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班往事

我故乡的中学校搞文艺，1966年就开始了。

那时只是老师要排戏，之后到公社各大队去演。我四岁，记得一些戏份上的事。一张八仙桌旁围几个人，那几个人做吃东西的样子特滑稽。脸上抹锅灰的“磨刀人”唱“磨剪子嘞——镪菜刀——”，“李玉和”就“手举红灯四下看”。哇，举灯那个人真是太威武了。后来看了电影，觉得那晚举灯人跟电影里的简直一模一样。

等我读初中的时候，恰好那两个人做了我的老师，“李玉和”教我数学，“磨刀人”教我语文。

故里津津乐道很多年，许多老师都按戏里的角色得名，“刁德一”、“胡传魁”、“王连举”……

觉得那班人真的很了不得，简直创造了一个传奇。我故里原是有很发达的戏曲文化的，高腔、弹腔、文字调都很红火，但真没出啥出色的角，多数如我父、我母，吊着嗓子“赶鸡”而已。而学校里的那些老师，却影响了男女老少许多人，以至说起某老师，保准三分钟之内会叙起当年他是怎样的正派或反派的一个角。比如我一个本族叔，中学校的第一个高级教师，人家夸他如何如何，必然会侃起他当年是怎样怎样“颤抖”着朝自己的手上“开一枪”。他演的是“王连举”。

后来我和他们共事，发现他们多数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当年他们怎么用那土得掉虱子的鄡阳古语演现代戏，实在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事儿。

到1976年，老师已经不演戏了，我们在学校里学农，本来说好要学工、学军的，但那都没条件。学校里有农场，土地真不少，我们每星期至少有一个下午要去农场种地。当然还养猪，但那事是学校里的农工做。一年下来，学校里会让每一个学生都吃一碗肉丝面，还分红薯。

据说，读书读腻了，还可以去打铁，甚至会交上非常好的运气。比如有个江大年，在铁匠铺里抡大锤，两手老茧，被路过的大学领导看到，一句话，娃你去读大学。录取了。

大学，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知道有“共大”，“江西共大”、“云山共大”，到我故里这个县，就是“新妙湖共大”。“江西共大”在梅岭，陈毅元帅写“断头今日去如何”的地方。我们只是种麦子和红薯，也种水稻。但不去铁匠铺，去了也没用，我们不会打铁。

让娃学点干别的什么吧。雾蒙蒙的年代，教育者在迷茫中思索。

那就演戏。不知是哪个老师出了点子，以前的“角儿们”一呼应，文艺班就诞生了。

学校里有很多演戏的行头。有各种非常专业的乐器。打字号，非常昂贵的东西，也有。“新四军”、“国民党”、“日寇”的军装，专门为“胡传魁”量制的大腰身披挂，“刁德一”的烟斗，都有。“驳壳枪”就很寒酸，木头的，扳机是死的，据说，当年演《沙家浜》，开枪的时候都是找个人放爆竹，爆竹有引线，不是你说响就响，就弄得人家“郭建光”开枪了，爆竹寒了引线，不响，敌人也倒了。老师就笑着解释有无声手枪的高科技。

文艺班，专门宣传新思想的，具体点，要学弦乐、管乐，打击乐和表演。这样说不行，老百姓不明白，就说学拉二胡，吹笛子，打锣、打鼓，还做戏。

于是，“密电码”、“脸红什么”之类的传说又走上舞台。我看过的一折戏是“少剑波”抒发革命斗志啥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娃子丘正生演哨兵，穿军装，端冲锋枪，很令我羡慕。那娃很老实，站那里一动不动。不跟“203首长”抢戏。这也算是很入戏的一种吧。

我的哥哥是学文艺的材料，正好比我高一个年级，论理该在文艺班了。他一根竹笛吹得那是滴溜溜天边啭到海边，没等到文艺班的成立就辍学学石匠了。

据说，学戏最笨的是老金，这娃吹拉弹唱的都没缘分，演角子嘛，也有点费老师的神，简单点说，演正派人物时他有点像反派，演反派时他却像劳动人民，那还能干什么？

我看到的老金，就是举毛主席像，那是一支有些抽象的舞蹈，所有的人都是正派，但没有具体的人物，大家都是宣传队员。一般就是最后造型的时候，老金举像框端坐中央，其余演员做出种种的造型围在老金周围。

以前的老师还在。新的老师有个叫孔林的，这才真是人精，周溪街上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学会了许多本领，吹拉弹唱的主力就是他。另外有个老师叫以撒，会画画，学校里所有的宣传画和黑体字标语都是他的手笔，他教全校的美术课。文艺班，该有美术，老师呢，必然就是他。

那笛子吹得真是好啊。不知道孔林老师是怎么教的，一个叫邱华林的学生，眨眨眼，就成了吹笛子的大爷，吹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听众的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车一帮，人无数，艳阳天，打下的谷子堆成山，白毛巾的社员把粮食装好装车，长鞭一甩，马儿跑得欢，奔社会主义大道。

二胡呢，没有《二泉映月》，有《军队和老百姓》。学生娃，拉那马尾弦，头夸张地拗过去，再拗过去。就表示那个“咱们是一家人哪才能打得赢啊……”我于是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艺术，可以夸张，可以把笛子吹得滴溜溜乱啭，可以把二胡弦拉得一抖一抖还把头歪了再歪，头发甩了又甩。

我那时差不多算个小混混，没缘分进文艺班，就会画报头，因为哥哥的人脉，认得文艺班一些人，就常常扒窗户“偷艺”。竟然也学着把《小桃红》的曲子拆开，做那1、1、2、3，3、3、2、1的组合游戏，瞎编起曲子来。

种地、演戏还“评水浒批宋江”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到了1977年冬。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民工团的一个小民工了。我在工地上赤着脚唱自己编的“石头花儿昨夜开”。工地上没有纸、笔，无法记谱，完全靠脑子记。有个本家姐姐说，麻眼你唱得真好。

忽如一夜东风来，民工团的读过高中的都回家“考大学”。连长说，那个编啥歌瞎咧咧的也去。

比我高一级的“文艺班”的角儿们，他们没来得及成为民工，是最正宗的应届高考生。

旧年，在广州见了企业家汪华明。他当年算是文艺班的骨干，笛子没放下几天就高考了，非常幸运考入了本科大学学工科。早年他因为喜欢吹笛，和我哥成了好友。他说，当年，你哥呀，要是读了文艺班，保准——保准什么呢？他也说不出，我哥确实因着当年没进文艺班而时有伤感。邱华林，那个吹笛子的，没有读大学，种地人的身份，凭一管竹笛，市里、省里，《扬鞭催马运粮忙》，忙得那是一塌糊涂。光鲜了一年又一年。

学美术的张华生，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一个很不错的电影人，他前几年画了油画《那年，我们的一中》看泪了许多人。那画我读了，我个天，简直时光倒流，活灵活现！当年，我们读书的教室、食堂、操场、寒酸的苦楝，光着脚板的学生娃，腌菜罐，破书包，尘土飞扬的操场……

以撒老师已经没了，他可能没想到他那“成年男性有七个头高”的“秘诀”能教出出色的画家。

老金，那个很规矩地端毛主席像的，参加高考好几次，最终悟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就跟爹学榨油，开了油榨坊。做了一个很讲规矩也很赚钱的老板。这个我能记起，我的母亲，收获了油菜籽，哪里也不卖，就等老金。老金收菜籽，不要人送去，亲自上户，样样跟头帮，童叟无欺。

在成都搞电力开发的曹柏平，每每出了新作品都发给我，都是《黑水河电业工人之歌》之类，作品真不错。他是策划人，也是作词、作曲人。有时演唱者也是他。这作词，高高低低的水准没有标尺，作曲呢，真不是三脚猫的功夫可以混的，他一个大企业的当家人，忙里偷闲，搞词曲创作，真是很难得的。

俺是文艺班的呢。他大学也是学理工的，管理国有企业很多年，他那做文艺人的情结还在。

“文艺班”，1976年下半年到1977上半年，存在了不到一年。真不知当年那些教育者因着什么样的思路，在风来风往的季节，开一个看似另类的班，学那些“天上布满星”的东西。

后来呢，很多人都沐浴了“星光”。

“文艺班”到底走出了多少人才？去年在广州，汪华林跟我掰指头，算半天也没算利索。

我儿子结婚，我自己设计了喜庆的仪式，其中有笛子独奏，演奏者是中学校的特级教师邱义和，当年文艺班年龄最小的弟弟，比“站岗”的邱正生还小。

吹的是《满山的葡萄红艳艳》，一曲罢，欢声雷动。

有个重阳节，中学校搞个茶话会，汪中和老师尽情地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当年，因为风的缘故，教学生《军队和老百姓》，没教这个曲子。

那些老师多数还在，“阿庆嫂”啦，“刁德一”啦，“王连举”啦，“李玉和”啦。孔林老师没有角子的称号，因为1966年开始排戏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如今也七十岁了，非常干练的一个人，满脸灿烂，拉链衫，胶底鞋，全国满地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