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之生

民以食为天，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都在千方百计为自己和家人找吃的。天经地义的事儿，说不上高尚或卑劣。因为缘分吧，有些人找起来容易，有些人却很难。实在找不到吃的，那就去行乞。

释迦牟尼佛规定佛徒是不能有财产的，因为有财产，就会有私欲，就会乱佛徒的心性。没财产就没有饭吃，佛徒必须靠行乞生存。佛徒行乞叫化缘，也称叫化。

后来把俗世人行乞也说成叫化。

讨饭好似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伸个手过去，就是硬要。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俗话说：讨饭也有赶狗难。确实，行乞是要提防狗的。狗是很有灵性的动物，护主心很强。行乞的衣着破烂，身上气味重，狗以此判断乞者有攻击性，所以会很直接地警告、驱赶乞者，甚至有攻击行为。乞者有打狗棍，也不能随意使，因为打狗忌主，打了人家的狗，就别指望讨人家的饭。老道的乞丐会很专业地使用那根棍。那棍是标志物，说明了身份，狗见得多了，也就明白来人不是坏人，不过是来“化缘”而已，讨得一点食物，结下一段善缘，乞者和施者的行为都在来生缘里载着。那棍当然也有警告恶者的意思，恶人和恶狗，不要太缺德，逼急了老子一棍过去，会碎你骨头的。

“叫化”之难，并不只在于要赶狗，更在于“叫”。佛徒叫化，只要念佛就行。对“檀越”乞施，就要为人消灾除魔，以人平安。俗世人“叫化”，当然不是念佛经，是掌彩，就是对人家祝福。

明个去（布施）来暗个来（得福）

生个儿子做道台（大官）

……

不仅仅行文要被人悦纳，还要以声乐的形式表现，虽然并没有人规定行乞该用什么样的腔调，但声情并茂是必须的，有会事的，一开声则草木同悲，石狮流泪。

乞和施，成了雨露均沾的好事。

行乞这看似什么技术也不要的行为也成了需要专业水平的行当。就说这“叫化”掌的彩，也渐渐丰富、规范起来，成了文化，有些甚至记录了历史。

《南昌道情》有这样的唱词：

今年过年不跟往年同

男女老少好凄凉

正月里日本人过得修河

二月初八就占得南昌

三月那个三哪

二十万将士大反攻啊

陈将军在莲塘又阵亡

……

在一个乞者的口中，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也被捆绑在一起了。

赣南采茶戏，是中国戏曲文化的瑰宝，采茶戏中有很重的分量是行乞歌，赣南老牌的采茶戏演员至今都会唱行乞歌，其实不仅仅是唱，还要演，需要动作，需要服饰和别的道器（如打狗棍）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行乞是不丢脸的，为了养家糊口，迫不得已，出去行乞，好似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且，行乞也是需要道艺的，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了。

我儿时，村里有个靠行乞为生的人叫钱生，是个孤儿。他行乞时正是破四旧立四新之时，所以他也就无从学得“道情”，他自创一个路子，就是背诵语录。不知经历了多少磨砺，他一个文盲真的能读出不少的语录。这很不错，同是没有文化的老太太给他一碗菜粥，即可听得一段、几段大人物的话语，而且受众很多，男女老少，大家在快乐中学习了，生活了，这真是不错的善缘啊。

有一次我端着一碗饭在外面吃，不小心一条油煎小鲫鱼掉地上了，钱生子动作敏捷地捡起，笑着说：我捡到的。我看到一个乞丐有了意外收获的喜悦，我自己却非常沮丧，我自己也就那么一条小鱼儿，掉了就没有了，就得吃白饭。我急得要哭，钱生子就把鱼放回到我碗里，解释说：我是开玩笑的。我以一个孩童的智力就明白，他是非常想得到那条小鱼的，但他没有忘记做乞丐的规则：人家不给，不能强求。虽然乡里有恶俗的说法是捡到的东西当买到的，但那是乞丐也不能践行的缺德行为。

故里有个李新国，是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她之出名有三个原因：一是她出身名门，丈夫是个画家；二是她在落魄的时候到各村去行乞；三是她是闻名乡里的儿科医学专家。当然，她行乞时不唱“道情”，不唱赣南行乞歌，她唱什么我不知道，我舅舅说她行乞的饭筒跟一般乞丐用的大搪瓷缸不同，她用的是军人的饭盒，是洋“can”的。她之所以得人施舍是因为她有看病的特技，我妻子的二舅幼时得恶病死去，都摊到竹垫上去等埋了，恰李新国行乞路过，人家知道她读过大学学过医，就死马当活马医，扯住她为一个“死人”看病，她真出一方，药三味，硬是让人活过来了，这可不是瞎编的传奇，那个二舅如今七十多岁了，至今一辆单车过县过市，说起李新国，他是感恩不尽的。

李新国行乞，只是落魄的时候用最直白又简单的方式公开向社会求助，保全自己的生命，这其实算是一种修行，修全了她的骨子：一是个优秀的医生。

我外公的曾祖母就是个我写的小说《折我水上花》里的讨饭婆，死了丈夫，这个女人靠讨饭养两个儿子。她天生好嗓子，会唱，不局限唱道情和讨饭歌，小曲也唱得世上的好，深受箬堑人喜欢，箬堑人晒大网，女人是不能走靠大网的，渔民怕大网触了“霉气”，对这个讨饭婆却“法外施恩”，她戴阳伞，大网上一路袅娜过去，小曲声如银铃漫揺，渔民脸上笑开了花，铜钱也就一路丢过去，两个儿子也就风吹大。仔细想想，她就是个卖艺人。

行乞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当然跟释迦牟尼的佛学有关；自然，中国的行乞文化也融入了儒家文化甚至其它百家文化。归根结底，中国大地上的行乞承载着民众团结互助、生死与共的道德情操。

行乞人绝不偷盗。虽然行乞者可能过州过县，餐风露宿，但绝不会危害一方的。这好似是不成文的规矩。

某村来了乞丐，并不会被人嫌弃，淳朴的乡民潜意识里觉得来了行乞者是类似听到喜鹊叫、来了猴把戏之类的好事儿。拖鼻涕的小孩会欣喜地跟着行乞者走，甚至非常盼望行乞者到自己家门口去，一旦乞丐了某家门口，那家的孩子会兴奋地大声喊：嫲嫲，来了讨饭的！当家的也会热心迎接，把湿漉漉的把猪食的手在围裙上擦过，认真听行乞人唱道情，听到“明里去得暗中来”、“月月做得三十个工，挣得许多花边银”、“生个儿子做道台”，高兴得喊出声：“望先生吉言”，觉得差不多了，就去拿剩饭剩菜，舍己的，会拿米。给米时也有讲究的，不能用手直接给米，那是喂牲口的招数，对行乞者不尊，造孽；要用瓢或碗盛着给。

莲塘县早先有个殷实人家户主叫杨畅子，每次出门都在门口摆好一斗米，嘱咐家人或是做工的师傅，如是有乞丐上门，就让人家唱道情，不要唱陈将军阵亡的事，也不要唱“生个儿子做道台”，就唱“百万军中救阿斗”，唱不唱都要给米，给米不要用手抓，要用瓢舀。

我的父亲说，杨畅子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虽然这心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那些善良的魂灵还在，每年莲塘圩堤里油菜花开的时候，它们舞着春风，痴情地诉说着过往，往事里不乏叫化的故事。

我想，化和被化，都是生，是苦难背景里的荧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