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华
网站用户
利华忆童年
1961年9月1日，五岁还差十二天的我就被父亲送到大屋塆小学发蒙读书了，其望子成龙之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报名那天，我们塆里一起上学的路队很有点长，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总有一二十个。本来，年龄和个头皆是最小的我在这队伍里应该是最不起眼的一员，却因了父亲的缘故，竟成了最“高调”、最“突出”的一个——父亲让我坐在他肩胫上，驮着送我上学。而且不只是报名这天，正式上学后他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天天如此，这在整个大屋塆小学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行经七小队西边那口名叫小粪塘的塘埂时，坐在父亲肩上的我俯视前后伙伴们，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只可惜，我日后既辜负了父亲盼儿早成才的热望，也没有很好地回报他爱子若至宝之深恩。
事隔半个世纪，第一次到达我发蒙的校园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在学校前那口池塘的南端，父亲将我从肩上放下来，牵着我与同塆的伙伴们一起向学校走去，行至池塘北端，便是校园前那道高近三米，长二十米左右的坡岸，坡岸中间有一条通向校园的斜坡。先前在池塘那端，我们就看见这坡岸两边有数丛盛开的鲜花（显然是学校种的，当时不知是什么花，如今更无从考察），觉得异常新奇，对学校的敬意、好感和向往更增添几分。及至走近校园前的斜坡时，那丛丛鲜花更看得真真切切了，花丛株高一米以上，每丛有十几株五颜六色的手掌大小的花朵呈近似于喇叭的形状嫣然怒放，数丛鲜花一字排开形成的这道旖旎至极的风景，极大地震撼充盈了我幼小的心灵。当时说话都不怎么利索的我不会在言语上将我的感受与送我上学的父亲和同行的伙伴们交流，只见他们在一个劲地指指点点，赞叹这花是如何如何好看，我嗯嗯啊啊地应和着，心里有种美滋滋喜洋洋的欢快愉悦感。
由于我的父母对我太过娇生惯养，及至五岁了，我的自理能力还比同龄人有不小的差距，不说别的，上厕所解裤子系裤带都没学熟，当时带我们一年级的翁老师因此帮了我不少次的忙。说来十分好笑的是，这事当时我一点也不记得（可见当时何其懵懂也么哥！），是后来听家人说的。十几载后有年正月初二，我母亲要我去当时因工作的原故从上巴河迁住程德岗的陈叔（陈仁先）家拜年，教我对陈叔的爱人——我管她叫姨儿——表达想与她家女儿（小名叫胖子）开亲的意思。其实她就是当年帮我系裤子的翁老师，我不记得是怎样跟姨儿说的，反正她婉拒了，从她家告辞出来后，正好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姨儿从后门出来跑过一道百米来长的田埂给从前门骑自行车转至公路这边的我送伞，当时不好意思面对她的我一边说不要，一边冒雨向上巴河方向疾驰，她站在雨中喊了我好多声才转身回屋……现在想来，很有些对不住她——我的启蒙老师！虽然我母亲对曾经离异过的她与陈叔复合取过关键性的作用，但要户口在镇上的她女儿与当时身在农村的我对象，是极不现实的事情，我不该听母亲的话对她开这个口，弄得她先是对婉拒我徒生恻隐之心，后又因我固执淋雨更添负疚之意。
不记得在发蒙多久后才没让父亲驮我上学的，大概是被别塆的同学笑话太多次数后，自尊心的萌芽一点点地冒出来，长起来，长到高过了惰性、依赖性和享乐主义的苗稼后，才没让父亲继续替我代步的。实际上，学校离我们黄土塆只有两里路左右，成人之后，我五六分钟就可以跑到学校，但对于当年身矮腿短的我，感觉这过冲、穿塆、绕塘、翻岗的上学之路，很有一点儿远。那些比我高大的伙伴，经常善意地笑话走路特慢的我，有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高年级同学不止一次的说过，他走一步，我要走两步，可想而知当年的我“小细胳膊小细腿儿”到何种程度。
还有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自己不记得，别人当笑话讲）的糗事，跟我一年生的本塆兄弟刘孟东，应该不是与我同一天报名发蒙的，而是他见我这平常跟他一起玩儿的伙伴上学了，也吵着要他父亲送他上学的，反正我上学不久他也“读书”来了，而且老师把他安排跟我同桌。这可倒好，我本来就玩性大无心向学，他来了后更是找着对手了。我们上课时从来没好好听老师讲课，总是在下面捣蛋玩儿。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是男的（不记得姓什么），他见我们不听讲，就朝我们头上或脸上用力扔粉笔头儿，我们呢，本来就喜欢这玩意儿，见老师扔过来的正是咱们稀罕之物，于是嘻嘻哈哈地钻到桌子底下（甚至爬在地上）去争相捡起据为己有——搞得老师啼笑皆非，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发蒙伊始，就这么个愚顽懵懂的糊涂蛋，功课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入学的第二年，人家都升到二年级去了，我和刘孟东仍在一年级蹲点驻扎。
我们大屋塆小学（校园像大写字母E减掉中间一横）坐北朝南座落在栖凤山南面，教师办公室在学校正中间，办公室东西两边分别设有两间教师宿舍。与东边两间教师宿舍隔壁的是一年级教室；西边两间教师宿舍隔壁是二年级教室；一年级南边隔壁是三年级教室；二年级南边隔壁是四年级教室，三、四年级的门窗对向而开，中间是大约百多平方米的场地，这场地外延到校园南边约两百平方米的开阔地带，作为学校的操场。
东南面三十米处另有一较大的空地是学校运动场，读二年级时，张伯桓老师给我们讲英雄邱少云的故事时，我们就在这个运动场上席而坐听他那生动传神到惊心动魄、如临其境的叙述的。
运动场再往东约五十米处，有一户人家，几间土砖屋房子和围有篱笆的菜园毗连着，主人是陈三爹，这里除住着他一家三代人外，还开有一个小店，专卖学校老师需要的日用品和学生喜欢的糖果什么的。不知从何时起，大家把他的家园和小店统称为陈三铺。为了看门护铺，他家还养了一只狗。在我记忆中，因为对狗的惧怕，我似乎没有到陈三铺买过东西，所以也就没有与陈三爹和他的家人以及其店铺有过真正的接触。只是偶尔在不近的距离外作短暂的观望，所以陈三铺对我来说，自终至终有一种神秘感和对其敬畏感。
而陈三铺对我来说的神秘感和对其敬畏感，不仅仅在于其篱笆.店铺.狗，主要是，这个家园里，培育了一枝清新脱俗秀美绝伦的奇葩，那就是陈杏元同学。实际上，她应该是与我同一年发蒙的，只不过读一年级时，蒙里蒙懂的我注意力全在一个玩字上，连班里同学的面孔和姓名恐怕都不曾对上号，所以与她同过班的学海之缘、红尘之幸我竟蒙然未觉浑然不晓。及至读了两个一年级的我升到二年级后，学校排练校园剧《东海小哨兵》，读三年级的她饰演在剧中机智勇敢地与可疑分子周旋并在识破敌人后边与之搏斗边吹海螺报警最后协助解放军和民兵抓住三个特务的放羊姑娘小红时，那俊美英武的扮相和灵气十足的表演，引起了我极大关注和无比倾慕。当然，她也因此不仅成了全校同学崇拜敬佩的明星偶像，也（在正式演出后）成了全大队家长们喜爱赞叹的才女神童。
尽管她容貌出众，才艺过人，而且成绩也不错，但却一点没有娇矜之气傲慢之举。打自对她特别关注后（及至若干年后学生时代结束走向社会），我发现，她沉静时神情柔美和悦、文雅端庄；表演时歌喉婉转悠扬、嗓音清脆甜润、动作热情奔放、台风大胆自信；而且性格特好，说话轻言细语，没见过她有对人大声嚷嚷的时候；举止既大方有度又不失腼腆含蓄，对于同性，极具亲和力，对于异性，极具杀伤力。可以想见，当年她是我们大队以至更大广范围内多少青少年心目的女神。
平心而论，我读第一个一年级时功课之所以跟不上，除了爱玩儿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智力不够用——若是头脑聪明的话，无论怎么玩儿，成绩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二是说话不利索——连吐字发音都不准，这势必会成为童蒙初启的先天性短板。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情景：老师在位于教室西墙边的讲台上教我们读：“春——”，同学们跟着念：“春——”，而坐在二组最前排我嘴里发出的读音是：“吹（chuī）——”；老师教我们念“东——”时，我念：“堆（duī）——”；老师念“风——”，我念：“飞（fēi）——”，老师念“生——”，我念“虽（suī）——”，等等等等，反正类似的字我没有一个能正确地念出来。这在跟着大家合读齐诵时，只要声音比别人小一定的分贝，老师和同学还听不出来，也不妨事，若是老师点我起来单独读课文，那叫一个惨！全班同学笑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幸好老师还算慈悲，没忍心让我多出洋相。
因年龄和成绩的原故，在一年级留级了一年，读第二个一年级的时候，就算在先前的一年里再怎么不济事，但比起刚进一年级的同学来讲，对认字这块总有那么一点优势的。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学期临近期末时，老师把一册课本上的生字全部用毛笔写在白纸上，然后贴在教室西北角（黑板右边的）墙上，要求我们熟记会识，然后隔几天在上课的时候逐个点我们起来认，看谁先过关。
现在想不起来我是不是第一个认下全部生字的（此时已能准确发音了），反正是因当时在全班起到了示范作用，老师郑重其事地表扬了我，要其他同学向我学习。我放学回家后，得意地将此事告诉了祖父和父母们，他们当时好激动好高兴，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逢家里来了客人，他们——尤其是少时读过私塾的祖父，总是把这件事拿出来显摆，好像我特有天资似的，其实我只不过比别人多读了一年而已。弄得我也从此颇有些沾沾自喜，仿佛在学业上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似的。而事实上，我的算术成绩并没有因多读一年而有所改观，仍然差到基本不能单独完成作业的地步——每每总要“分享”学习好的同学之劳动成果。
也正因为我天生没有算术和数学细胞，导致了十几载后——1978和1979参加高考的连连失利——因为偏科太厉害拉了总分的后腿而名落孙山之外！倘若这两年的高考我的数学能考得30分以上的话，也绝对可以走进大学校园了。其中，1978年的语文分数是78.5分，据说是当时上巴河公社所有考生中的第一名，而数学只有区区4分——天可怜见！恐怕是倒数第一了。
快满七岁的时候，我终于升到二年级了。大概是因读第二个一年级时在记生字方面有那么一点优势给我带来些微的自信吧，在二年级我仍然保持了下来。每次老师点同学们认字时，若连续有几个同学不记得某个生字的读音，老师就会点我起来认，而我基本上没让老师失望过。记得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大排生字，然后随意抽点同学站起来认读，其中有几个字他一连点了好几个同学都没认下来，最后老师用一种特别的音调说道：下面，让我们的小老师——刘利华同学来认一认吧。当时，我既感荣幸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然后一一读出老师的教鞭在黑板上所点之字，总算没辜负他的溢美之誉。当然，这是我在大屋塆读书五年的唯一能引以为傲的瞬间，比起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的那些同学来，不知要相差多大的距离。在我的记忆中，因成绩出色、表现优秀而先后名闻全校的同学有陶长友、朱凤姣、陈杏元、易桂姣、刘火香、王锦国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朱凤姣，至少有两年是全校少先队大队长，当时在我心目中，对她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而刘火香，是我细爹的次女，论辈份，我叫她二爷，比我大两岁的她却比我晚两年发蒙，但一进学校就显示出她不凡的天赋，我读二年级时她是一年级的班长，我读三年级时她是二年级的班长，及至我到上巴河街上读初小五年级后，她不仅是四年级的班长，也升为全校少先队大队长了。只可惜，因为那年月家庭太困难，为了要她挣工分养家（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二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的细爹、细婆连初小都没让她上……
我是读二年级的时候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宣誓那天我兴奋欣喜的不得了，放学后是一路蹦跳着回家的，当时坐在大门外面扎把子的母亲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好像比我还高兴，笑着一个劲儿的夸我、抚摸我的头，并连忙起身牵着我一道进屋，说是要弄点好东西给我吃——以资鼓励。那愉悦温馨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自此，每一年的儿童节，是我最激动、最快乐的日子，头天下午放学，校长在全校集合排路队时，照例要在讲话中强调我们第二天要穿上白色衬衣和蓝色裤子并且早点到校。我回家对母亲说了后，她自然会积极响应——立马为我准备好，并于翌日早上提前喊我起床，让我吃下她起五更为我弄好的早餐，然后穿上干干净净的“六一装”，带上她为我准备好的中餐（馍馍、鸡蛋等）到学校集合。
每当我们全校同学青一色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排成长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向三里路外的宋家凉亭学校进发——去参加公社学辅区组织的极其隆重、热闹非凡的庆“六.一”活动时，人人无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享受着我们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
由于是五岁发蒙的，尽管读了两个一年级，从大屋塆小学毕业到上巴河街上读高小时我还只有九岁。我们黄土塆基本与我同年的有6个男孩：刘孟东、刘孟初、刘子尤、刘子国、刘汉全、陶长富（女孩一个也没有）。可由于比他们高一届（唯一与我同届的同龄人刘孟东要再读一个四年级），到街上读书的第一年，他们全不能跟我一起上学。与我一同升到高小的倒是有陶淑兰（因长我一辈，我叫她细苕爷）和刘汉祥二位，可记忆中他们很少跟我一道上学的——不记得是我上学时没邀他们，还是他们上学时没邀我。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差不多比他们小两岁，人小腿短的我跟不上趟的原故；再一个原因可能是喜欢跟女同学一道上学的汉祥老兄每天天早早地把细苕爷邀走了，叫我当不了电灯泡吧。呵呵！由此故，在上学伙伴这个问题上，我得另辟蹊径。
我们黄土塆离上巴河街是四里路，这四里路的每一里是有比较明确界限或者是记号的：从我们五小队（黄土塆）塆头起，经过六小队的刘家茅屋、道士塆、到鼓皮寺，是一里路；到红曲塆塆外的一块稻田正中的一个田缺，是一里路；到凡家塆塆头，是一里路；再到上巴河东街“拐棍头”，是一里路。在2014年以前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这四里路是四华里，直到这年我从广州回乡办事时，特地用跑步软件测了两遍，我们塆离上巴河小学的实际距离是4公里。
读高小五年级这一年，我的主要上学伙伴，就在第一个一公里里程内的刘家茅屋和道士塆结识的。
第一个伙伴是刘纯全。从1966年9月1号起，我们上学经过刘家茅屋时，必从他家门前过，由于年龄差不多，又是本家，他父亲我叫刘伯，母亲我叫王姨，而且我们同班，所以很快就成了结伴上学的好朋友。于是每天经过他家门前时，只要他还没走（正在吃饭），我就会等他一起上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记得毕业那天，各自回家后，刘纯全特地赶到我家，彼此互诉情谊后，我送要回家的他行到村头，各自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到对方胸前，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40多年后的现在，我每次回乡时，都会提前打他的手机，让在上巴河街上开麻木的他到车站接我回黄土塆呢（当然，车费是要给的）。
转过刘家茅屋纯全家屋角往西走约五十米，便是一渠道，走过渠道上的石桥再下一陡坡便是道士塆，上高小后我第二个结识的应该是王三毛了，王三毛的学名叫王华山，他有一个哥哥，叫王金山（叔伯房有个哥哥叫王银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记忆中与他一起上学放学的时候不多，更不记得其间的具体情形，但却对他的父母，特别对他父亲印象最深。三毛的父亲是个篾匠，手艺不错，在我自小到人大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他曾几次被我父母接到家里做垫子、箩筐等篾货。我管他叫王叔，从高小（乃至到初中）每次到他家邀三毛上学，或上学放学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我一脸笑，也喜欢逗我，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三毛的母亲对我也比较客气，在我印象里算得是勤劳能干贤慧善良的农妇。
现在要讲讲王锦国了，虽然与他一起上学是在刘纯全、王华山之后，但很快就与他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情。当然，读小学时就与他有过接触的，记得不止一次临时与他同桌上课时，他或在他的书上，或在我的书上画头戴大盖帽身挎盒子炮的国民党军官。有时还画些国共两军或中日两军打仗的场面。我最喜欢看他画盒子炮，特像！而且好象记得他还自制过打火炮的木头手枪，涂上黑颜色后很有些像真家伙。我特羡慕！我与他一起上学后，他在路上时不时讲故事给我听，我也没问比我大岁半的他是在书上看还是听人讲的，反正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多故事，而且讲得绘声绘色，特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讲的一个比较长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艾里 • 库尔班》，尤其是他讲艾里 • 库尔班独自骑马向魔王国走去，路上经过艰苦的鏖战，征服了塞上巴图尔、冰上巴图尔等八个拦路的武士时，那惊险情节、生动场面，非常让我着迷——每每听他讲述时，那种精神享受不亚于读初小听张柏恒老师讲惊险战斗故事。时过几十年，我还记得放学时走到哪段路时他开始讲故事中最精彩的那段情节。也由于小时候和他有这段交集，我们成了几十年情深意笃的好朋友。在与王锦国同学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崇拜他会画画会讲故事特别外，还敬佩他的学习成绩好，尤其是数学，可以说在全班是数一数二的（并因此一直任班长或学习委员）。
在上巴河读高小五年级时，我们是五（2）班，左隔壁是五（1）班，右隔壁是五（3）班。对于五（1）班最深刻的记忆是，此班有个同学叫何红峰，他的头发是全班最少的，而学习，却是全班最好的。不过在整个高小阶段，因为成绩不在一个档次，我与他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及至三年后我和他俩重读初一被分在一个班，不久同任班干部后，才成为比较要好的学友。对于五（3）班最深刻的记忆是，此班有一群喜欢打架，称王称霸的同学，最厉害的当数袁佑元、袁佑喜，手下有几个姓袁的同族兄弟。不记得上巴河街上和十四大队的学生跟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班，印象中上巴河街上的一群学生的气场好象比他们更大，姓袁的队伍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实力，于是我们这个班成了他们经常挑衅的对象。其实我们五（2）班人高马大的同学也不少，只是象一盘散沙样，没个灵魂人物将其凝聚起来形成可以对抗入侵者的强大势力。
记得有一次，“袁家军”又来我班寻衅挑祸，我们班象我这样年龄小、个子矮的同学都大气儿也不敢出，只有像范志祥、朱小初等年龄和身材与对方不相上下的同学时不时与来犯者打打嘴巴官司，但一时间没有人真正敢接受对方的挑战。我那时对范志祥和朱小初是寄于厚望的——巴不得他们与另几个大个子同学联手与对方干上一仗，打下袁家军的嚣张气焰。记得当时朱小初站在教室外面时不时顶对方几句，但在尺度和分寸上有所保留，没有哪句足以激怒对方，从而拿他开刀。我想，如果一旦他与对方干起来了，范志祥等人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一起上的话，就有好戏看了。然而，战争迟迟没有爆发，尽管我非常喜欢“黄鹤楼上看翻船”，但这船迟迟不翻，想看，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了。当时的我暗自着急地从教室里转到教室外，又从教室外转回教室里，和一个赶场看戏的人等待开锣启幕的心情很有些相似。记得我转悠到靠教室西墙的四组中间的位置时，不知一直坐在三组后面与对方骂战的范志祥哪句话点着了导火索，只见原本在外叫阵的袁佑元怒气冲冲大踏步走进我们教室的同时，将手里的一把石块瓦片什么的，往进门第二排的课桌上一丢，险些溅到几个同学的头上，然后径直朝范志祥所在的位置步步逼进，当然，他身后跟着袁家军的全部人马。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袁佑元在抵达范志祥面前之瞬间，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住范同学的下身，并逐渐加大力度，把个可怜的范志祥捏得叫爹叫娘地喊痛……就这么一下，就让我们班上最狠的“人物头儿”彻底卑服了，而且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解围劝架……几分钟后，全班同学眼睁睁看着袁氏兄弟不可一世地扬长而去。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由于场面过于震撼和刺激，此时的班集体卫护心退居到次要位置，倒是因平时没少受其欺负的范大炮（我们私下这么称呼他）这次经受别班同学的操蛋之辱，竟不无幸灾乐祸之感。
如今的少儿玩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甚至连高科技的都有。而我们那时玩的东东绝大部分是靠自力更生亲手制作的。记得读五年级时，全校风靡一种泥制迫击炮的玩意儿。当然，这是男孩子的专利——那时几乎没有一个男同学没为此物着迷。这炮的制作材料、步骤及原理如下：到塘岸或田边寻取（或生产队的做瓦的窑棚盗取）一团重达几斤、特具粘性的黄泥或窑泥，将泥团反复揉搓摔打成半干并有足够的韧度，做成大小和厚度不等的若干四方形框架——这框架要做得非常平整使其具有极强的密封性，其中最小的框架须在其一方的正中钻个大约1厘米的小孔，再做一个顶部封闭的炮盖，晾干备用，然后找一个用完了的润肤油盒，在盒盖中间钻一小孔，用八股绦带或粗索线做成灯芯插入孔内，再将空盒装满柴油或煤油备用，另外，还需一个铜毛笔套和若干截高梁穗杆。最后开始组装和试验：将晾干了的框架依下大上小的顺序成宝塔形叠起；将尖部钻眼的铜毛笔套插进小方形框架的孔内当炮口（呈一定角度直指前方）；将一截高梁穗杆塞进毛笔套内当炮弹；将润肤油盒做成的微型油灯放进炮内；用点燃的纸条伸进炮内将油灯点着；再盖上炮盖。当炮内的油灯将内部空气燃烧膨胀到极点时，会发生“砰”的一声钝响，与此同时，炮弹会瞬间脱膛飞射出去，近则数米，远则数十米，凭制作者的技术实力而定。技术差的，油烧完了还是哑炮也未可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用这自制的玩意儿，于课余时间里，在自家班前走廊里或窗台上，架炮点火，向对面班级瞄准发射。倘若有哪个炮手的火炮威力够大，射中目标，则会引起一阵欢呼。而对方也会还以颜色，一时间，炮火连天，弹痕遍地，不亦快哉！
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后，与我一起上学的队伍陡然壮大起来，除了本塆同龄的男孩刘孟东、刘孟初、刘子尤、刘子国、刘汉全、陶长富之外，比我大一岁多的女孩“末儿爷”刘秀花（到初一改名为刘桂萍）也入此行列。这样，加上刘汉祥、陶淑兰二位，整整有十人之多，走在上学路上，颇有一字长龙之势，若中途有别塆的同学加入，就更其“浩浩荡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