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新烟起

车快到洞子口的时候，路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扛着铣，提着塑料袋。二哥给我说，那是谁谁去给谁谁上坟。我没有作答。

十七岁离开家的我，其实是一个外人。

徐家沟矿部十字路口，我看到了凉亭边等候的大哥，六十五岁的他，头发已经所剩无几。

下了车，跟大哥打过招呼，我照例去通往鸭子坑路口的那家小卖部去买烧纸。大哥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冲大哥笑了笑，径直去了。

平时冷清的十字路口，此时有些热闹。

小卖部门口木板上祭奠品堆得满满的。我拿了几刀黄草纸和大小面额不等的纸钱、鞭炮和香，还有两身单衣单鞋，想了想，伸手取了一个花环，五颜六色的，很俗艳，也温暖。父亲一生喜欢花草，想必他会高兴。用微信支付时，突然想，如果爹健在，我一定会教会他使用。

想罢，有些伤感从心里溢出。

三哥已经到了山上。这两年他心脏不好，爬山有些吃力。赶早一步，在山顶等我们。

妹妹离得远，这些年很少回来。其余兄妹五个，每年清明和寒衣节，都会像归巢的小燕，从不同的地方往家赶，事先不用相互联系，到日子回家就是。尽管，那个家，早已荡然无存。

嫂子们如果同来，也会分头行动，拜祭自己的爹或妈，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矿区的公墓早就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者都各自寻找地方，四处安营扎寨。如果离得有些远，上完一个，再上另外一个，时间上有些不允许。还是各上各家坟，各看各的爹或妈，这样妥些。

矿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河南人占主体，勤劳豁达的中原人包容性和适应性很强，生活习惯、红白喜事也都入乡随俗，少了诸多讲究，只要尽心就好。

拎着几个袋子，兄妹四人顺着广场后面的小路上了铁道。

昔日热闹的铁道边，如今衰微、破败。这些房子社区都不让住了，留在矿上的大多是老人，都搬到马路边的楼上了。

锃亮的铁轨覆盖了厚厚的铁锈，枕木间疯长的野草寂静无声。那个竖在铁道边的“鸣”字，鸟上那个冠子不见了，颜色脱落，却固守着使命。

过了铁道，顺着坑木场对面的小路往山上走，路过来尹家门口。台阶被各种杂草占据，老去的顽强固守，新生的青葱盎然，挤挤挨挨，生机勃勃。

紧挨着铁道依山而砌成的院墙，很高，用砖一层层垒上去，状若碉堡。想必当年一家人砌这道墙费了不少功夫。砖有些风化，泥巴脱落，一根应该是电话线吧，耷拉在院墙上，风中摇摆，砖缝里斜刺长出的那棵槐树，身子骨依旧高大、硬朗，干枯卷曲的叶子落满水沟，树干上的叶子没有落净，干枯在枝头。而树干和枝条已然泛青，门口不知何时长出了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胳膊粗，有些年头了，这些杂乱的树根部被黄蒿、牛筋草、刺蒺藜等杂草占据。一衰一荣间，它们替主人守护着院子。

那个总睥睨我的少年，连同记忆，不知去了哪里。

山坡上随处可见上坟的人，哥给他们远远打着招呼。

那边沟里，有一丛丛粉色的花，应该是桃花，在满山青黄背景里很是漂亮。沟畔上酸枣窠随处可见，叶子早已褪尽，还有几粒黑红果子瑟缩枝头，干瘪、皱巴。猝不及防响起从前暑假里父亲和我上山挖苦苦菜的事，那时的酸枣，褐红饱胀，掩映在翠绿的叶子里，像精灵，像少年的脸。

父母睡的地方原来是一片麦地，母亲是这里的第三个住户。现如今邻居已经挤满，密密匝匝。这块地的主人，干脆把地划成一块块，全部卖给了睡在这片地里的，他们的后人。

睡在这里的爹妈头枕北麓，脚踏南水，永远庇护着他们的孩子。

从这里可以看到石矸山，黑黢黢的，缄默着，那是矿区的标志。小时候跟着妈和哥总去那里拣煤。矿车沿着石矸山绞车道爬到达顶端，将石矸翻倒下去，蜂拥的家属拿着铁耙子，胳膊上挎着篮子，踩着滚动的石矸，手脚并用往上爬，都想尽可能捡到更多的，用扁担或者独轮车往回运，补贴家用。听妈说，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大哥二哥为家里付出了很多，通常是天不亮就担着挑子出门，去徐家沟或者鸭口石矸山上捡石矸，挑回家后，赶紧洗把脸，喝点包谷面糊糊，就去上学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贫瘠、心酸却温暖。

爹去世前几天，哥说爹偶尔有些迷糊，吃完饭坐着，忽然给哥说他想回家。哥说这就是你家啊，爹说，这不是我家，我家不在这里。

心都碎了。

爹和妈用尽一生辛苦努力建造的房子，在他心里竟然不是家。爹心中的家应该是遥远祖籍那一隅，那是他十七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一直在爹的心里隐藏、怀念。那里有爹的兄弟姐妹，还有爹娘。尽管，大多都已往生。

可在爹心里，那才是家。

只是，我们无法满足爹的愿望，山上沉睡了十年的母亲，还在等他。

有爹有妈的地方，才是家。

早到的三哥早已将墓前的料僵石捡拾干净，扔到沟里。

我们用树枝画了一个圆，小哥点燃了炮，快捻的，很脆。

香案上摆上水果糕点，上了香，三哥把花环放在墓碑台子上，弄服帖，用胶带纸仔细粘好。

兄妹跪倒在爹妈的墓前，化着纸钱。

妈走了22年，爹走了11年，每年来到墓前，我都忍不住会痛哭一场，泪水在心里砸一个个坑。这次，我只是掉泪。也许，爹妈更愿意我活得轻松一些。

爹那年走时，陪伴他很多年的藤椅，也在坟前化掉。爹在时，怕硌疼爹的胳膊，我用布条包裹着棉花缠在藤椅的扶手上，藤椅已经风烛残年，和爹一样。

妈走得早，没有享一天福。我给妈买的衣服，选的是我喜欢的花色，想必她会喜欢。不过，小哥送的更周全，小哥是妈最心疼的小儿子，听妈说过，生小哥的时候，我们还在铜川南关窑洞里住，爹上班去了，孩子要出生了，妈让大哥给他烧水，自己找来剪刀，等爹回到家，小哥已经被妈收拾的干干净净，包在小褥子里，妈是何等的坚韧坚强。小哥有些淘气，经常被同学来家告状，没少让妈操心，小哥总是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或一把瓜子给妈，妈笑着骂他是瞎话篓子，这个儿子，在妈最后的日子，睡在妈床前的沙发上，衣不解带，守护了四十天，近了最后的孝道。

坟前的几个哥哥年龄加起来236岁了，经历了太多世事的他们很隐忍，只是抽着鼻腔，压着声音给妈絮叨着，嘱咐爹想玩麻将就尽管玩，资金充足，让妈别不舍得花，辛苦了一辈子，日子现在都好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说的人语气有故作的轻松，间或和旁边上坟的熟人打着招呼。

我知道，这是在自我救赎。爹妈的恩情还有留给子女的愧疚遗憾，穷尽一生，都无法回报和弥补。

白色的纸灰飞舞，落在头发、衣服上，也落在周围地上冒出的青草上，我忽然看到在微胖的妈妈，低着头在擀面条，头发花白，胳膊随着擀杖前后移动，爹坐在小方桌前，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喝一口白瓷杯中的茶，手中厚厚的族谱伸得远远的。

日子原本这般幸福。那一刻，我笃定回到了小时候，有爹有妈的日子。

化纸钱的热量，烘烤得周身燥热，日头有些大，三哥脱去了外套放在墓碑边。抬头的一瞬间，我从三哥脸上看到了爹的影子。1994年，62岁的爹，应老家要求，搬着小马扎，在西安火车站等了两天，才从窗口爬进去，马扎没地方楔，只好提着，一路换着脚站着到了老家，参与了有关李氏族谱徐家沟这一支的登记确认任务，在遥远的祖籍，李氏族谱上，如今上坟的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有小小的立锥之地，血脉就这般传承、延续。可是，我们之后，又有几人，能够记起这些呢？

只是，爹那么大的年纪在火车上是怎样捱过那漫长的时间，想起来令儿女心疼、无言。

待纸钱化尽，我们兄妹给爹妈磕过头，起身时，大哥有些吃力，我没有搀扶，我知道他的执拗。三哥捧来土盖在灰烬处，防止山风刮走残留的火星。

我又一次注视面前的墓碑，正面刻着爹妈籍贯和生卒年月，还有儿女以及孙子辈的名字。转到背面，仔细读墓碑后面那些介绍爹妈生平的文字，然后用手机拍下。

也许有一天，我只能从手机上读到这些了。

现在的我们，还能从四面八方聚来，拜祭爹妈。而我们还能来多久？再往后，还能有谁会给他们坟上添一铣土，坟前上一炷香？我只知道，过了清明，我们又要各自在烟熏火燎的世间穿行。

下了山，越过铁轨，回首再次望了一眼那座碉堡，举起手机，拍下了它们，连同那棵树。

不知院子的主人们都在哪里，是否安好，那个穿红T恤的少年，可曾回来给娘送纸钱？探望过这棵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