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笠烟雨

斗笠，我故里人叫笠帽，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遮雨帽，骨架是蔑条，遮雨的材料是箬叶。这是远古传来的农民的行头，与之相配的是蓑衣。“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些写钓者飘逸的词句更合适于做农民冒雨稼穑的写照。

我小的时候，雨天用的遮雨行头就是斗笠。和打雨伞相比，戴斗笠的好处的是可以腾出手来劳作，但再大的斗笠也挡不住斜来的雨，于是冒雨的农人又配上了蓑衣。即如不干活，许多人家也是用不起雨伞的。伞面上的那层用桐油泡浚好的纸和细致又结实的麻线都得依靠工业，并没有听说有那个手巧的篾匠可以做得出雨伞。而斗笠，则可以由一个手巧的篾匠独任完成，不过是东溪采箬西园砍竹，一把小头刀就可玩得跶转。再大的斗笠，也比不过一把雨伞，戴斗笠上学，衣服难免要湿透的，一个上午、下午的时间并不够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煨干。另外，把斗笠放在教室的前面，水一滴滴地胆怯地躲着地上的有些怨气的小蚂蚁，一点都不雅观，令人自卑。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觉。

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我有缘遇到一个雨天不戴雨伞只戴斗笠的人；他那农民式的质朴行为，把我的自卑直接改为自信，就像在作业题解上打个红勾那么简单。

有个雨天的午后，我看到窗外的院子里有个人戴着斗笠往教学楼踽踽而来。雨正斜着，那个人为了躲雨不免要把帽檐死死压低。这一帧我童年熟悉的景象刺激了我敏感的神经：布谷鸟的歌声在雨幕的远方彷徨地响着，新栽禾的田里水太满了，戴斗笠、着蓑衣的农家汉子扛一把锄头在肩上去畈里打定缺……

我正在解高等代数题，那个人进了教室，他把斗笠放在教室前面的角落里（哈，一如我当年！），微笑着在我的桌子旁站着。他真像农民。平头，黑黑的皮肤，矮矮的个子，穿着和农民无异，有些滑稽的是红绿相间的化纤毛线衣，下摆早已破烂，线头大咧咧地张扬着。他亲切地喊我的名字，免了姓，像是我的小学同学一般。他看我为一个高数题犯难，就笑着轻飘飘地把窍门说了，题还是我解的，借了他的力，这感觉真好。

他叫黄守中，职务是副校长，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他来数学班很多，也常光顾别的理科班，讲授、指导的都是高等代数。

我觉得他像我的亲人，同学们也都喜欢他，有人形象地称他“老队长”。是啊，他真像农村里某个厚道的老队长。后来只要有人谈到“老队长”，我都会在心里说：“他呀，我的朋友。”

他解题的水平令人叹服。再刁钻古怪的题目他都一般都可以解答出来。这就难免一些学生故意收集难题来纠缠他，他都乐呵着接受。偶然也有解决不了的，他也不死撑着，直接服输，声明把题带走，在全校范围内征求解法。这很有风度，我觉得。一如家里的老队长，生产队里的一应农事在其心里都有一本谱，遇有难事，不慌不忙戴斗笠，一般亮锄扛肩上。

那些日子里，陪着我们熬更守夜的只有他。

那时蒙昧的我心里常存着一个疑惑：一个副校长，犯得着和学生长厮守吗？

后来，我知道他还有个哥哥在南京大学做教授。有一本当时流行的高等数学教材，主编叫黄振中，就是这个人啊。

在毕业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情愿读这样的诗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戴斗笠的那个人去世了，斗笠下的人的故事不再有了，斗笠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油画，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掉色。

某天，我有公差接待一个基础教育考察组，考察组里有个皮肤白皙、身材丰满的小姑娘，待人热情，手脚麻利，工作认真负责。她那俄罗斯小姑娘般纯真的气质感染了我。当我问及这个领导的身份，同行者说：教研员，黄守中校长的孙女。

我肃然起敬。饭时寒暄，小黄断断续续吐出一些黄振中教授的故事。

黄振中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南京高等法院的院长。南京大屠杀时，因为掩护市民撤退，被日寇枪杀在某个市民的院子里。也不知他到底有过什么言行，市民为了纪念他，竟然把他就地埋葬。这样，一座坟墓赫然在市中心某个院里立着，多少年坟前鲜花、纸钱不断。后来拆迁、改建，一座坟墓处于花园式小区里也就非常另类。黄教授觉得这样很不雅观，不待人说话，坚持要把墓迁走。奇怪的是小区里的业主并不忌讳，多次找到黄教授说可以接受这个历史遗留的事实，几个业主甚至公然反对迁坟。

黄教授的儿子也是北大教授，四十岁时就患癌病去世。老爷子退休后一直担当少年丧父的孙子的监护、培育工作。

教授还有个女儿，父、女间有了隔阂。说准确点，是女儿和他有了隔阂。

产生隔阂的起因关乎一套房子的分配。

前些年，南京大学对一批贡献突出的教授每人奖励了一套住房。黄教授当即向校方表示：“我有房子住，不再需要住房，分给我的这套房子给更需要住房的教师好了。”女儿知道后，对父亲说：“您不知道我还在租房住吗？这套房您不要我要！”教授生气了，厉声指着女儿说：“你凭什么得这套住房？你是南京大学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吗？”

女儿本来也很有出息，算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没想到父亲这么说她。

亲人们感叹：“这个老古董！”女儿苦笑：“怎一句老古董了得？他心中还有我这个女儿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父有大量遗产要他继承，他倒好，把遗产全部贡献给了南京大学，设立了贫困学子的奖学金。哥哥早就过世了，他就我一个女儿，我那时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怎么就这么绝情？”

“如今的年代，这样的人怎能被人理解？”“俄罗斯小姑娘”感叹说。

考查组同行人中有个姓袁的校长说：“这种人确实和常人不同，他一旦坚定了某种信念，就会终生不变。一如陌上的笠帽客，决不会在乎变迁的社会是否唾弃戴笠帽人的迂腐和不合时令，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话对。

为此，我对“俄罗斯小姑娘”举杯，对这个“戴斗笠”的教育家族表示深深的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