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二队社员

柳树湾祠堂竣工，整了大酒，室内就放了八十桌。教书的彭子主持了仪式，他披着长发，很认真很有些书呆子味儿说：“祠堂的竣工，说明我们还是一个村，还没有散，还可以做事的。”

一

如今，这块土地上时兴建新农村，都搞了好些年了。据说柳树湾也快搞了。新农村好。要是外来客去新农村看了，那指定眼睛都光了。一色的水泥路，一级一级的或大或小或穿插或环绕。村民门口指定也是水泥垫场。简单说，那是一路过去脚不沾泥。下雨天，都不要套靴了，一双皮鞋走到底。

只是，土地都荒了，那好几个已经建成的新农村也一样。这不好，甚至是糟透了。彭子这么论断的。

包产到户，救农民于水火，却把公社时构建的骨架给拆了，农村变成了散落的农户，农民吃穿是不愁了，就是太散，散得没有边，散得没头绪，散得几乎没有组织。说是说有队长（其实是村长，习惯于以前的叫法），完全不是早先那回事，这个队长，没有广播筒，也不喊“喂——二队社员——”，就是上各家，说个上门政策上的事儿，比如交社保金，还有叫六十岁以上的人去大队（村委会）体检。

一家一家走，当然很可靠，但没有喊广播筒那个气氛，老百姓也没有听广播筒后的那份积极。郭子队长或许也知道喊个广播筒挺好，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施行。首先没有早先打铜打锡的手艺人，新镇老长一条街还有老街上头到下头戴眼镜也找不到做广播筒的。郭子是到处跑的人，论路子他是该有的，但他贵为队长，却没有喊广播筒的那个才情，假设有个广播筒在他面前，他喊都不敢喊一声的，彭子是是这样猜想的。

郭子没有喊过广播筒。他当队长的时候，农户就是散的。他之前是他爹，也当队长，也不像队长，没有队长那个范，主要还是不会喊广播筒。

“喂——二队社员——”广播筒该是是这样开始喊的。

二队是老编号。后来东西各成一队，西头是老牌货，还是二队，东头成了最后的编号“第十四队”。老队长河远喊话没啥特殊，派头依旧，就是有点沉闷，甚至有点失落。新队的队长是孝鱼，他学老队长河远喊广播筒，一开口就遇到困难，原来“二队社员”是四个字，“十四队社员”是五个字，按四个字的节奏说五个字，真不是那回事。不学不学，还是自己创设一个喊话的新路子。于是“十四队社员都听到——”这样的广播叫口诞生了，一开始，大觉觉得别扭，后来也就自然成正式的了。

广播的声音很大，其实那是一种感觉，远不如现如今丧乐队的高音喇叭声音大。彼时的晨昏，广播声是字正腔圆一点也不含糊地钻入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的耳朵，再顺溜地流入人的心里。

正月初六，广播声必然在太阳升起之前想起：“十四队社员都听到——吃了饭都到曹其里河下挑鹅卵子修路，从座山口填到李家凹……”

“喂——二队社员，大家都听到——吃了饭……”二队的广播也响了，内容类似。

农忙时，广播安排大方向的派工。挑草、踏棉花、割油菜、放棉花水、摘棉花、耘禾、割禾、挑塘泥……

冬天，则多半是喊人上坝。

做队长也挺辛苦的，绝不能睡到自然醒。永远要比日头早半个时辰起来，农家孩子还在被窝里打闹的时候，黑暗的屋道里传来人的咳嗽声，那个声音是每个村民都熟悉的，咳嗽声之后，必然是广播筒喊话的开始。

后来，有人说老队长河远喊话之后，又缩到被窝里睡觉去了。这个是鞭挞人的话，一年长劳劳，或许有些日子真是这样的，穿破夹袄的老队长河远耐不住某个日子的严寒，喊完话，天色尚早，到处黑压压的没有图数，就回到被窝里睡了一会。这不对。队长有权力，筑坝的时候只要拿把扒锄在手，指挥着驼着背、弯着腰的男女把土石倒这倒那的，而且有空的时候还可以不打招呼就走，去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或许就是听大队乃至公社的干部训话呢。购布证、洋油票、粮食指标都走他手里过，怎么着也不会吃亏的。所以叫个广播筒也就是分内的事，没有叫苦、躲懒的资格。

“十四队社员都听到—— ”

东边，孝鱼队长在喊话。这是革新的喊法。都不错，声音都练出来了，都很自信。都很霸气。

每一个农民，甚至包括刚学会说话的孩子，都会认真地听广播筒里的每一个字，要是有某个地方有恍惚，则会屏声息气，竖起耳朵再听一遍。这个时候，广播人喊话的地方已经换了地点，离听话人明显更远了。

每一个人都把广播筒喊话当成自己生活里必须遵守的首要内容。在遵照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再安排其它的事。

黑五类人员也必须从喊话里了解自己最近有没有挨斗任务，如果有，也要搞清楚日子，弄清楚一次要批斗多久，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去。

芳姐子说，那年，队长孝鱼喊一声广播筒：“十四队社员都听到——吃了饭都到曹其河下搬树。”于是女人、半老力的孩子都去了，其实搬的是芳姐子爹、妈的寿坊木，一会儿就搬完了，社员还吃了芳姐子家过年遗下的糖糕，公家还给每个社员记了2分工。

劳力要通过喊话尽快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当然，所谓努力，一般就是尽量多赚工分，广播里很高调，这建设那贡献的，活着的人却很低调，思想很朴素。比如，对于干活的目的，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多赚工分。工分多，带粮就多，日子就好过。只是这种朴素后来就过头了，大家都为了赚工分，不管农业产值。就说耘禾吧，耘禾一亩记10分工，赚工分的人为了多赚工分就使假，一张耘禾扒子在水里急匆匆的乱响，禾被伤了，泥土没松草没死。再如车水，车一亩田的水也是记10分工，车水的人也使假，只要水刚刚走到边，就说：“高了，高了！（满了）”，水车一撤，田就干了，很快龟裂，再也蓄不住水了。这样导致产值过低。多数的稻田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比起包产到户后的千斤以上差太多了。这样再多的工分又有什么用？一个男子出满工记10分，整田、打草的气力活则达到12分以上，好劳力一年到头可以赚4000多分，可是每分只值2分钱，年收入也就是八十块钱。女人、孩子就更是大打折扣。日子过得太苦，社会主义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后来改革开放，要把这个框架拆散。

但农民还是非常习惯于听广播筒的。

如果没有广播筒会怎么样？那怎么行？那不一盘散沙吗？

没有广播筒，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做呀？

没有广播筒，来了电影都不知道呢。

二

那年春风一夜吹过，广播筒就没了。

吃穿不愁了，这是真的。要说嘛，这是天大的好处，人活着，少不了吃、穿二字。种田不使假，产量当然会大增。

但后来事儿走着走着就变了道儿。农村人，去了城里，东南西北都去，做打工的营生，也有做生意买卖的。连孝鱼都走了，去了镇里，给建筑公司搞采购。非常吃香。老队长河远太老，没地方去，死死地靠着土地吃饭。但他的经营土地的能力其实很一般，活来活去，没啥大的起色。但忽然有一天多数的田地开始减产，老队长河远一开始还有些自得，后来发现人家干脆不种地了，土地都荒废了，这下老队长河远高兴不起来了，看着看着心慌起来，这是怎么了？不再备战备荒了？眼见那些不种田的“化生子”，吃得油嘴滑舌的，看着老队长河远走过眼皮都不抬一下。老队长河远觉得很悲哀。现在的人不会活命。这样下去国家会完蛋的。老队长河远想喊个广播筒，很认真地说：“这个，这个哈，土地要好好作，备战备荒为人民……”但他早已没有了喊广播筒的资格。其实，广播筒倒是还在，在老队长河远的谷仓里，就是派不上用场。郭子前不久想找个广播筒喊话，说是要召人开会建祠堂。老队长河远嘴皮颤动了几下，想说自己有个广播筒。到底没有说出来。广播筒是公家的，凭什么他就一直私藏？要是郭子这样问，那俺不自找气受吗？后来郭子的老娘登仙了，开追悼会，做丧事的放起了高音喇叭，老队长河远的精神一震，觉得自己该说话了，是啊，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个，这个哈，社员同志们，我们要搞好粮食生产……但很快老队长河远就萎靡了，因为没有人会请他去追悼会上讲话的。如今代表村里给逝者盖棺定论的是书呆子彭子。老队长河远送了丧礼，有爆竹有纸，人家会上门请老队长河远吃出殡的饭。其实，送这样微礼的人一般是不吃饭的，老队长河远去了。在吃饭的时候，他跟几个后生说：“田是要种的，不种田饿死皇帝个爷。”他没有说备战备荒啥的，知道那话人家不爱听了，就换了个自以为很低调的说法。早年穷得蛋搭凳的老八那不肯读书的儿子如今也做了水电安装的包工头，这娃把染得蓝不蓝紫不紫的长发一甩，对着老队长河远哈口烟，然后转过头对几个外来的亲戚说：“这人脑子坏了。”老队长河远眼睛瞪得溜圆，眨巴眨巴几下，什么话也没说，几滴眼泪掉到地上，把一只可怜的蚂蚁呛得晕头转向。

这个时候，孝鱼来了，这个曾经红火得不得了硬要跟老婆离婚的汉子的故事太多，浮浮沉沉，如今也败落了，彭子捐了辆自行车给他贩鱼，后来孝鱼去厦门踩蹬士，一个人没有收管，吃出病来，得了脑梗。孝鱼跟老队长河远说：“叔，你莫难过，广播筒没得地方叫，没人听您话去种田，咱还得活。”

有了大工业、小工业和新型农业的支撑，好似土地荒芜也没啥关系，粮食很便宜，蔬菜也不贵，虽然都是大棚里的产物，比早先那是不知道要好多少了。吃的有，用的有，甚至楼房也有，有些人家小车也有了呢。

三

但土地真不该荒。仁子也这么认为。

搞工地赚了钱的仁子、跑船的康满、村委会书记显发，还有不再喊广播筒的队长郭子，大正月的在康满家门口晒太阳，喝了茶或许后来还喝了酒，就有人骂起这世道。

康满说：“柳树湾如今玩完了，有钱人是不少，但各人扒火各人胯里烤，山上不长树，田里光长草。村里都成一盘散沙了，祠堂也没有一个，正月初一拜谱年，谱都没地方放，年年放在那个学堂里。什么学堂？！早已成牛栏了。”

显发说：“是个事，田地都荒了，草长得比人高。”

郭子说：“开春我就不做队长了哈，人家说不种地要队长屁用！”

仁子说：“张、成、陶湾、大屋刘家、新屋里、李家、向家都成新农村了，我们村就成不了，好丢面子。”

显发说：“新农村建设政府给大头，我们要筹小头。如今柳树湾的样子，一点头绪都没有，到哪里去筹钱？再说，赶上什么地方要人家让点地基，那比要人家的命都难。”

仁子说：“别的都不说，咱先建个祠堂吧。”

显发说：“向镇长非常支持建祠堂，说是建祠堂不但是弘扬传统文化，而且是重建乡村凝集力的抓手。”

仁子说：“不管多难，都要建，要建就见得像样些。”

那得多少钱？

200万吧？

天，瞧仁子说话像撸粟穗子，200万，哪里有？

不知道郭子是哪里借来了广播筒，或许根本没有广播筒，他就说是裸口喊的话。反正那天清早，郭子在柳树湾十多个点儿响亮地喊起了话：“二队、十四队的社员都听到——今天夜里吃了夜饭一家一个到康满家里开会，商量做祠堂的事儿。”

这都多久没喊过广播筒了，咋突然冒出这一辙呢？

哦？做祠堂呀，这就是瞎闹着玩了，如今的村里，哪还有那个头绪？

不知是什么力量的召唤，这会还真开成了，康满家的堂前坐满了人，板凳不够用，一些后到的人是站着，这跟当年队里开会差不多的气势。不同的是，当年只有几根黄烟管传着吹，如今都是抽香烟。都是旧日子里过来的人，除了有气喘病的松贵子，没有人戒烟。康满就有点心慌，一人递一支，一包烟不够。

康满不再发烟，留几根自己抽，他烟瘾种，一根接一根。他狠狠地嘶了口烟，很郑重地说：“如果修祠堂，福子出五万。”

福子是康满的小舅子，也是本村人。当兵的出身，后来找了航运公司的事，驻港，发了大财，武汉的房产都有好几处。福子说没说过出五万的事？康满也不记得，他是那么想的，这么大的事，光宗耀祖的，你福子出五万也是应该的，又不是出不起。

“福子出五万的话，我就出八万，份子钱另外。”仁子一激动，话就出口了。

哎呀，一个人出八万，是不是瞎说的啊？仁子发现自己太冲动，八万真有点多，但话出口了，收不转了。干脆补一句：“我仁子说话算话。”

这就打了一个响爆竹，大家的热情就起来了。

每个男丁出一千，每个出嫁之女出五百，捐者自愿。一个筹款的计划就形成了。

那是正月里的事。后来出门佬就作鸟兽散。书呆子彭子也出门了，他从教书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去了广州“打野鸡”，就是开了画室，靠卖画和教徒弟为生。

四

立秋的时候，听说仁子投资养的鱼没有成功，亏了很多钱。再后来又听说仁子到外面调鱼苗的时候，一个人太辛苦，撞车了，好好的车子报废了，还赔了人家钱，好在没出人命。

祠堂的事呢？多半停工了吧？

没呢。

仁子自己的生意没有做成，干脆一心扑在祠堂建设上。先是跑资金缺口，后是说服人家腾地修路。掉了一身肉，黑得非洲人一般。在镇里做建筑的辉子听说这事儿，实地走了几遭，对仁子说：“德哥是真心办事，我服，别怕，我出三十万，马上现金到位。”

这事儿引起了一次捐款高潮。外面赚钱的角色包括在政府里做事的、事业单位供职的有些头脸的人，击鼓催花要捐款。几千、几万的神速到了仁子设立的账上。

下身截瘫的曾经不肯祠堂建在他家斜对角的平子在网上发出了祠堂上梁的图片。出门佬开始欢呼了！哎呀，真不错呀，气势雄伟，雕栋画梁，柳树湾时来运转呀。

上梁的夜里，冬松子在微信里跟彭子说：“老庚，你说的要做到。”

彭子在广州坐不住了。他在年头跟东松子说了要把祠堂建成都昌第一个书院的想法。祠堂的名字就叫“乔阳书院”。按彭子的思路，祠堂就是个村务机构，所有公益都可以在里面做的。什么村民自治啦，防盗防火啦，医疗防疫啦。最好还有个“杏坛草舍”，彭子想到这个地方做老师，免费传道授业，不说诸子百家，至少能教族人写“一点一横长”。还要有个书屋。既然是祠堂，首先要有家谱文化，把全县乃至全国的同宗家谱集中。再搞个像样的图书馆，书籍的来源首先是出门佬回家每年捐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日积月累，十年百年，这不就成大气候了么？

他要跟仁子说过的，仁子跟康满他们也说了，甚至冬松子也很正式地在会上说了。他们好似没有同意。说祠堂就是祠堂，打书院的招牌做什么？彭子听到这个消息骂出了声：“混账！”

彭子丢下手头的事，真的赶了回去。

腊月二十四，祠堂竣工典礼。

一些单位和宗亲村落也来了代表，送了好看又气派的匾额。

长头发的彭子主持了典礼仪式。郭子借来了广播筒，后来发现广播筒派不上用场，有村民捐献了音响设备，连投影仪都有了。

彭子衣着严整，举着话筒说：“各位宗亲——”

郭子在台下也帮着喊：“二队、十四队的社员都听到——”

辉子的儿子、福子的儿子、还有开药厂的老兴来兜宝。仁子也兜了宝。

五

夜里，还吃了残席。

彭子没有去。祠堂的名字叫“彭城世家”，跟书院不搭界。彭子感到一些失落。但村委会书记显发决定把扶贫工作室设在二楼议事厅隔壁。彭子听了很有些兴奋：对呀，对呀，这不就是好的突破么？别的不说，这里面的字呀画呀俺包了，要一分钱俺不是人。

彭子没到，夜里照样喝酒，喝的是“刘氏宗亲酒”，仁子觉得这个酒开发得挺好，就买了做典礼用酒。酒也不错呢，很醇厚。一杯两杯，仁子就兴奋了。朗声把心里的话说了：“我要投资搞开发，做新农业。你看这田全荒了，真可惜，真可惜。”

有人笑了，不说话。意思是你仁子就那么几百万元的家产，投进去油盐不惹。

有人不说话，仁子知道，这是怀疑他思想不端，想一个人发财。

辉子说：“以前我不信你，现在信。”

显发舒口气。站起来，对大家说：“我这不是泄气，是把废气排出了，心里舒坦了，有了底气。”接着他从仁子开始为各座斟满酒。站起来为仁子敬酒：

“仁子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好。为你的精神干杯！大家干杯！”

“再说个事。新农村建设指标下来了，上面批准了曹其里和我们村。还有，扶贫第一书记明天就到。就让他在扶贫工作室住，”

郭子把酒干了，抢先说：“仁子做事真诚，我服！喝了酒我就去喊广播筒，叫各房长明天吃了夜饭到祠堂二楼议事厅开会。”

仁子笑了，说：“我看架设几个高音喇叭，有大事就喊个话。免得郭子家家跑，就是喊广播筒也不易。”

显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看了郭子一眼，轻声说：“现在任村民小组长也要民主选举，要海选。这个事要认真操作呢。”

郭子脸红了，低着头，显得有些委屈，说：“选就选，不见得我就选不上。选不上我就出门。本来今年开春我就要去南山打石头的。我是信仁子，留下了，干一年。”之后换个脸色，笑着对仁子说：“没事做，我跟仁子干，就在农庄里看大门也行。不担心仁子不给我饭吃。”

万镒生态农业合作社的挖掘机开进老村遗址的时候，好热闹。郭子弄来了手提式的扩音喇叭，捏一张红纸，那是郭子头天晚上写到半夜才完工的发言稿。他把扶贫书记老张、村委会书记显发请上挖掘机，自己找一个显眼的地方站着。等鞭炮、烟花响过，就试着对话筒屁股“喂”了一声，哇，真响！硬是比广播筒中用多了哈。郭子有了信心，顺溜地喊起来：“二队社员，十四队社员们都听到……”

仁子不管郭子的事，把显发扯到一边，说：“芳姐子的儿子劳改释放不久，没有地方去，你捎个信到镇里去，让他到我这里做。就学着开挖掘机也行的。还有，河远叔的儿子愿意来的话也一块来，肥料的事他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