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叔公

叔公病危的时候，我和哥哥去看了他，问他可知道我是谁，先是摇头，片刻之后又点头。

我于他，大概是个很一般的人，认得而已；他于我，很重，觉得这辈子亲近过的最完美的一个人就是他。

后来我来了广州，某日微信中问国春兄（他女婿）叔公可好，说是已经出（殡）了。

突然梗住。

故里人少有人去看望他，自然也少有人去参加他的葬礼，缘由是他很少参与故里人的红黑活动。

这个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爹做过老师，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头，扁嘴无牙，也有人讲起那老头在吃食堂时的往事，说他某日去食堂分粥，那粥太稀，不小心泼掉了，老头就跪在地上哭。又说他成天喊着大孙女彩云子，很夸张的语气是：那个彩——云——嘚——

这样一个人，我当然无法把他想象成老师。但他真做过老师，教过私塾，还教过高腔，我父亲就是他的徒弟。父亲好几本我曾当过宝贝偷看的曲本就是他写的。去年，县电视台记者江建峰突然发来几张照片，也是几本高腔曲本，封面上用楷书写着刘康耕三字。说是他过世的外公的遗物，曲本是他外公老师叫刘康耕的。这个人是老师无疑了。

老头过世的时候我依然是顽子，记得大红的棺材抬到墓地，丧父都散去等定位的时间，我看到一个男子在独自在棺材头边嘤嘤的哭。这个人我认得，他是县公安局的干部，长得很秀气又威武，穿着蓝色的裤子，解放鞋。那是他的制服。裤腰上有没有手枪，我不记得，估计这天是没有的了。

这个平时腰上挂手枪的男人，竟然哭了，还念念有词的，这跟我们的想象非常不吻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此我知道，男人，也是可以哭的，哪怕他是顶天立地的角色。也由此知道，一个因泼掉一碗稀饭而嚎啕大哭的人依然可以在他非常出息的儿子心中保持非常崇高而亲爱的形象。

这个可以腰挂手枪的人就是我正在思念的叔公，官名刘明湖。当时村里还有一个人配枪，那是武装部长家福，是比这个叔公更高一个辈分的宗亲。那个人配的是驳壳，类似杨靖宇使用的二十响。我亲眼见过这把枪打过汤家山老樟树上的老鸦，甚至还摸过这把枪，真不错；但年幼的我们还是知道这枪不如明湖叔公的枪，叔公在县公安局，当政保股长，应当是个好大的官。

我父亲说叔公曾在县委计划组组长，这个组长有着非常大的人事权，可以凭空给人一个吃公家饭的差事。曾跟他的学高腔曲的师兄也就是我的父亲商议过这样的事儿：让我哥去县委当通讯员，但我哥那年才十岁，离十六岁还有好几年，这就去不了，可惜了；我父亲也想某个差呢，他说，没合适的缺，县搬运队倒是要人，但我父亲那双斯文手明显不是干这个的料。

我从湖口县调到都昌县的时候，去了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带我吃饭，用好大一只苏联碗，好健的蒸饭，炒黄菜，真香。他看看我的个头，说：现在够高度了，可以当公安战士了。

这个时候他腰上不再有枪了，他的配枪本来是较高级别的，是六四，他嫌带枪很麻烦，就把枪上交了。

那天晚上他开会到十一点到房，对我说不行了，某副局长有个不争气的儿子想进公安局，为了挡住这个人，把我也挡住了。去派出所倒是行。我当即反对了：不行，我丢三落四，丢了枪可不是好玩的，又不会骑自行车，走村串户的真干不了。

第二天他带我去了人事局，也不递烟也不说好话，直接就跟人事局的人说要安排一个人去乡政府，人事局的人说靠县城的北山乡可进，周溪乡人太多，进不了。叔公也就什么话没说，问我去北山否，我说不。叔公就让我去了教育局。

后来他说我会教书，该教书，不会教书的才去当干部。

他真是这样想的，他父亲是教书的，非常尊崇自己的父亲。

后来我去了故里教书，有个同事是叔公同曾祖父的妹妹的叔子，知道叔公掌握着公安局人事大权，就买了一包两块钱的冰糖去拜了个年，就被招去做了警察。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帮人家的忙，却不会求人。

几个女儿是做着非常普通的事，有的时候，几个女儿没事做，他也不十分烦。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时他说起这事儿，他好似很认真地想好了一个二女儿的就业途径：去码头上卖面包，五分钱一个，一个可以赚两分钱呢。女儿不高兴，他就劝导：卖面包有什么不好？好着呢。做什么都得好好劳动，不劳动哪有饭吃？想这想那有什么用？没读到书就该是这样呢。后来这个女儿真的去做了，后来做了卖菜的营生，如今她孙子都读中学了，还干卖菜的营生。

他自己很长的时间掌握着很不错的人事权，却并没有用这个来为自己谋私利，大约他的思维世界里，没有这档子事。

跟他谈话很轻松，很简单，常常是什么也不用说。他对社会、对人生没有感叹，从不谈是非，不是因为怕惹事而躲避什么，他天性如此，在他的思维里，没有褒贬。

跟他一起做公的有个人叫江民才，我记得他常到叔公房间里玩，应当跟叔公很交好的，这个人后来当了县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市中院的院长。按道理叔公可以傍着他办些事儿的，叔公却从没求过他办个星星点点。对于这个人，他同样没有褒贬，只是跟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俺们那里的菜秧子（外甥）。

警察人事改革，他很自然地做了副政委后来又做了政委，不再升官，不久就退休了。

他依然穿警察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他穿衣斯文，衣服很经穿，记得到八十岁时还穿草绿色警服短袖衫，衣服被洗得严重掉纱，薄得都透明了，他依然那样穿。

就这样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公安局人事走马灯似的变动，现在的干警很少知道他是谁了。

故乡的人也不再谈起他。

偶有人谈起他，好似想贬低他，说：他呀。

没有下文了。

其实他真没有什么该遭人贬了，最多说他言语不多，不和故里人来往。

但他真没有丝毫的劣迹。

平淡做人，廉洁做官，踏实做事。

没有不良嗜好，吸烟，不多；喝酒，只在自己家里偶然来一杯。绝不发酒疯，最多就是一个人抚摸着银白的平头短发，不乏严肃地眨眨小眼，轻声地哼几句高腔。

这辈子，他学习过的文艺就是赣剧高腔曲，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唱唱高腔曲。老师是他非常尊敬的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也是他父亲的高腔曲徒弟。我父亲得势不得势的时候都喜欢拿腔拿调地唱高腔，也曾到泗山开过一个月的教馆。我知道我父亲唱得翻腔走调，一点都不好。叔公唱得好不好？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