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座“山”

农场初创时是一群军人，于是黄海边上的盐碱地就注入了一身绿装的军人气质。土地好像是他们卸下的背包，被打理的刀切一样齐整，方正有型，长宽有度，成建制地验了身份，编了号码，守纪律地规建到营、连、排、班。军垦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锹，江苏农垦的发源地淮海农场至今矗立着这尊雕像，背后是毛主席签署命令的拓本浮雕，成为几代人强大的精神核动力。

每一块条田就像一条巨型的直尺，一律一千米长，五十米宽，边框刻度线就是排列间隔有序的林木，丈量着苏北大平原的深远和人的意志豪情。如果你在农场连队问路，人家会习惯地讲，不远，就两块条田的路。如果你站在农场的田地上远眺，最多只能望到两里，你的视野就会被高大的防风林屏蔽。农场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军队的元素符号，人们挎着军用水壶，穿着解放鞋，披着军用雨衣，听着军号下地干活，听着军号收工回家。兵团人双肩挑担，边劳动边守防，成为那个时代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农场土地的阔大无垠带来的是人的辛劳的巨大无边，虽说是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度高，稻、麦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但有些活是机器不能替代的。棉花长到一米多高时，打公枝杈，一早钻进棉田，立马就会被绿色和孤独淹没。半蹲着，边打边挪步向前，一千米，一趟只能打两行，一块条田七十二行，上有毒日头炙烤，下有蒸腾的热浪和湿气，天地间就是一个大蒸笼。曾有体质虚弱的农工真的被蒸烤“熟”了，在旷野里寂静地走完了一生。拾棉花，拔棉花秸，刨山芋，收黄豆……条田连着条田，两里接着两里，寸寸都布满了人的脚印和孤独，片片都漂浮着人的身影和寂寞……农场的土地带着刻度，一个人如果足不出农场，他就能算出一辈子走过的路，尺量出一生得辛苦和劳累。

在黄海农场的大平地上生活久了，我就十分向往高山，那是奢望。但在农场的原野上我确确实实看过山。在一个夏天，骤雨初停，世界被水洗了一遍，空灵高远，清新透彻。在条田里割着兔子草，一抬头，我梦一样看到了西面天边的一抹山形，不甚清楚，隐隐约约，像淡雅水墨画里的飞白写意。我一个人拎着镰刀，在辽阔的平原上痴痴地呆望着，一任头发和思绪在风中自由飞翔。太阳是不是掉到山里面了？那山里有庙吗？山里有没有住着神仙？……成年后我才知道，那不是我地呓梦，那座山是比邻而居的连云港的云台山。

在我二年级之前地记忆中，黄海农场是有山的，我叫它“碉堡山”和“打靶山”。

我家后面是项庄公社，项庄后面是一条河和树林，过了河就有碉堡突兀地立在大条田里。这些碉堡是部队五十年代备战修建的，田头地尾，交错掩护，它方圆几十米，海拔五六米，这样的高度在一马平川的黄海农场，在八岁小孩童眼里可不就是一座“雄伟”的山吗。我们在田里拾麦子、拾黄豆之余，带着柳条编的草帽，结伴在这座山上分派厮打冲杀，演绎战争的故事。

有时，我一个人站在“碉堡山”山顶上，拎着铅丝折编的枪，任由风吹破衣，手搭凉棚远眺，目力和思想跳出了两里地羁绊。四野是青纱帐，一片苍茫，林梢矮化与庄稼一起铺到无边无际的天边。我知道，更远的地方就是黄海了。自降大任的我深深地为一农场人担忧。

日本鬼子最有可能还是半夜从北面和东面杀上来，那里连着黄海，海的对面就是日本。农场的人就应该往西面和南面撤退。在北面，陈家港的三零八公路要放一个团。在东面，通往头罾的中山河和公路要摆两个团，梯次配备，层层狙击。可是我们农场也就是二师七团和八团，还缺一个团……（那时以我小小的视野，还不知道，我们兵团下辖四个师二十五个团，加上其它独立团、独立营等等，整个兵团足有二十万人）这种焦虑从“碉堡山”上一直蛇行尾追到我的破木板床上，让我夜不能寐。我在一农场人和平的鼾声中，黑木耳一样支楞着警惕，焦急地制定作战计划。第二天，朝阳灿烂，晨风清爽，大家各忙各的。老母鸡带小鸡一边走一边“咯咯”招呼着，觅食去了。母亲扛着锄头说了声下湖去了，若无其事地跟着一群人走了。（农场上了年纪的泗洪人，由于成长于洪泽湖旁，习惯称下地干活为下湖。）邻居大嘴背着书包乐颠颠地跑来逗我去上学。我很着急，日本鬼子正磨刀霍霍，大家怎么都不知道啊。我想告诉他们我判断的敌情和战役计划，但我是个腼腆害羞的人，终于没有说出来。不过这种拯救农场和民族危亡的英雄情结曾滋育过每个六零后的童年，它至今仍蛰伏在我们日渐衰瘪的胸膛里，偶尔还会气吞山河铁马冰河入梦来。

忽有一回，在这座“碉堡山”上发生了一件事，差点让我成为祖国和人民的公敌。

那时父亲已被打成“叛徒”，关押在樊集学习班。我们自然就是“小叛徒”，人人都可以大声粗气的指派我们，不能到大礼堂看新电影，不能参加红小兵，不能参加游行集会……更可怕的是父亲的工资停发了，一家九口只有母亲的十五元工资，于是，放学后我就和哥哥姐姐们去捡玻璃、废纸、塑料换钱，到地里刨山芋、胡萝卜、土豆，拾黄豆、绿豆、花生补贴家用。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后树林里用筢子筢着已被人家筢了几遍的树叶，也不满一篮子，烧一顿饭都不够。我就发现了“碉堡山”上的枯草，去扯了一篮子，不料被另外两个警惕性很高的小同行看见了，去报告了老师，罪名是：叛徒的儿子贼心不死，破坏碉堡上的伪装，破坏备战备荒。老师是个知青，刚来农场时就住在我家。他晚上悄悄地来找我们核对。母亲大骇，我们紧张得结结巴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时农场传闻，有个小孩对着报纸撒尿，不想报纸的反面是领袖的像，被人举报，一家人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老师嘱咐我们，下次不要再去那地方了，他这边先瞒着，只要那两个孩子不去派出所报告就好。我们许多天里就探头探脑心慌慌，一如白天行游的小老鼠。每天放学先绕家转几圈，远远地看看家里地动静，有没有陌生人来，晚上用两根粗毛竹顶门。也许老师做了工作，也许人的天性还没有被扭曲到那么险恶，“事件”被时间淡化消弭，直到今天才被我打捞到纸上。不过只到二年级下学期搬家到连队，我再也没去过我的“碉堡山”。

“打靶山”在“碉堡山”的东北面，大约两里多路。这是最像山的“山”了，长一百多米，高十几米，坐北朝南，寸草不生。其实它就是人平地上突然挖个大坑堆积出来的，“山”的南面就是个佐证的大鱼塘。造这座山的原意是为军垦战士练兵打靶用的。我记事时它已废弃，土塌坑陷，像一段被人遗弃在时光里的烂木头，但它却是我们的宝贝。

去“打靶山”挖子弹头，是我们救济家庭的方法之一。弟兄几个带着小铲锹，在“山”南东挖西掘，找肉知了一样。这弹头有步枪的也有手枪的，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没有规律，所以每找到一个，就爆发一个大惊喜，最多一次也找不到十颗。后来知道的人多了，就更难找了。但我们聚的弹头一定比别的孩子多，不仅是我们兄弟多，更主要是，我们找到一个规律。下过雨后，原本就被翻挖稀松的“打靶山”再冲走一层土，就有弹头露出金属的黄灿灿的小脑袋，真像是捡了金元宝。

子弹头是不能卖钱的，里面的铅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我们捏着子弹头的腰身，使劲摩擦子弹头的屁股，在砖头、水泥地、墙上，有时一路跑一路磨，身后爆出午睡被吵醒人的怒骂。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今天磨一点，明天磨一点，日日摩擦无穷匮也，总有磨通的那一天。到了冬天，弟兄们很隆重热烈地围着，在炭炉子上，用一个铁勺子，把几个磨通的弹头放在里面，慢慢地烧烤，达到一定时间和温度后，弹头的屁股就会分泌出灰亮的铅，黄豆粒那么一丁点，我们把它们凑在一起，就能融化成一大坨，像我们生活一样沉甸甸的。子弹头里不全是铅，还有一个长钢珠，像大核的荔枝，除去硬壳只有一层甜甜的皮。后来我看过一段词语“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用这种比喻来讽刺和挖苦贪官地无底之欲，但本意用在我们这件事情上，也真够贴切的。

人地生长是个韧劲向上不可阻挡的事，一如黄海滩涂斑驳的盐碱地，照样成长繁茂的盐蒿子。它像个人一样，每一个枝干，每一根细细的手指，都钢针一样直直地指向未来，都有鲜红的汁液在激烈奔涌，深秋一片铁锈红，在红中透出金属的质地和品性，我们在磨难中渐渐长大了。

现在的黄海农场，“碉堡山”还在，只是破烂不堪，塌陷得厉害，外层的泥土被风吹雨打，剥落殆尽，裸露出灰白的水泥，内里更是成了垃圾场，像只褪了毛的老鸡，猥琐地蹲着。它成了黄海大地上的一个一个句号，历史使命早已完结。在它的东面，农场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广场，大爷大妈们踩着和北京、上海一样的节奏，跳着和广州、乌鲁木齐一样的广场舞。几栋高楼也拔地而起，路灯华丽，通明闪烁，繁华的城市一般。“打靶山”早已填回原坑，恢复成了粮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农场也很少再有人会想起这段隆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