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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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马当庙有些像梁山寨，背后是山，西南面是鄱湖水，茫茫一片，让人有“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情感。
鄱阳湖区最大的湾，是西湖湾，俗称西湖渡，湾顶上分东西两个触角汊，西边是江浒湾汊，东边是檀里桥汊，檀里桥汊顶端是马当庙。丰水季节，无论是长江上水的三峡客，还是下水的扬州商，都可以一帆不落行到庙边来。自然，如果你有扁舟一叶，随心可以荡进天下九州。
这只是理想化的境界，
人难得有一舟，有舟也难得顶世上许多风浪。
我所知的马当庙，已无庙。
有一所中学。
我到那里的时候，宋龙根就在池塘边钓鱼，三尺长的软竹竿，大蒜杆浮子，也就玻璃线比我掉石鸡的棉线先进。他蹲青石上下钓，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些收获，就是半两重以下的鲫鱼两三尾，他用这个烹成汤，放很多的味精，大家觉得他这个做法很高档很奢侈，有些人甚至蹭吃过他的汤。
我没有吃过，太奢侈了。
他算是南昌知青，是建设兵团出来的，在兵团写过通讯，很有些文笔，下放到都昌，不久就有了工作，也就有了都昌籍，失了南昌籍。从都昌的乡下调回南昌去，谁有这么大的门路？
他非常非常想回到家乡去，也为此跑过路。到底没有音讯。于是他非常忧伤。
他有点玩世不恭。驼背，狗似的瘦，脸色蜡黄或苍白，头发不及寸长，不竖起，伏在有屑的头皮上，缺了些男子该有的伟岸，但他来自“建设兵团”，我觉得总该跟“兵”有某种关系，也就令我心生对他体力方面不自觉的虚构。
宋老师教语文，应当算是出色的老师，那个秋天有过他主讲的公开课，不知因为什么我没有去。
他住东楼北，陈竟伟错开两间的位置住楼南。
陈老师那年二十七，上海下放知青，看上去很健硕，嘴巴往下撇，露出洁白的牙。也是寸头，但竖起，比宋龙根小几岁。下放到万户再转到狮山，被推荐读了九江师范，毕业就被分配到这里。
都是单身。
那时，二十五就是大龄青年，农村人到了二十八，男的、女的多半得打单身。
这两二人会不会打单身？我不敢猜想。
陈老师作为“知青”下放的时候，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从未出过远门，一下要去到穷乡僻壤，前途叵测，亲人之间泪眼滂沱，难舍难分。
从万户到狮山，因为表现好，被推荐上了九江师范，这就到了市里生活两年，之后回到狮山去，做老师，端上了铁饭碗，脱离了农业生产之苦，这好像非常的幸运。但就是因为这个“幸运”，让他的户口再也回不到上海去，正如他在回忆文章里写到：那一别，上海不是家乡是故乡。
陈老师好似安于现状，简简单单过日子，他在学校养了几只鸭，鸭子住在学校的农具房里，他每日去那里捡鸭蛋，每日吃一个或更多。那屋子也就一桌一床，虽简，洁却超乎一般，地上还有鸭蛋，这就是他在我眼里作为上海知青的表征。
杨校长很勤政，也是住泥胚斗室，住房和我的住房隔一个过道还错位一间。我能记起的特征是他不停地抽黄烟，每次都能把地上吐出一大方烟屎，烟杆一收就去办事。他的烟盒，是镀铜的铝盒，烟杆是罗汉竹、铜头，长长的很有分量。
他在师生大会上说：新来的刘老师会画画，我看出他画画的诀窍，就是坚持不懈，不断修改，从一点不像到有点相像再到十分神似。你们大家都学学。
校长房南隔壁住着余建林，瘦瘦的，穿一身军绿，裤管太长，球鞋也太大，走起路来有些滑稽。他是春上分配到那里的，算是我的校友，一见面，我说，你属鸡。他懵逼地笑：是啊。
我的隔壁住查大姐，永修人，操普通话，不免带家乡口音，习惯把“钟”说成“东”，那年她也是二十八，丧夫不久，拖代两个女孩回到丈夫的故乡来，好似此地并没有丈夫的亲人，算是人生地不熟，在学校帮厨，十平米的板房成了他们的家。大姐长粗辫，大眼睛，很漂亮，住房邻我，熟悉后称我为弟。带孩子出去看电影，从拿铺里曹家或是公社所在地，走到马当庙来，她一个人真难应付，我就帮她。她胆子很小，天黑了，竟然不敢出宿舍去收衣服，就喊我作伴。
秋风起的时候，我带查大姐的大女儿去学校背后的山上摘茅栗。茅栗是野生的，满山都是，长茅栗的山坡一般很贫瘠，除了植被的马鞭，不会长别的杂草。这样的山很漂亮，跟兵库县的山或浙江的山相似，很入中国画。人从这一坡随风跑到那一坡，冯林华跟着我跑，背一个我给的装茅栗的发白草绿书包，她那时才七岁或是九岁，模样周正，瘦而高。眼睛大睫毛长，牛一样善良的样子。秋深，风大有些冷，我把草绿色卡其布列宁装外套脱下披到她身上。摘了茅栗，手被茅栗刺伤得疼。踩着有些萧瑟的草到学校去。
大姐很缺粮，指标太少，供应不了自己和两个娃。我父亲给了我二十九斤全国粮票，我十分珍惜，一直舍不得动。因为查大姐需要，全部给了她。之后我去了湖口县。我那是白给她的，并不指望她还我，后来她去县城生活，把粮票捎来还了我。
学校里有两个女老师，都是教英语。二十多岁的冯老师，长得光彩夺目，身材姣好，快言快语，春天总在她脸上住着。未婚夫是县公安局的法医。他到学校去看望冯小春，从西边垅里来，拿一个人造革提包，包里有一把五四手枪，那时我对他真是羡慕极了。
另一个余老师刚十九岁，高个长辫，皮肤有些枣红黑，很漂亮。她想学习参加转编考试，正学习，我给她提供数学上面的帮助。
她也是从西边垅里来，绿色的头巾上梦着细碎的露珠，也是提一个人造革包，包里有什么？我知道的是有白心红薯。皮是胭脂红，肉是雪花膏一样的白，吃起来像荸荠味，一点不会让我烧心。她把白心红薯分给我们吃，很土味地笑，露出白白的细牙。她的手比一般女孩大，手指长，既能满足于稼穑，又不失秀气。
我从她那里开始学习英文。说起来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写了满版的英文，让她过目，她说好看，就是有些散。
教导主任冯，络腮胡子，高个，很朴素的汉子。
因着什么，去一个什么地方，几个人跟冯主任走过西边垅，其实那该是一个湖汊，失去湖面，成了好大一片农田。记得水稻长得非常茁壮，却不见一个劳作的人。秋风瑟瑟，有小鸟不知在何处啁啾，人心感受有些许伤感，说不出名堂。
另有一个主任王，也是络腮胡子，声音浑厚，说话很令我感受亲切，他却没有在学校任课，好似也没有承担什么工作。人家说他是文革中发家的，文化水平不怎么，品行有些小器，说话习惯上纲上线，但他跟我说话却不是那样，只像一个和蔼可亲的生产队长。厨房下大师傅说他买饭先买三两的，再买两次一两的。一两的从三两的碗里划半，实际有一两半，只要付一两的票（没有半两的票面），吃完再吃半碗，还是付一两的票，这等于付四两饭票吃了五两米饭，占了一两米的便宜。据说有一次学校打平伙，做馅心粑，有人知道他喜欢占小便宜，故意把一只粑做得非常大，馅心是黄烟草。粑快蒸熟，好多老师都围着灶台。王主任也在。他此前已经知道那个大粑的位置，就有意挪到靠近那粑的位置。他说：等下拿粑，大家不要挑三拣四，拿一个就是。粑熟开锅，他冒着被热气烫伤的危险，喊一句：拿一个就走，就把那个特大的粑拿走了。
大家吃粑的时候，他很气愤地对大家说：我们党内，还有阶级敌人，迫害革命干部……
这个我没有亲见。宋老师告诉我他亲历的一件事。
学校的菜一般是一分钱一分，多是豆豉爆红椒，味道不错，就是太辣，分量也太少，罩不住碗厾。只算油和盐的本钱，辣椒是学校农工种的，不算钱。便宜得无法再便宜。身为“知青”的宋龙根自然耐不了那菜分量的少，就买两份。这有些违规，领导照顾“知青”，默认。两份菜的看相当然“壮观”许多，王主任瞪着牛眼问宋老师那是几分钱的菜，宋老师故意说一分钱啊。王主任很生气，叽叽咕咕一阵后大声囔起来：一小撮阶级千方百计梦想变天，迫害贫下中农……
校长怪宋老师“缺德”，人家就那么一个人，从斗地主的场合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你逗他干什么？！
但我却没亲见他的高调和小器，声音很有磁性，对我小刘小刘的称，很慈祥地跟我说家常，让我觉得温暖。
学校里有土地，农工还种田，我去的时候，西宿舍大厅里有一千多斤的稻谷摊在地上。
有齐全的农具，犁、耙、水车，都很完整地放在工具屋里，陈老师的鸭子就在那里下蛋。
学校孤零零地在水边，在山南，没有商店，要买东西得走几里路去拿铺。
那铺是个村名。早先就有店，老板非常仁厚，穷苦人来，不用赊账，直接拿走就是，因是有了拿铺的名号。我去买草席，拿铺里却只有一种厚实的，没有我想要的“洋气”的那种。两块多钱一件。后来我带着那件草席到湖口，再从湖口回家乡，三十多年里近万个夜晚都是那床草席独有的芬芳伴我入眠。想来，那是我买过的质量极好的东西之一。
学校里杀猪，每个教师分了十斤猪肉，还有猪血猪肝之类。恰又分了过冬的木炭。我都得了和一般老师同样的份额。恰接到分配到调令，去湖口。捎信到周溪家里，父亲步行来了学校，我没有回乡，直接去了湖口。父亲和送龙根有交谈。宋龙根是很有些“恃才放旷”的人。我认为他根本不会“作兴”我的，父亲却告诉我，宋老师说我很有才，就是太“孔夫子”气。我知道他还是看不上我整日与书为伴的学究气。我那时随身有一口外婆送的并不大的旧木箱，里面装的衣物少得可怜，全是书。老家倒腾转车到狮山，箱子从汽车上摔下，散了，书掉了一地。那时我真的有些傻，带那么些重得很的书随身上班实在太迂腐。
父亲挑着木炭和猪肉回家，步行走了很长的路，很累，到家就病了，但他很高兴，觉得带那么些东西回家很值得。木炭和猪血都分给了外祖母。大家因为此而觉得我“有出息”。木炭的质量非常好，全是材质好的小圆木材质，实心，断面看得见有光泽的年轮，没有丁点未碳化的次品。
一个秋天眨眼就没了，我去了湖口。
写了几封信，告诉狮山中学的陈竟伟等：我这里很好，学校里有电视机（黑白）……我知道那足够让马当庙人觉得“先进”，马当庙那时还没有照明电，最先进的设备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我眼见几个老师，把蒙上黑尘的玻璃罩擦得洁亮如新，灯把一扭，倏然亮堂许多，心中对那些老师充满敬意，作为自己的楷模。
很多年以后，问起狮山中学，人说宋龙根孤独地在学校的住房里死去。他脾气有些乖戾，门不开人家也不好过问，死好多天后才被人发觉。他的理想只是想被调到南昌去，可是这个理想太远大，他无法实现。
教语文的矮个子余建林，我去湖口后设法去了公安局，在三汊港派出所当差。有日几个熟人去他那里玩，其中一个竟然拿起他的配枪对着他扳了扳机，一声枪响，余建林倒地，殷红的血在他的身下弥漫。哎呀，要是他没有找到后门去做警察……
世上没有如果。
查大姐去了县城，冯林华读高二的时候我找过她，他们生活得还不错，住邵家街一幢棋盘屋里。问起冯林华，她已不记得当年摘茅栗旧事。
十年前我任职的学校里来了狮山籍的农工，我问其中一个可认得余老师。那人说认得，八几年去了景德镇，没有教书。四十多岁时得癌病死了。
哎呀，红皮白心薯，绿巾长辫碎露珠，梦里寻它千百度，无处。
今日有抖友发个视频，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陈竟伟，上海知青……
天啊，是他。
问起，知道陈老师在县城居住，七十一岁了，夫妻俩过得挺恩爱。上海的父母早已过世，兄弟姐妹的都在，陈老师每年都去上海一、两回。他保存了1973年从上海坐轮船来九江的集体船票和被“批准”上山下乡到都昌的“录取通知书”，纸张字迹清晰如新，但多少沧桑游弋字里行间，令人不胜感叹。其实，多少次，他也如宋龙根，站马当庙水边南望，眼泪丰做鄱湖水，想像那里有一叶舟，载他漂饶河古道，进彭蠡，过扬州，一径到得黄浦江……
偶然得问旧时人，儒味十足的程一先生早已不在，靠一袋黄烟驱除疲劳管学校的杨校长也早就作古了，络腮胡、蓝布裤的冯主任前几天刚做过丧事。忽然醒悟，那地那时教书人，半数已在天国。
马当庙、斗山、拿铺的名字也还在，早几年我去过那里，早已没有当年的样子。
再不像水之浒，过旱路好几里才可到水边。
记得两个学生，男生叫卢章义，厚嘴唇，脸多细儿淡的雀斑；女生身子非常小巧，长辫，叫闵诗书。都是黑黑的皮肤，乖乖地读书，不知后来是否靠读书活命。旧年花好大精力查找这两个，未得音讯。昨夜梦到他们是从马当庙下乘船去了海角天涯，都发了财，说要寄一箱金牌芒果我吃。
许多事，再无从问起。
马当庙还在，不只是一座山，是一所中学。擦掉黑尘点亮心灯，梦帆不落行天边的故事一直会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