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粮

来万安山才一个多月，眼瞅着自家带来的干粮和生产大队临时接济的粮食就快吃光了，我们也不能顿顿吃野花，大人们开始为粮食发起愁来。

没有粮食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每个家庭来说，就感觉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大家凑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最后决定让舅舅跟上独眼大伯到山下找大队干部借粮食。

那天一大早，大家都站在村口目送着舅舅和独眼大伯远去的背影，谁都不肯回去，翘首企盼着他们能带回好消息来。

晌午时分，舅舅和独眼大伯终于从山下回来了。还没等舅舅开口，等急了的人们就先七嘴八舌问了起来。舅舅理解大家的心情，他喊道：“恁都静静，听俺说。”舅舅告诉大家，大队干部们说我们的粮食暂时就由大队给解决。具体办法是按人口和年龄先分给我们，等秋收了交公粮的时候再由小队提留一起还上。舅舅还说，“大队干部们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十岁至十七岁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粮食；九岁以下每人每月十五斤粮食。粗细粮按玉米、谷子和小麦7：2：1的比例搭配。”

虽然这样的规定有点苛刻，大家还是接受了。

我家母亲和哥哥是成年人，能每人每月分到四十斤粮食，三姐十四岁也能分二十五斤粮食。我只有八岁，每月的粮食就是十五斤了。对我来说，也许年龄差几岁少领几斤粮食无所谓。可对数着一粒粒粮食过日子的母亲来说，那一斤一两的粮食就不仅仅是个数字的概念。那几天母亲坐没坐样站没站相，显得心事重重。

哥哥问母亲：“娘，咱们的粮食有着落了，你该高兴才是。可恁这几天怎么了，看着是有啥心事让恁犯愁。”

“还不是因为粮食发愁，娘心里怎么能舒坦。”母亲看看我又看看三姐，就吩咐三姐领我出去玩。然后母亲才对哥哥说，“富子，云子和来福子还小，恁现在是家里的大男人，娘有事想和恁商量。就是不知道这事行不行。”母亲欲言又止，显得很难为情。

哥哥催母亲：“娘，你当家，不管说啥事，我们都听你的。”

“为了能多分点粮食，娘想、想给来福子改年龄。”母亲看看哥哥一脸的懵懂，赶忙解释说，“恁和俺都是大人了，每月四十斤的粮食少不了。云子十四岁，再怎么改也看不出是十八岁的年龄。就来福子和十岁差两岁，一般人看不出来。俺寻思着给他年龄改成十岁，咱就能每月多得十斤粮食。”

哥哥似乎有点担心，他说：“弟弟本来就瘦小不显个，谁知道这样改了年龄合适不合适。万一让大队干部们查出来就麻烦大了。”

母亲叹口气：“娘也想过这事，也担心过。可咱出来为了啥，还不就是让你们放开肚子好好吃顿饱饭，让来福子能多吃上个白面饽饽。还有恁，现在是家里的壮劳力，可身板瘦的都能看到骨头了，娘真怕你有一天挺不住了。”

“那就听娘的安排。”哥哥只好答应了。

母亲让哥哥把我和三姐从外面叫了回来。然后母亲把我拉到她怀里端详了半天，“来福子，从现在开始，有人问你多大了，就说俺今年十岁了。”母亲用手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摁了几下，千嘱咐万叮咛。

我却很倔强地回答母亲：“娘，明明我才八岁，为什么要撒谎虚长两岁。我不，我不！”

“那你就每顿饭少吃半张棒槌子面煎饼，少喝半碗小米黏粥。”母亲也假装生气了，“还有逢年过节，俺蒸白面饽饽的时候你别老俅在俺身边嘴馋偷吃。”

一想起过年过节蒸灶的时候，自己就早早守在灶边，等母亲揭开笼盖，闻着扑面而来的麦香，我怎么不馋，恨不得伸出小手立马就去抢一个饽饽，然后填进自己那早已“咕咕”吼着的肚子里。现在母亲却说到时候没我的份，自己怎么能心甘。为了那诱人的白面饽饽，我不得不向母亲投降了。

那天，万安山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干部，其中两位是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和武装部长。最显眼的是那武装部长还背着杆三八大盖步枪。一看到枪，我就想起了在家乡父亲和那些“黑五类”被持枪的民兵押上老戏台子挨批斗的样子。对持枪的人，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继而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憎恨。所以，来的这些干部中，我最不愿看到的是背着枪的武装部长。

由于我们这六户人家都是偷着逃出来的，没有当地政府的证明介绍信，更不可能有迁移证，属于“黑户”。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对我们也不放心，特别是那位背着枪的武装部长像是审问犯人一样，询问的很仔细：“你们为什么要来山西？”

“当地革委会怎么没给开证明信？”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对毛主席不忠，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破坏分子和‘黑五类’？”

……

记不清武装部长问了多少有问题的话，可我看到站在一旁的母亲额头上不停地浸出汗珠，她的袄袖子也擦湿了。

背枪的武装部长眼很尖，他突然指着母亲问：“你咋得了？是不是有啥事情隐瞒了没有向我们交待。”

“没有，没有，俺没有问题。”母亲使劲地摇摇头。

“她出汗是身子虚。前几天拾掇屋子的时候还让雷管炸伤了脚。”舅舅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他一边为母亲辩解一边对干部们说，“俺们这些人都是老实本分的贫下中农，也都忠于毛主席，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

武装部长有意识地耸耸背着枪的肩膀，用手提一提枪托说：“没有问题就好。那现在就开始逐户登记。”

登记开始了。公社干部和村干部挨家挨户询问我们的年龄大小。他们先问大人，然后再问孩子。轮到我家时，还没等干部们问自己多大了，我就走到干部们跟前对他们说，“我今年真的是十岁了。谁要是骗你们谁就是小狗。”

看到我从人堆里走出来，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干部们先是一怔，接着他们相互对视一下就朝我笑了。我不知道他们是笑我勇敢还是笑我幼稚的谎言。但最起码，他们的笑总比老家的干部在批斗会上那凶巴巴的样子让人待见。

“这个娃娃可机灵了，就是看着实际年龄没那么大。”革委会副主任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相信了我的年龄，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对记账的大队会计说，“他们这些人从山东来山西恓惶的不容易。这个娃娃一看就是缺营养，那就给他记上二十五斤粮食吧。”

干部们的很多话母亲没听懂，可这“二十五斤粮食”，她听得最清楚，吊在嗓子眼的那颗心也踏实地落在肚子里。母亲一个劲地朝村干部和公社干部说，“中，中，中！恁都是些好人，这大恩大德俺和孩子们都记着。”

从这一刻开始，在我的户籍档案里，我突然间就从八岁变成了十岁，一下子虚长了两岁。我每月也可以多分十斤粮食，能多吃半张棒槌子面煎饼，多喝一碗小米粥。过年过节的时候，还能多吃个白面饽饽。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登记一结束，全村三十多口人，能出动的都出动了。大人肩上挑着扁担绳子，孩子们背着口袋，迫不及待地去山下大队的粮食库里分粮食。

分完粮食回来后天都黑了，母亲把粮食袋子解开，一会儿捧一把玉米，一会儿又捧一把麦子和谷子，那个也舍不得放下。最后，母亲一样捡一粒放进嘴里使劲咀嚼着。此时，我感觉母亲那表情比我吃白面饽饽的时候还高兴。

我家那天的晚饭很丰盛。母亲专门熬了小米黏粥蒸了玉米面窝头，炒了土豆丝，凉拌了三姐在野地里挖的苦苦菜。让我高兴的是母亲还用独眼大伯给的那点小麦面粉烙了单饼，说是庆贺我们分到了粮食和犒劳我在干部面前的“勇敢”表现。

“看到背枪的人问得那个详细，俺就怕吓坏来福子，怕你把年龄说漏了嘴。那样咱不光少了十斤粮食，还不定又要挨什么样的批判。”母亲说着，把菜夹在单饼里卷起来递给我，“没想到，来福子比娘还能沉住气。今晚上管你吃个够。”

母亲一共烙了五张单饼，我就吃了三张。这也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饭。我打着饱嗝用手拍拍自己皮球一样的肚子，心里不由得感激自己虚长了这两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