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丰歌
小学毕业后,我们像一群“小羊羔”,通过试卷上的分数高低,划分出两个档次,从几个乡小学和十几个村小学这些“小羊圈”挑选出来,汇集到高桥乡中学,然后到两个标着记号的“大羊圈”报到:初一甲班,初一乙班。
小羊羔们走进这个陌生的环境,相互都充满了好奇,你把我看一眼,我把你瞅一下,而一旦两人的目光不小心碰撞在一起,又会迅速扭过头去,躲避对方的目光。那一份纯真、那一份羞赧,毫无掩饰地写在小羊羔们的脸上。我这只乡下来的小羊羔属典型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上中学前,我的活动半径不超过十五公里,走得最远的地方是到芭蕉乡鸡鸣村我舅舅家,因此对陌生环境有种本能的恐惧。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当时心里怯怯的,身体如悬浮在空中,总也踩不到地面,又像绑了一道绳索,浑身都不自在。我的一双眼睛偷偷在教室睃巡了一遍,没发现一个熟悉的同学。当然没有,我所就读的村小学本来五年级全级就不到十个人,只有一个班。考上乡中学的只有三个,其他两个分在乙班,只有我一个人分在甲班。这动作纯粹是我潜意识中的一种企盼罢了。
据我小学班主任谢昌术老师说那年乡中学搞试点,按考试成绩分班,分数高的到重点班,分数低的到普通班。说我的成绩肯定能分到重点班。刚得到这个消息时我兴奋了好长时间,整个假期我都被快乐和自豪笼罩着,恨不能早点开学走进中学的课堂。并且每有村人询问时我都自豪地说我考上啦,还有可能上重点班呢!真正到了新学校,新教室,我突然又产生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虽然如愿以偿上了重点班,也就是初一甲班,我的兴奋值却呈直线下降,最终落在零点左右徘徊。
我发现也有熟悉的同学相互间大声打着招呼,或凑在耳边窃窃私语,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或女同学专属的“银铃般”的笑声。仿佛这学校就是他们自家开的,这教室就像他们家堂屋似的,心里对他们满是羡慕。特别是看到那些生活在镇上的同学都穿着光鲜靓丽的衣服,对我的刺激犹如雪上加霜。我内心的孤独和自卑感便越来越严重,像背着几十斤重负,爬着一面看不见尽头的山坡,只觉肩上的重量越来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是我在村小学从没体验过的。在村小学我们都是一群农家的孩子,家庭条件都在伯仲之间,我不笑你饭菜无油,你不笑我身上衣单。孩子的心中没有攀比心理,心态自然是平和的,相处也没有什么压力。但在中学,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差距对我造成了压抑和烦恼。我开始有些嫌弃自己,恨自己穿得那么普通,一身蓝布衣服居然那么土气,怎么也没有镇上住的那些同学穿的衣服好看;恨自己身材怎么那么矮小,身边那些男同学甚至有几个女同学都比自己个儿要高。诸多的想不通和陌生的环境将我那份分在甲班的自豪感消融得荡然无存。心想为啥不考低几分分在乙班呢,那样我就能与两个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就不会这么孤单落寞了,我们可以在心灵上抱团取暖,在一起说说乡村旧事,说说同学间的趣事,分散我的注意力,缓解我紧张的神经。
我的思绪正胡乱梦游时,上课铃声响了,我跨入中学门槛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走进了教室。班主任报名时我见过,知道他姓刘。在我的眼中,他大约四十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模样慈祥,始终面带微笑。刘老师一手拿课本教案,一手端着一个紫砂壶,走上讲台后,他嘴对着壶嘴轻轻抿了一口,然后把教案课本和紫砂壶一左一右有条不紊地放下,从粉笔盒中抽出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写下“刘运资”三个大字。他说这是他的名字,我们叫他刘老师即可,他给我们代语文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至于第一堂课讲的什么内容我早已记不清了,因为我两只眼睛一直盯在老师的身上,只记得他留着三七分的发型,举手投足透着一股儒雅的气质,讲课声音抑扬顿挫,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令我十分敬佩。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对刘老师敬重之余无形中又多了几分亲近感,这亲近感的产生或许是因为他慈眉善目的长相吧!又或许因为他也姓刘、是我的本家吧!又或许是我孤独的心灵找到了一棵可停靠依赖的大树吧!在我的印象中,他像大哥,又像父亲,反正像家里人似的。随着时间推移,班级开展各类活动,从各个小学考来的孩子们很快都熟悉了,我也很快适应了环境,并且交了一个可称之为哥们儿的好朋友,当初那种自卑压抑的心理也无形中慢慢消失了。
刘老师对学生很和蔼,很少见他发脾气。即使到他面前背课文断了片,两眼俯瞰着地面或仰视着天花板,嘴中嗫嚅着哼哼哼哼就是哼不出下面的内容,他也从不责骂,只让下去继续温习。即使谁调皮捣蛋捅了娄子,他也很少在教室当众批评,尽量叫到他办公室耐心教育,维护同学们的自尊。一些女同学今天好得上厕所都要手拉手一块去,一个就像一个的影子,明天闹别扭迎面似曾不相识,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头脑一发热还哭哭啼啼找刘老师告状。刘老师很有耐心地听她们诉说各自的委屈,像父亲似的安慰她们,一会儿找这个谈,一会儿找那个谈,直到她们和好如初。一帮男同学便颇有微词,说女同学就是婆婆妈妈的事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找老师告状,那老师一天还给我们上课不?!说得振振有词,满脸的不屑和嘲讽。但刘老师听不见,我想他即使听见也不会在乎我们这些小屁孩的议论吧!刘老师总是把班里的各类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像一个牧羊人,知道哪只羊调皮捣蛋,哪只羊性格腼腆,哪只羊是班里的小学霸,哪只羊是睡不够的小迷糊。他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时间不长,便把一群禀赋有别、性格迥异的小羊羔管理得“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
刘老师始终对学生一视同仁。同学们有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回答,不管你学习好还是差,来自城镇还是来自农村,他绝不看人下菜、厚此薄彼。我也只有在刘老师上课时敢于大胆提问和回答问题。别的老师上课,我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哑巴”,即便不会也不吭声。因为我在一次上其它课时,曾因一个问题请教老师,被那位老师一句没有温度的“自己看书去”打发,从此将我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勇气扼杀在摇篮中,原本自卑的心就封闭得更紧了。只有刘老师上课时我才能调整频道开启心门。而且刘老师总能发现同学们的特长,并着力为大家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我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只有在刘老师当班主任时在学校露过两次脸,不,准确地说是一次。一次是学校举办钢笔字展览,我因写的字工整规矩而有幸入选,被贴在学校教室外墙一块黑板上和其他十几个同学的字同时展出。那次露脸的是字,并不是我这个人。尽管如此,仍让我洋洋自得了好长时间,以致从初中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以写方块字自豪。还有一次是学校推广普通话,选普通话好的学生在全校大会上朗诵。刘老师让每个同学读一段课文,他从中选两个普通话标准的学生参加全校朗诵。我们这些平时一直操着川音的孩子突然将川音转换成普通话确实很难,就如让耍大刀的关公突然使枪似的,自己念着难受,别人听着别扭。轮到我时我朗诵了一段课本上的抒情诗。最后老师让同学们评看谁朗诵得好。大家七嘴八舌,没个统一意见。但有几个提名最多的孩子。我可怜又侥幸地被一个同学提名。最后刘老师拍板定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居然有我。当时我内心十分忐忑,自己几斤几两十分清楚,我那浓浓的川味普通话充其量就是一锅夹生饭,是品不出电台播音员那种美感的。我想刘老师能选中我只是矮子里面挑将军而已吧!最终我荣幸地走上了学校的主席台,在数百学生众目睽睽之下朗诵了一首诗。不过在台上站了不到两分钟。因为我朗诵的那首诗只有四句话,是歌颂周恩来总理的,内容是“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敬仰敌人怕。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就这么简单。这是刘老师给我选的,他把我自己从课本上选的那首抒情长诗彻底否定了。可能是他知道我普通话含金量的确不高,怕言多有失,影响了班集体和我个人的声誉吧。尽管这次亮相时间很短,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唯一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亮相,且是充满正能量的亮相。小学亮相虽多,只有一次被评为全区“三好学生”值得炫耀一下,其它露脸的时机大多因调皮捣蛋被罚站、做检查之类,那是不光彩的,更是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一次亮相,让我多年后走向部队时,敢于操着川味儿普通话一说就是三十多年,且至今不改。
遗憾的是刘老师只给我们带了半学期的课就调到其它学校去了。他走前班里的同学们都说舍不得他走,希望他继续给我们当班主任。
我没说,但我内心是真舍不得刘老师调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