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铃摇响的芳华

“荣宁”两字，尽显了《石头记》上的繁华与衰败，很多人会从这二个字联想到那两座亦真亦幻的清朝府邸。但我这里说的”荣宁”，却是一个人。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人一般被称作刘老师，也有人称他刘文宁，多半是彼时妇女没有文化，绕不过那个音的抝劲，寻便这般称呼了。

这个人曾经真的是老师，他教书的时候，大约我还没有出生。去年在驾校的时候，有个老教练讲起其儿时的老师。说老师病了，他失去了管教，于是疯玩，老师回来，看了他的作业，写了这样的评语：我病了，你的字也病了。依职业的敏感，我很惊讶，这老师很了不起。旧时崇尚惩罚教育，不大讲究授之以渔之说，这个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如此人性化，如此富有情感，真的令人感叹。这个人，就是刘荣宁。

他多病，人家传讲他得的是痨病。我记得他的脸色，真的很苍白。但他的西装头很标准，头发剪得整齐，湿湿的，三七分。

不知道是儿女太多，还是他有自己独特的爱好，这个人竟然没有继续教书，做起了小本营生。

他背一个皮质的箱子，手提一个小铜铃，一边摇铃一边叫卖：夹子，抓子，枕头花子……

卖的是小物件，以花样为主。所谓花样，就是绣花的模版，这行当来源于清朝。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清朝的文化依然残存,女人喜欢把做嫁匲的长枕头两头和布鞋的前端绣花。绣品真的好看，其给人的感觉如今很难描述，反正很神秘、古朴、典雅，那时农村文化贫瘠，这行当竟然成了文化的传播者。绣花的内容，很简单也很抽象，一般就是富贵牡丹、鸳鸯戏水、五子登科之类，但设计者必须把这些实物抽象成几何图案，这个就是很难的事了。刘荣宁，干起了这个，自己设计花样，用类似于剪纸艺术的工具，刻成形形色色的图案纸样，来满足乡里妇女的需求。

那纸样儿我是见过的，真的好看，因为是白纸样，没有艳丽多彩的颜色，但一点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审美愉悦。那时我还不曾思想过一个人要设计出这么多品种的花样，要耗费多少心血，只是觉得这东西好，这种文化对我后来的绘画或多或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我记得刘荣宁卖花的情景，一伙女人围着他们的刘老师（已经不是老师了），很仔细地品评各种花样，品评标准是既要好看又要好绣，花线的色种不要太多，多了费钱还难绣。各人很仔细地挑出自己的所需，接下来，刘老师就开始教授色、线的使用，女人一一谨记于心。之后，刘老师要间隔一段时间不来（去别的村庄），等到再一次铜铃响起，远远的传来：夹子、抓子，枕头花子……女人会欢快地从家里跑出，多半手中、脚下有了绣好了花的物品，他们要找他们的导师品评、指导自己的作业，同时又要来欣赏新花样。抑或，还要买些夹头发的夹子、抓子之类，这些东西，固乃是贩来的，谁也说不清楚那个时候这个刘老师是怎样地得到货源的。

当然，女人是没有文化的，粗蠢的、泼赖的、絮烦过分的都有，刘荣宁一概能容纳，他反正永远是笑容满面，永远是女声女气地调侃，他调侃的内容一律很善意，人家听了多半会舒心、轻松，其见了小孩也有话讲，一讲就是文绉绉的，但人家能听懂。

那是是六十年代末，正是阶级斗争日渐升温的时候，刘荣宁这个行当，很明显是“封、资、修”了，但不知为何，虽然斗地主、反革命、牛鬼蛇神的事常有，却几乎没有影响这个梳西装头，提皮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商人的营生。斗人的、看斗人的、挨斗的，都喜欢这个人。

大约，那个年代真的很需要这个人。

如今想来，那个岁月留给世人的念想，除了热情和痛，就是这种苍凉的歌唱。

歌唱这个词，不知道用得准确否。

后来，绣花之类的行当终于消失，刘荣宁也从公众的视野里退出。

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城读师范，有一次，我乘船从家到县城，走过金街岭，看到那时还很难看到的海报：著名民间艺人刘荣宁在人民大会堂说书。虽然那时我依然少不更事，但心中还是有了些触动：这个人，真的不简单，放下了皮箱和摇铃，竟然鸟枪换炮，到大地方说起了征东征西。那个卖花样的小男人，一夜间成了著名民间艺术家。

说书的场合，我是无暇光顾的，但我可以想象，那个人，怎样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善意地取悦着这个社会，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一种不大但不可或缺的担当，他自己也收获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的价值心理和财富。

历史总是造就一些优秀人物，他们或许做些表面上不起眼的营生，实际上显现了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和道义担当的芳华。

刘荣宁，是这样一个半拉子文人、商贩或民间艺术家，什么样的头衔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创造性地传承了一种人才有的东西，就是爱和生存的艺术。

这实在只能算是旧事，年代并不久远，却旧得和今人失去了联系。如今的年轻人，怎么也想象不出背皮箱、拿摇铃走乡串村地叫卖纸花样的情景，自然也难以思想一个满脸沧桑的男人面貌扭曲、声情并茂地模仿千军万马的说书的场面。但这个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思想之，就是其智慧、其乐观的生存态度、其自觉的担当情怀、其善意的取悦世人的积极作用如一轮灿灿明月,照亮着世界的某个角落.

最后的一点，尤其令我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