的青春。

考试前一晚，我和室友小侯自习后跑去欣赏歌舞，结果第二天考试头脑格外清晰，发挥超常，居然通过了学校组织的高考预选，使原本升学无望的我又有了鲤鱼跳龙门的冲动，最终还硬是成功考入川北一所有名的师范学校。

三年的师范学习让我眼界开阔，气质沉稳，不仅认识到了祖国的伟大，也坚定了教书育人的信心。九十年代初，我回到了热恋的故乡，来到了一所乡镇中学任教。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文化气息浓厚。接待我的身板瘦削满脸橘皮的校长反复告诫：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人们尊师重教，你一定会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孩子们的。

的确，孩子们是天真纯朴、不怕吃苦的。当时每周上六天课，周六下午放学，周日晚上又收假上晚自习。在校住读的孩子只有一半，晚上两个小时自习后，百多号人就挤在一间由教室改成的集体寝室里。睡的多为地铺，稍好点的就是几根木棍搭建的离地一米的简易床。那一半无校可住的孩子，只能两头见星星的跑通学，全是步行，需知道那是十多二十公里的羊肠小道啊。孩子们读书辛苦，还要花费家里来之不易的金钱，加之农村需要劳力，所以到了初三，班里许多孩子早已辍学回家，原班人马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继续和留级复读的学生一起战斗到最后。

农村是最锻炼人的地方，尤其是艰苦的农村。随着一批批孩子的离开，很快我就在伤离别的历练中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我教过语文、历史、地理、音乐和体育，颇像人们所说万金油，还负责过学校的黑板报宣传和行政管理。

后来，确切地说，应该是从九五年开始。《义务教育法》全面实施，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如果违反,就要追究法律责任。大学生也开始不包分配，进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一九九九年大学开始扩招，几年后大学生比比皆是，再后来连工作都不好找了。遗憾的是以前的孩子享受不到这种福利，许多学生永远失去上学机会了。

转眼来到了千禧之年， 我们夫妻二人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了一个距离省城不远的著名文化旅游城市，在一所农村学校任教。

初到此地，一路行来，风光旖旎。自然条件优越，人文优势明显，远胜过去学校。在这里，我认识到自己诸多不足，开始接触电脑，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更新知识储备，并慢慢摸索属于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

光阴荏苒，时间如水滑过。由于教学任务繁忙，自己常常局限在巴掌大的校园中，殊难感受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偶然进城，才猛然惊讶于整洁的街道、林立的店铺、蝗虫般的小车、意气风发的市民，古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即使是乡下，也被称为田园城市。川西民居星罗棋布，八方游客川流不息，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我才知道有些东西不可强求，凡事要顺势而为。不再把教学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更看重综合素质；不再热衷名利，而是追求内心的宁静。

    父亲在电话里说，自从二〇〇六年农村取消农业税和提留后，大家得到的实惠更多了，都打心眼里拥护我们的党和政府，并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报答。

去年春节，我回到久违的故乡，看到美丽的川北新居，硬化的宽阔道路，清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父老乡亲，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几年不见，故乡的变化真大啊!

时至今日，校园周围的变化日新月异，全面深刻，可谓一天一个样，移步换景了。高铁已修到校门口，学校也是景区的一部分。校内建筑规划科学，设施先进，环境清幽；教育教学成绩显著，各种荣誉接踵而至，莘莘学子纷至沓来，我为自己是区域名校中的一员自豪不已。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目睹了国家的日渐强盛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也体会到了个人的逐渐成长。如果说我对社会有些用处的话，我认为是父母孕育了我的生命，环境塑造了我的性格，时间见证了我的成长，时代造就了我的辉煌。我要感恩祖国，感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