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

清朝以前，中国人没有剃头的说法。头发胡须自然生长，但并不是像野人一样头发胡须蓬乱无序，会按礼仪要求打理发、须，很早就有梳理文化，各朝代男人、女人盘发、包发、束发的习俗有不同，戴帽、用簪的款式也小有区别。

到清朝，汉人男性被迫接受一个新款：剃发留辫。后脑上的头发一律蓄辫，前脑上的头发一律剃掉。汉人初见这样子被“丑”得发昏，很多人不肯接受，能上台面的理由是：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清朝强硬的政策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意思是不剃头留辫就去死！今日很多人对留发留头的说法理解糊涂，因为比起现代人来说，清朝明明是留发的，那怎么“留发”还不留头呢？说来，蓄辨和剃发是两个事，都要做，把所有的头发都蓄成辫那也是不行的，犯了必须“剃头”的规矩。

剃头蓄辫子成为习俗，以致衍生出剃头的手艺。所谓剃头，当初就是适时把前脑门上长出的头发剃光。

清末出了个洪秀全，这人好大的气势，公开反清，公然不守“剃发留辨”的规矩。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造反之人，长期征战在野，本来也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打理头发，前朝人的“梳洗”、束发戴冠的作派也没有，就是野人疯发浪须的模式，不剃头，发自长。时人称作“长毛”。

在乡里人看来，“长毛”是很可怕的恶人。我的祖父母都给我讲过“长毛”之乱，彼时我并不知“长毛”和洪秀全的关系。但我的外祖父家族，却受过一个“长毛”兵的恩惠。一个兵，被湘军追杀得在鄱阳湖下山那边跳水，漂泊往东，在虬门岸被我的外祖父的曾祖父救了，那人感恩，用自己的积蓄为救命恩人成家，这个故事我写成了小说《折我水上花》。那个人叫洪丙，明显是洪秀全从老家带出来的兵。咦，原来长毛并非一定只会杀人越货，也食人间烟火，演绎知恩图报的温情故事？故事很真，没有那个长毛就没有外祖父那个家族自然也没有我，我的舅舅为那个长毛立碑，碑题为：叔祖洪丙之墓。

近代西方人对中国男人的蓄辫很蔑视。中国男人普遍剃头留辫的时候，国运明显比西方国家衰微，此时西方人已经有了“理发”的文化，多数人不留长发，觉得长发是累赘。而大清王朝的那些达官贵人依然辫子拖屁，大腹便便；甚至战场上拼杀的官兵也一样拖着一条“pigtail”（猪尾巴），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看上去不免滑稽可笑。

Pigtail，好难听的名词。不知当初第一个翻译中国人辫子成英文的人是怎么想的，“辫子”并不一定代表丑，中国大清王朝的落后并非因为辫子，“辫子”的英文该有个正确的表达方法，不是明明有“braid”这个词吗？法式辫，荷兰辫，只是在“braid”前加修饰词。不用那个羞辱人的“pigtail”。

我倒是骨子里对辫子有不少的美感。

我奶奶告诉我，我爷爷年轻时有一条粗长的辫子。有一次人家和他过意不去，几个人抢上前来要置其于死地，爷爷身子一旋，辫子甩出去，直接打伤一个壮汉的眼，再来个饿虎扑羊，把另一个汉子踩在泥里。奶奶每说至此都对爷爷的威武充满自豪，每次都会适时告诉我们：你们爷爷那时一条好辫，拖到屁股下，那辫有神力，指鸟打鸟。

我所见的爷爷是光头，他没有癞痢病，为何剃光头？人家骂他“蒋光头”他也默默地承受，那时我倒是有些愿意他拖一条大辫，没有神力也无妨的。

我爷爷那款式，有点像冯骥才的小说《神鞭》里那汉，神鞭就是神辫，那汉靠一条辫子走江湖，在天津卫干武侠的勾当。后来八国联军洋枪洋炮对付中国，神鞭被火烧得没有了神力，那汉就啥也不是了吧？不呢，人家摇身一变，成了双枪侠，出手比风快，杀起敌人来比狙击手还轻松。这是冯骥才对辫子的审美，他没有把辫子当做中国人的耻辱，觉得中国人的辫子有独特的审美，中国人落后并不是因为辫子的存在，当然，蓄辫确实不如光着头方便，用辫子的神力御敌当然是不靠谱的，国家强大少不了科技的发展，“辫子”的存在也并非一定是科技的累赘，辫子，发型而已。喜欢可以有，不喜欢那就猪屎扒、小平顶、中分、三七分，都行。人出色，光头是时髦，辫子也炫酷。然而，死拧着“祖宗之制不可改之”之理，让人家抓住辫子砍头，那真是蠢得死。

女人的辫子，始终给人美感。

远古的不说，刘晓庆扮演的“赵小花”，那粗长的辫子很助了一下其青春美丽的形象，李春波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细细品品，要是不说辫子，味道就大打折扣。

旧千年之末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几乎一定会说到辫子，形象好的，多半是“一对（或一根）油水大辫”。事实上，并非谁都可以“辫子粗又长”，除非造假。每一根头发都会掉，掉了再生，人的辫子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长是因为头发的更新。如是辫子拖到屁股下面去，这是非常健康的头发，很多年不掉，发长而多，很难得的。人老，头发掉得频繁，乃至毛囊病变阻塞，发不再生，那当然不可能“辫子粗又长”了。很多人剃光头，其实是因为掉发太多，样子变得老秋，只好“一舍长干”，干脆光着头，人家看不出少发的毛病，将一种无奈遮盖过去。我猜我的爷爷之所以做了“蒋光头”，也有这个原因。今日刘晓庆，有时依旧“辫子粗又长”，毕竟是戴个发套而已。戴粗辫发套也不应是受诟病的行为，虚构辫子，述说虚构青春的美丽，也是一种美好。

辫子好看，但蓄辫比不蓄辫麻烦很多。

我幼时村里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梳两条长辫，粗手粗脚。有一次她恣意辱骂我的母亲，我瞄准了她的辫子，倏然窜上去抓住她的辫子使劲拖行，她就失去了反抗能力，直拖得她精疲力尽我才放手。可见辫子确实是可以成为“辫子”的。

辫子成为国家、民族的“辫子”时，那确实是一种不幸，当去则去，然辫子如是长到心里去了，去也不易。用“手术刀”来“割”，要流血的。

中国的北京、上海女学生首蓄短发，是“手术”心理。大概上海婆子的“洋气”是从剪发开始的。

张勋的辫子军入京“保皇”成为经典镜头，时已至彼，男人依然彰显蓄辫之祖制，实在荒唐，辫子成为笑柄，被人视为猪尾巴，理所当然。

辫子作为“辫子”的岁月业已被掀过。

辫子作为“小芳”、“小花”的审美心理，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很自然会从文学艺术的载体里回到现实中来。

女姓，不忌讳年龄地梳起辫子，我觉得挺给人美感。我住的社区里一个“大妈”，每日舞刀弄剑，赫然一条大辫，起“武”时将辫子盘于头顶。哎呀，这装扮，真有范。她教给我“马春喜太极刀三十六式”，给我非常好的情感，辫子，肯定也做了好的形象装点。

男人呢，可不可以辫子重来？按理，倒没啥不能，方便不方便是各人自己的事，蓄辫子能让自己开心还对人家无害，有何不可？于我，还是无法想象的，虽然我的祖父曾一条“神鞭”一招制敌，给我好的印象。但清朝在强敌面前那般软弱无能和愚昧落后，把长辫之痛种在国人的心里，“猪尾巴”种种成了挥之难去的梦魇。今日哪个男人真拖着一条长辫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是令人尴尬万分的，十丑不堪，何美之有？！美丑之认，原是有感情因素的。

这几年真有一种男人的发型是刮光头皮三围毛发顶部蓄一撮黄毛（染发），配皮鞋还v重v的皮带。这样的范让我眯着眼再眯着眼幻想其可能存在的美感，到底也还可以接受，大概是可以减缓大肚子给人的油腻感吧？也有人将那撮黄毛编成小辫，好似又增加了几丝滑稽，这个么，也行也行，没啥不好。

黄昏时分，都市的小区渐渐变得温馨起来，有个小男孩拿着琴谱去某楼去上钢琴课。孩子还小，后脑上蓄着七、八寸长的胎毛，胎毛被编成三股辫。哇，好可爱的样子。

楼上此时恰恰传来琴声，是《Scarborough Fair》，静美的海边，淡淡的忧伤在弥漫。一个女孩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门，大大的眼睛，淡淡的雀斑，戴白色花环，穿白色裙子。

还有，那十多条迷人小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