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元宵,怕是要被早春的雨淋得湿透了。冷。气温大约是六度左右,比零度高出一截,房子也是保暖型的,道路也是没有泥泞的,穿的鞋子当然也不会漏水,但就是冷。不怕冷的二刘也口里嘶气呵手,心里老是冒出要在下身加一条保暖的裤子的念头。
指定要“雨打上门灯了”。
这句谚语的上句是:“云瞒中秋月”。母亲就很认真地思考去年中秋是否有云瞒了月亮。
这是有些那个的。在我的记忆里,中秋没有落过雨。证明就是从来没有过散灯要打伞的经历。散灯如团岁,就是去祖人的坟地祭祖。这个概念应当来自对祖人的孝敬,就是世人在开始大吃大喝前先孝敬祖人,让祖人先吃。当然还包括先给祖人钱,自然是纸钱。
正是雨水的节索。这时候的雨,其实不能给人好的思绪,湿而不润,没有热情,天色昏暗,都跟人好的思绪过不去。
这样的天气,自然没有人打着龙灯上门。“雨打上门灯”也是虚话。农村的许多文化,随着农业文明的颓废衰败了,即如没有雨,也难有上门的龙灯。不仅于此,上户掌彩讨香烛的顽童也没有了。如今什么年代,哪个顽子手里没个几百元压岁钱?谁还对香烛感兴趣?所以就没有“去年元夜时……”的可能,也不可能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好情结。
但那份美好分明就牢牢刻在我的心里。
那年,苦竹山的龙灯舞过了高家湾,舞过了青旗湾,一直舞到了万鎰咀。舞狮子的汉子,扯湖船的青皮,还有脸如桃花的“蚌壳精”/“虾公精”/“鲤鱼精”,一色的意气风发,达义老师的儿子才十七八岁,本是个腼腆的少年,那天却扮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调戏一个“蚌壳精”,按剧情被“蚌壳精”的蚌壳夹住了,就调戏,问“好过不好过”,“蚌壳精”丢个破绽,说“不好过”,那孩子就满脸通红地低下头调侃:“好过啊,夹住了就好过。”其它的精怪就可着劲唱着小曲子,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十月子漂”之类。
灯过哪里,哪里的人要给彩头,这是对舞灯人的报酬。大约从初十后一路舞到残灯后好几天,真的是闹热无比。
当一个农民日工资可以从非农的途径高到一百、两百元,农业就萎缩,文明也跟着萎缩,这很无奈,怪令人惋惜的。
现在的农村人多数都没有过元宵的情结了。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自然还会去坟地“散灯”,之后会饱饱吃上一餐,之后,啥都没了。不知道“云瞒中秋月,雨打上门灯”。
“烧了元灯纸,各人寻生意”,是说,过了元宵,一切庆祝活动都没了。其实也还不是。元宵的第二天,是“残灯”,依然是要吃好的,也燃放小数量的爆竹,只是吃的一般是头天吃剩下的鱼肉。
残灯也有说头的,就是“雨嗒残灯碗,晚禾一把秆”,意思是正月十六要是下雨了,多半今年晚稻收的就是瘪谷了。这是农民对年成变坏的忧虑。
从中秋展望到元宵,从元宵的次日预见到晚稻的收成。晚稻收获季节,已是中秋了,一年就说完了。农谚不是科学,但中国的古人就是那么大胆地说着绝对的事。但这样的说法也多半是准的。不信可以验证的。比如农谚说“祖宗不走灰路”,是说七月十五一定要下雨。祖宗是那天回山的,不走灰路,自然是要走湿路的,就是要下雨的。这本来是顺应农民在天旱时盼雨水的愿望,话说得很绝对,没有丝毫余地。但还真的很有准头,只是多数时候,那天只是洒点小雨,不能救农民干渴的心。
这就是偶然与必然的纠缠。中国的农民,从远古以来就是这样被必然和偶然纠缠着。必然说的是他们必然受苦,必然要经历许多的磨难,必然要品味很多苦难泡浚的快乐。一如云瞒了中秋月,雨就要打上门灯,雨嗒了残灯碗,晚禾就是一把秆;但也还是有很多偶然的,偶然的厄运,偶然的福分,偶然的悲伤,偶然的快乐。所以农民就祈祷,就祝福,就盼望,就一年一年地很积极地过着日子。
我母亲住的隔壁,是董锡子一家,五点钟的时候,董锡子搬来了大爆竹,预备着明天过灯节了。他老婆身体很好,早几年得了食道癌,如今也还能忙着忙那,大儿媳妇原在外打工,去年早产了个男婴,出生只有两斤多,花了七、八万元,孩子如今长的很好,活皮活肉,简直是做官做帝的模样。大儿媳如今留在家里种田,但那田全是茅草,顷刻间啥也中不了啊,这不犯愁嘛。但传言德子要开挖机来搞开发,到时董锡子出把老脸,或许顺带淮安这事就给妥妥地办了呢。小媳妇嘛,不说,如今也不在油漆厂里做了。我母亲看到她进出,就是个排场的女孩,头发被化疗整掉了,戴个好看的帽子,好洋气的。董锡子后面住着老砬子,老砬子的老婆得了胆结石,过年前求了华佗大仙,也没怎么疼,过了元宵也去县里住院,多半就会好的。董锡子往东,是老张一家,老张的瘸腿,如今也还可以,守着门前门后的瓜苗、果树的没有问题。
这世界就处于一片希望之中。
虽然这天还是有点冷,也没有上门的灯,但一些必然的好事也还是存在,一些偶然的好事也在人们的心中和天地间酝酿。许多人都在积极的追求。这就好,不定明天云开日出,春风就暖暖的吹,人就嘿哟嘿哟地汗洒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