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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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的变暖，春的气息越来越浓了。不仅冬眠了一季的小草使劲地攻破地皮把第一抹绿送给了大自然，各家各户在河滩开垦的菜地里播下的菜籽也都挣着冒出了嫩芽。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但这之前，我们只能到山上挖各种野菜，在河滩里挖蒲笋采水芹菜吃。
一开始，听独眼大伯说生长在河滩里的野蒲草能当菜吃，我们还都怀疑。独眼大伯告诉我们以前庙里有个南方来的和尚，经常到河边挖些蒲笋做给庙里的人吃。于是，在那个缺粮少菜的特殊年代里，那蒲笋成了各家各户饭桌上常见的主菜，大人小孩都没少吃。会过日子的母亲还把挖回来的蒲笋上锅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晾在院子里晒干，做为冬季的主菜。那些年，就是这不花钱的野生蒲笋接济了大家餐桌上的窘况。说实话，没油水炒溶解不了蒲笋的纤维，吃多了不容易消化。
对孩子们来说，春天最快乐的事情是拧柳哨。看着河滩里的柳树枝条退去白色的茸毛泛出嫩绿的枝丫。我和表哥表弟放下挖菜的筐子，就攀树掰下柳枝拧哨子。不一会功夫，我们就拧下一大把粗细不等长短不一的柳哨。回到寺庙院里，我们使劲鼓起腮帮子学着各种家畜和鸟鸣的声音吹起来。长粗的哨声听着很闷就像老牛叫一样，细短的哨声清脆的像那欢快的小鸟。我们的哨声在这破旧的寺庙里回荡着，仿佛成了各种动物的世界。这时候，独眼大伯就来吼我们，“娃娃们可不敢在这圣地里乱吹个啥，小心惊动了神家。到时候我可不给你们吃供品了。”于是，我们就乖乖地停下来。这并不等于我们有多听话，是怕真惹恼了独眼大伯，他就不给我们吃那些烧香拜佛的人敬上的供品。然后我们只好转到寺庙对面的小南山上继续吹。
看着我们整天闲得乱转悠，母亲就犯愁了。她就在院子里招呼大家商量孩子们上学的事。六户人家，到上学年龄的应该是七个孩子，可有两家是女孩子，他们觉得初来乍到不放心，更重要的是两个女孩子参加劳动能顶半个劳力挣工分，分粮食的时候也能多分点。要去上学的就只有我和舅舅家的表哥大太和二表弟小太，还有另外两家比我大三岁的忠子和小我两岁的祥子。一想到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又有语言障碍，大人们也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像那两家的女孩子那样让孩子到生产小队参加劳动挣公分，还是为孩子们将来有出息去上学。
在这一点上，母亲毫不含糊，她觉得哥哥姐姐们没能完成学业已经亏欠他们了，希望我能读书有出息来弥补她的遗憾。
母亲对舅舅说，“三弟，俺家来福子和恁那大太小太耽搁不少学了，再不去学校就赶不上趟，咱得想办法让他们去上学。不然孩子呆在家里不学习没文化，将来就是个睁眼瞎子。”
舅舅说，“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可山上离山下的学校五六里地远，让他们去住校，咱没那个条件。天天走着去，不仅要趟水过河，还有那山里经常出没的野兽，总叫人不放心。”
母亲知道舅舅喜欢儿子心疼他们舍不得遭罪，便说，“男孩子吃点苦头不是啥坏事。就让他们每天走着去学校吧。如果他们晌午不愿意回来，就带些咸菜煎饼将就一顿。”
舅舅觉得母亲说的在理，心里虽然替孩子们担心，却还是答应了母亲的话，“那就让他们一块去山下的学校上学吧。不过，遇到雨雪天气，咱大人们可得去接送。”
母亲说，“这事都中。实在不放心，咱就各家轮流着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去山下接送他们。”
通过独眼大伯找大队干部去和学校联系，我和大太小太还有忠子祥子就结伴到山下五里地远的村子里去上学了。
刚到学校的时候，本来就拉下一段学习时间，语言又有障碍，很难与老师和同学们交流，学习起来很吃力，便有了厌学的情绪。我们五个人就在一起商量好逃学。
瞅着大人们目送我们下山后返回去的身影看不见了，我们就到白玉河里抓小鱼、摸螃蟹，钻进蒲芦丛里捡野鸭蛋，然后钻进山里找个僻静的地方，捡些树枝和干草，用石头垒成一个窝，点燃柴火后把小鱼螃蟹野鸭蛋统统放进火堆里烧烤。尽管烧烤的半生不熟，现在觉得也极其不卫生，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等肚子填饱了，离放学的时间还早，我们就躺在山坡的石板上头枕着书包呼呼睡一觉，那感觉就像像神仙一样逍遥快活。
但这种快活的日子终究长不了，最后还是被大人们发现了。我遭到了母亲最严厉的一次惩罚。母亲不仅在我屁股上狠狠揍了十多笤帚把，疼得我几天里不敢使劲往下落坐，还让我挨了两顿饿。第二天，母亲拿了十几张刚摊的煎饼亲自送我到学校给老师赔情道歉。事后，母亲用手揉揉我红肿的屁股说，“来福子，不是娘心狠往死里揍你，是恁太不听话了。咱来这里有吃有住享福了，可恁爷和二姐却在老家遭着罪。民兵经常拉恁爷去公社里的各个村庄游街批斗。恁不好好上学将来有个出息，怎么能对得起他们。”这一刻，我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每次收到二姐寄来的信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甚至还偷偷抹泪，也是在这一刻，自己似乎长大了很多。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
在学校里，最让我头痛的事是自己虚长了两岁。同学们听说我十岁了，他们嫌我年龄大，不愿跟我玩耍。他们还围着我叽哩哇啦地嘲笑着：“山东人真笨，这么大年龄了还上二年级。”“看着个子长得这么小，年龄却比咱都大，准是个留级生。”……面对同学们的叽讽，我很想对他们说俺山东人不笨，我其实才八岁，也没留过级。可一想到那多得的十斤粮食和引得我流口水的白面饽饽，还是把委屈暂时留在肚子里，只能等放学回家后向母亲诉苦。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一扔，拉住母亲的手央求着：“娘，你快去大队和干部们说说，还是把我的年龄给改回来吧。”
“大队干部早就按咱报的岁数去公社给登记上户了。”母亲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改回原来的年龄，“咱粮食也都领了，饽饽和单饼也都吃了，这不好好的。恁为啥要把年龄改回去？”
“同学们欺负我，说我十岁了还上二年级，是个大笨蛋。”我为自己辩解着，“娘，我不笨，我的学习成绩挺好的。他们要是知道我是八岁，以后就不敢再笑话我了。”
“娘知道俺来福子是个听话的孩子，也是个好学生。”母亲抚摸着我的头，显得很难为情，寻思了很久才说，“要是让干部们知道咱虚报了岁数，不光要退回多领的粮食，说不好还像在老家那样批判咱说假话，你不怕吗。”
我很惧怕“批判”两字，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深深地烙下了印记。对父亲和那些“黑五类”来说，“批判”两字的界定已经超出了它文字本身的定义。每次开批斗会的时候，看到战战兢兢的父亲和雄赳赳的持枪民兵，母亲和哥哥姐姐们低下头，眼里噙着泪水以示对父亲的无奈和同情。我更是吓得钻进母亲怀里闭上双眼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现在自己说了谎话，干部们知道了，会不会也那样批判我和母亲？我真得不敢去想了，拽着母亲的衣襟，“娘，我害怕像俺爷那样被人批判。我宁愿同学们说我是大笨蛋，也不能被当成坏分子戴高帽子挂牌游街批斗。”
“委屈俺来福子了。”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没有再说什么，那泪水却“扑打扑打”掉在我的头上，浸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