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乡下人

城里人，乡下人

作者：刘丰歌

一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城里人，只有乡下人。当然，那时肯定也没有乡下人一说，这个称呼与城里人如连体人一般闪亮登场也是地球转了若干个圈圈之后的事。因为那是个只有残缺历史记载的时代，所以我也不知他们——我的祖先们，对自己的身份怎么称呼。毕竟那还是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的人们靠捕猎和采集野果为食，一个个部落组成庞大的群体。他们开始每天与野兽打交道，和现在的老虎、狮子、豺狼等动物相比除了可直立行走、可利用树木石块捕获猎物、采集野果之外，其它没多少区别。后来，便学会种些简单的谷物。

这个群体整体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早晨背太阳、夜晚扛月亮的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妥妥的土著——乡下人。

 那时当然也没有“城”的说法，人们与其它动物一样，天然的洞穴就是他们避风挡雨、驱热御寒、躲避猛兽、谈情说爱、生儿育女的避风港。《易·系辞》有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考古学家们从北京、辽宁、贵州、广州、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曾发现祖先穴居的遗址。

 祖先们既然是人，自然有高出其它动物的智商，除找天然的崖洞栖居生息，后来也学会挖洞穴居住，如现在农村还有人居住的地坑院、窑洞，都是老祖先的创造发明。随着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水平日渐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有了地面建筑。

当群体力量逐步强大时，收获也越来越丰富，种出的粮食、抓获的猎物不便携带，得找地方贮藏和圈养起来。久而久之便在那个地方定居，让疲惫的身体不再居无定所，让飘荡的灵魂有了叫家的牵挂。

 定居下来的祖先们，为了抵御野兽的侵扰，便在住地周围扎上篱笆，形成了早期的固定村落。经考古证实，距今7000年至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永久性的村落便开始出现，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村落。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生儿育女的事就干得多了，特别是那个叫燧人氏的祖先发明了钻木取火后，不仅能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还使人们吃上了熟食，改变了饮食习惯，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就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人口的繁盛，使村落规模也不断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捕猎和种植、养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成熟，收获也越来越多。收获丰盈的部落，有了多余的产品，可以与其他部落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当交换产品的地方逐渐固定，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

 后来，有了后来这个词，就有了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的，变化。当一些部落因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有了丰厚的收获，就会引起另一些收获甚少、经常吃不饱肚皮的部落的羡慕，想用东西到集市去交换，拿不出。饥饿忍耐到极限或犯了红眼病，心魔随之产生，要么月黑风高夜，轻手轻脚地去偷，要么聚集一群人，明目张胆地去抢。于是，一个部落与一个部落之间，为了保护食物，为了捍卫领地，便有了可防敌人进攻的城，以土为筑，以河而据。即使无河，也要挖出一条护城河来。

《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这里所说的“君”，在早期应该是猎物和收获很丰富的群体，而“民”则是收获贫乏、难以养活自己、依附在收获丰盈的群体周围的群体了。后来慢慢演变为内城为政治中心，设立有衙门，修建有皇宫、官邸，住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外城设立商业中心，有集市、酒肆、茶楼、旅店，亦有舞榭歌台、花街柳巷。住着商贾富豪，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城郭中均有军队守护。据史料记载，距今5000年左右，属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雏形城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证实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属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人的分工变细了，居住城郭中执政的官吏、做买卖的商贾等，这些在城里讨生计的人，便成了城里人；居住在城郭外那些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为官府交粮纳税的人，便成了乡下人。

二

掌握着绝对权力的是城里人，城里的官吏统治着乡下人。城里从事工商业的人既服务城里人，也服务乡下人，但他们的身份定位还是城里人。

 城里生活的人大多用脑子办事，也就是说靠脑力劳动谋生；乡下人全凭一身筋骨皮，靠体力劳动谋食。城里人住在有专人警卫守护、敲打更鼓、打扫卫生的城中。达官显贵们家中养着仆人伺候他们的衣食住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大部分城里人靠经商做买卖也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城里那些脏活、苦活、累活都交给了乡下进城打工的人。城里的乡下人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为城里人服务，换取微薄的报酬养家糊口。

城里人住的房是乡下人建的；城里人吃的粮是乡下人种的；城里人穿的衣是乡下人种的棉、养的蚕织的；城里人吃的肉是乡下人养的猪、牛、羊等动物提供的。乡下人将这些劳动成果变成赋税上交给城里的衙门，留够家人最低生活所需，尚还有一点节余，便卖给城里人，再购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那时生产力毕竟十分低下，剩余产品少得可怜，乡下人自己就所得甚少。再遭城里官吏们揩油盘剥，便常常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中唐诗人李绅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晚唐诗人于濆的“垅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投梭女，手织身无衣。”北宋中期诗人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写于不同时期或不同时代的诗，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乡下人艰难的生存现状。有意思的是，写这些诗的人都当过或大或小的官，都是有身份地位的城里人，却都关心百姓疾苦。一管管悲悯的笔，一首首锥心的诗，为乡下人发声助力，摇旗呐喊，描摹出了底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三

由于城乡的差别太大，乡下人便羡慕城里人，乡下人做梦都想过城里人那样的生活。遗憾的是，身份的标签一旦贴上，想要改换并不容易。直到时光的巨辇驶进隋朝，一缕叫“科举”的光终于撩开厚重的云层，照在了乡下的读书人身上。随着王朝那扇通往仕途的大门向他们缓缓打开，总算有机会踏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台阶了。

到了唐朝，对隋朝的科举制度又进行了诸多改革，除女人(武则天当皇帝时除外)、商人、罪犯、倡优、捕快、冷籍、犯忌讳、冒名顶替、有孝在身、身世不清白这“十类人”不能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名应考。给乡下学子提供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考中进士的人不仅可“雁塔题名”，还可骑高头大马，在长安街兜一回风，耍一回人，引得人们竞相观瞻、满脸羡慕。“昔日龌龊不足夸”的穷困，“今朝放荡思无涯”的欣喜，“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威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就是对乡下学子命运的真实写照，这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只有个中人才有深切的体会。

宋朝那个名叫赵恒的皇帝更是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些充满诱惑的“广告词”来激励那些莘莘学子。他身为九五之尊，当然不会信口雌黄，宋代的科举考试与隋唐时代比，不仅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对于屡试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再给他们一次展示才能的机会，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说白了就是既然屡考不中，那就直接找皇帝要个官当当。这政策让人刚听起来感觉有些儿戏的味道，再仔细一回味，心里似乎又有一种暖暖的感觉。皓首穷经的读书人毕竟太不容易了，熬灯费油多少个寒来暑往，最终榜上无名，的确有些残酷。能封个官当当，无论大小总算对自己的辛苦付出有个安慰，给倾力支持的家人有个交代。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黄梅戏《女驸马》中就有“我也曾赴过琼林宴”的唱词。

明朝时期，只要考上秀才，一年不仅有四到六两银钱的读书补贴，还有见官不跪，免税，免兵役和徭役的特权；中了举人就可以外放做官，成为朝廷官员了；而考上进士的基本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有了封侯拜相的可能。

那些戏曲家们也创作出某寒门学士状元及第，还被皇上选为驸马这样的剧本，在戏台上一出一出地演，一段一段地唱，给年轻的学子描绘出一个个伸手可摘的星，睁眼可得的梦。尽管历史上既是状元又是驸马的只有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2年）壬戌科状元郑颢一人。戏曲家们可不管这些，他们要的是高台教化功能，仅此一例就够了。

于是，乡下学子，发奋苦读，废寝忘食，都想通过科举这一途径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完成“鲤鱼跳龙门”的命运蝶变，将身份变成吃皇粮的官家人，变成不干体力劳动、衣食有保障的城里人。便有了凿壁借光、囊萤映雪、断齑画粥、高凤流麦等勤学的故事。有了人到中年的范进中举后的癫狂。

当然，也有子曰诗云记不住、算盘打得比猴精的乡下人，通过经商做生意，发家致富后也在城里安了家落了户，变成名符其实的城里人。

通过科举和经商变成城里人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多的乡下人祖传数代还是乡下人。乡下人想改变自身命运，还有一条路可走，便是造反。但这条路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你看历史上那些造反的人，下场大多不好。号称“大楚兴，陈胜王”的陈胜、吴广，被灭了；扬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被灭了；曾经“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被灭了；搅动北宋半壁江山的方腊，被灭了；一举推翻大明王朝的李自成，被灭了；与李自成同时起义的张献忠，被灭了；以传教为名发动群众起义的洪秀全，被灭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造反，是万般无奈之中的下下策之举。但在被饿死和被当权者的淫威折磨死的选择面前，有胆大的人宁可拼死一搏也要扯起造反的大旗，力求在刀光剑影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旦失败，杀人不过头点地，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一旦成功，换上龙袍，坐上龙椅，天下之大，唯我独尊。手下兄弟，亲朋好友，封官晋爵，改换门庭。曾经的泥腿子们，挺过刀口舔血的日子，大难不死，迎来后福，摇身一变，由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是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乡下人。

许多城里人则被一夜之间发配乡下，变成乡下人。也有城里人为避战乱之苦或仇家追杀，逃到偏僻蛮荒之地，靠耕种土地生存，又变成了乡下人。

历史如此循环往复，城里人与乡下人不停地转换角色，人们心里方有稍许平衡。那些落魄寄身乡下的人，阿Q似地常以一句“我的祖先也阔过”来自我安慰，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又以“三穷三富不到老”和“富不过三代”为自己及家庭的未来增加点希望的亮色。

偶尔也有城里人主动到乡下生活的，但这样的人并不多。春秋时期出了一个范蠡，他帮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隐退乡下，后来靠经商成了大富翁，由朝堂肱骨之臣变成了商贾巨子。汉朝的张良也是帮助刘邦打下江山后便功成身退，专修黄老之术，纵情山水之间。南朝出了个陶弘景，人到中年，正是奔仕途的黄金时期，他也辞官过上了隐居生活。据说梁武帝登基后，想请他出山继续为官，他却以画配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他画的是两头牛，一头牛无拘无束、悠闲自得地吃着地上的青草，一头牛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画上题了“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的诗。这几人本就多年浸淫宦海，深懂“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反正官也当了，手中有的是银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养家糊口的事，便远离官场的是非恩怨，不再给帝王心中添堵，择清静之地，居偏僻之乡，干想干之事，活出人生的另一份精彩。

把辞官归隐搞得人尽皆知的莫过于东晋时期的彭泽令陶渊明。谁让他是著名诗人呢，文人能把一件很小的事折腾得风生水起，这是他们的能耐。陶渊明官不大，辞官归隐的动静却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大印一放，官袍一脱，潇洒地一个转身，留给官场一个倔强的背影，回乡下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去了。悠然自得的他写了一组饮酒的诗，将其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表露无遗。其中一首竟流传一千多年，直到现在，孩子们还在那摇头晃脑地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东坡都成了他的拥趸，特意以诗唱和。你说牛不牛。

这些归隐乡下的人，要么位极人臣，钱财多的是，要么乡下有田有地，不愁吃穿，最主要的是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定力，能见好就收，敢拿官帽赌明天，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潇洒，放纵一把自我。但他们属于官场中的另类。绝大多数官员虽明这个事理，却无这个魄力。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白花花的银子和官位面前，有决心“断舍离”的人毕竟是少数。

也有朝中官员正常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这些人被乡下人恭敬地称为“员外”，人住乡下，与城中交集却并不少，因为他们的身份早已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回到乡下，还是住在乡下的城里人，角色定位并未改变。

当然，现在也有城里人偶尔到乡下生活的，这些人要么是久居闹市，厌倦了城市的水泥丛林，想亲近一把大自然，听听风声雨声鸟鸣声弹奏的天籁之音，观春花秋月、夏荫冬雪营造的自然美景，吸山间草木制造的新鲜空气；要么是为事所困，为情所伤，看破红尘，隐居乡野，为心灵疗伤；要么从小生长在农村，后来到城市工作，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故土情节越来越浓，退休后每年回老家住段时间，聊解思乡之情。他们充其量是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当发现乡下生活有诸多不便时 ，最终还是会回到城里。

 虽然历史的车轮行驶到如今，农村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观，但与城市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通过各种途径进城创业改变自身的命运，过城里人那样的日子仍是乡下学子和打工族们奋斗的目标。

四

城里人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占着绝对优势的资源。城里人的优越感便从骨子里渗透出来。有些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城里人便以“乡巴佬”“土包子”“土老帽”等不雅的称呼来贬损乡下人，嫌他们脏，嫌他们粗俗，嫌他们没文化，嫌他们没见过世面，总之都是满脸的嫌弃。

即使时光的脚步已迈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有段时间，由于国内承平十几年，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飞速上升，经济发展速度紧赶慢赶也赶不上孩子们降临人间的速度，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待业青年。政府让城里部分孩子下乡生活了几年，本是既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又让年轻人到农村接受锻炼的双赢之举，在某些城里人眼里就像孩子受了天大的委屈，处处喋喋不休。一些玩文字的人更是以“××文学”的形式把农村描述得如何愚昧落后贫穷，村上领导如何偏激霸道豪横，城里来的孩子多么受欺负多么可怜无助。仿佛知识青年就该“君子远庖厨”，不该到乡下与农民为伍。

乡下的确是落后，贫穷，乡下人是没有城里人见多识广，生活习惯也没有城里人文明，但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并不是乡下人的错。更何况乡下也没有某些作家笔下描写的那么不堪。朴实厚道的乡下人对知识青年也是非常尊重的，对他们也基本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大部分知识青年被安排在村里当代理教师、记工员、会计、宣传队员等比较轻松的工作。知识青年下乡后也为农村播洒了文明的种子，为农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许多知识青年通过在农村的锻炼，也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增进了与农民的感情，增强了身体素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温铁军教授就曾说：“正是因为这段插队的经历，我才摆脱了我身上小知识分子的气息，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去成为一名研究农村、研究农民的学者。”这些好处偏偏有些城里人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让城里青年到乡下生活了几年就有人叫苦不迭，那些祖祖辈辈待在乡下吃苦受累的乡下人作何感想？正如作家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说的那样：“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

但城里人不管乡下人的事，在他们眼里似乎城里人就应该待在城里工作，乡下人就该在乡下劳动，这秩序不容破坏，一旦打破就“糟得很”，既不合乎理，亦不合乎情，就是决策有问题。其实质说到底还是骨子里的优越感在作祟。

在某电视台一档名叫《超级演说家》的综艺节目中，一名高三应届生在演讲中调侃说他这个乡下的“土猪”就是要拱城里的“白菜”。没想到他这话在网络发酵后，评论区出现诸多贬损之词。有人说他是“病态心理”，有人说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有人说“要保护好自家的白菜远离这种土猪。”再次说明许多人的观念还是把城市与农村割裂了开来。

城里人与乡下人要有感情的融合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某些乡下的孩子靠自身努力进城工作后，与城里的孩子组建家庭，他们生活就幸福了吗？也未必，有些城里的孩子虽与进城工作的乡下人成了婚，但只认自己的配偶，对配偶家在乡下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还是持排斥的态度，很难与他们产生亲缘感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学校你就会发现，城里孩子与城里孩子在一块玩得多，乡下孩子与乡下孩子在一块玩得多，无形中分成了几个阵营。当然，孩子们是单纯的，他们只是因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很少考虑其它因素。但再过几十年你看，还是城里的孩子大多在城镇工作，乡下的孩子除少数考上大学、参军提干、或到城市打工创业成功后定居城市的外，其余大部分成了进城打工的“城漂”，年迈力衰后还是得回到家乡，在黄土地上讨生活。这些同学也很少与城里的同学联系往来。

城里人与乡下人，如两条直线，虽然也有相交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还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虽然现在农村有了长足发展，但城里人到乡下游玩一下可以，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可以，吃农家的饭菜可以，要与乡下人建立感情，可没那么容易。

五

乡下人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每天田间地头没白没黑地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不干净是没办法的事，脸上每日风吹日晒，没时间保养也没法保养，皮肤就显得比城里人粗糙。毕竟咱们国情在那摆着，受地理环境影响，平原耕地面积不多，农村机械化耕作、收割方式不可能全部普及，更多的高原、丘陵和山地还是比较原始的耕种方式。要满足全国十多亿人吃粮吃菜，除从国外进口部分外，还得靠乡下人用双手从土里往出种。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少有闲暇时间学习，整体文化程度也比不上城里人；农村环境相对闭塞，信息流通滞后，也没城里人见多识广；乡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单纯，接触人没城里人多，脑子弯弯绕的少，做事就没城里人活泛；乡下人吃的用的都比较原始、粗糙，不像城里人那样食不厌精、烩不厌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从骨子里便有一种自卑的心理。

尽管现在乡下绝大部分年轻人走进了城市，但要进公字号单位，除非你是大学毕业被正式招聘进去，才能拥有正式职工身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大部分人都是走进厂矿、企业打临工赚钱，或自己经商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哪怕你进城工作几十年，身份还是乡下人。

即使有的乡下人挣钱后在城里买了房，户籍也变成了城镇户口，但内心深处还是很难融入城市那片天，感觉城市还是城里人的城市，而自己的根还在乡下那曾经的一亩三分地扎着。如藏族作家雍措所言：“ 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哪怕他们在外面生活几年还是十几年，外面永远是外面，外面永远活不进自己的骨头里。他们在外面生活，过着外面人的日子，身体看似融进了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让他们融进，他们自己是否真的能融进外面的世界，只有他们在外面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到嘲笑，一次次在夜里唉声叹气的时候，他们才最清楚。”

乡下人也在努力学习城里人，可正像有人戏谑的那样，城里人吃菜的年代，乡下人在吃糠；城里人吃肉的年代，乡下人在吃菜；等乡下人终于可以大鱼大肉不限量地吃时，城里的许多人已被大鱼大肉吃成营养过剩，身体变成“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重灾区，开始以吃菜为主了。乡下人望着城里人的背影一直在追赶，但始终难以超越，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六

现在乡下人也越来越依赖城里人，没有城市建设的发展，没有城里人消费，乡下人到城里挣钱就难上加难。以前乡下人对城里人依附不是特别明显，他们过着极简单的日子，做饭靠铁锅铁罐，烧火用木柴煤炭，种粮食蔬菜靠自己每年精选的种子，养殖靠自己养的牲畜繁殖。现在，不行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手机、电视机、电冰箱、电饭煲、脱粒机、粉碎机等各种家用产品及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已走进农村家庭，一旦出现故障，得到售后维修点或4S店维修，自己无能为力。有些粮食种子，也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如果用自己留的种子种粮，要么胎死腹中，要么长出的苗像未足月出生的婴儿，要么成苗挂不了果，要么挂的果长着长着变成了“歪瓜劣枣”。有行家解释说现在农民购买的种子都是杂交种，杂交后代继续留种会形成近交衰退，发生性状分离，抗逆性会变差，严重影响收成。就好似马与驴繁衍的后代变成了骡，骡兼具了驴和马的优点，却没了生育能力。现在农村甚至连鸡都成了改良品种，以前那种土鸡已难觅踪影。这种改良鸡下的蛋自己用土办法孵的小鸡崽成活率也很低，许多小鸡还未成年就莫名其妙地死了。你只能到专门的养殖厂去买。现在乡下所谓的土鸡还是从养鸡厂买来的小鸡，用土法养大而已，就像给洋人吃的中国餐，洋人的基因还是洋人。

新一代的乡下人，大多到城里打工赚钱，农村少了种庄稼的人，大部分土地闲置荒芜，长满野草，或受市场经济影响，种上来钱快、见效明显的经济作物，种粮的人越来越少，传统种粮技术也面临失传的危险。

年轻人不愿种田，主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不佳，种一年田的收入不如在城里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这就严重挫伤了人们种粮的积极性，导致的结果便是乡下人不再像乡下人，农村，成了回不去的故乡。乡下人的根虽在农村，但却像风筝一直飘在城市这片天空。这是乡下人的无奈，更是乡下人的心酸。

有些乡下人经历了城市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心理走向发生了偏差，对城里人有种说不清的排斥与抵触。作家毕淑敏的《城里人与乡下人》一文中就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是她到乡下吃烤鱼发现味道特别好，问烤鱼的老人，放过什么调料，老人说只放了盐。她还不相信，老人说出了好吃的秘密，原来是他们自己吃的，“都是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卖给城里人吃的都是用过化肥农药和激素的。而他自豪的是，他的一双儿女，很快也要进城里去生活，说明他对城市生活也是充满憧憬和向往的。这也意味着他的儿女很快也会吃上乡下人专供城里人吃的蔬菜。也意味着害人终会害己，但老人可能还没考虑到这个层面，他可能还在为自己的所谓“精明”而沾沾自喜。

其实城里人离不开乡下人，乡下人也离不开城里人。城里人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服务于乡下人，使乡下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下人种的粮食蔬菜养育着城里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生活环境不同而已。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跳出这种冷漠与伤害的模式。

七

当然，也有温情的时候，有当年插队的知青返回城中创业致富后主动为插队生活的地方捐款捐物、扶贫济困，也有城里的大学生到偏远山区支教助学，更有政府主导的机关干部到贫困村当挂职村干部，还有大学生沉入农村当村官，这些都成为联系城里人与乡下人情感的纽带。

也有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善良与厚道能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发声宣传。网上曾有位女士发了段视频，公交车上，一个空座位旁站着一位农民工。别人问他为啥不坐座位，他说：“我干了一天活儿，身上这么脏，坐上去就把座位也弄脏了，别人还咋坐？”这朴实的话语，折射出的是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在我眼里，这位农民工代表的就是正能量的乡下人形象。正像拍视频的女士网上留言说的那样：“厚道的大哥，你一点都不脏，没有你们，哪来的高楼大厦？”暖人心的后续是：这位农民工就这样一直站着，车上还有许多站着的乘客，谁也没去坐这个空出来的座位。他们或许在以这种方式，向农民工表达内心深处的敬重。网上许多人点赞留言，给予了这位农民工高度的评价。

由此让我想到若干年前看过的一个广告片，好像是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广告中几个漂亮的姑娘甩着一头飘逸的秀发，画面传来的是“城里的人呀，乡下的人呀，都一样，女孩的头发呀，都漂亮，都漂亮”的歌声。那广告同样触及到我心灵深处那根柔弱的琴弦，让我满怀敬意与感动，这温情的广告词，这温馨的画面便牢牢记在了我的心里。多少年过去了，见过无数的广告，但那个广告片在我心中是最美的，因为片中的温情，因为那暖人的歌声，因为那把城里人与乡下人放在平等位置的尊重。即使它只是十几秒时长的广告片，在我心里也比某些以丑化乡下人为时髦的文艺作品强过数倍。

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乡下人不羡慕城里人了，什么时候城里人能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乡下人了，那定是一个繁盛的时代，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相信那个时代会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们也在一步步向那个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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