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街

苏北盐城有个响水，响水县里有个大有，大有镇上有个大有街。

大有街南北走向，约两里路，两边的铺子像掰开的豆荚，密集、饱满、齐整。街上四十年前就一棵树都没有，从黄海千里万里放旷无忌刮上来的风，还有声音和尘埃，被约束成一筒，直直的从街北一路跑到底，“啪”就撞到街南头老水塔，再叉分成东西走向。逢集时，大有街就河涨水漫，人难走，车难行，满街流淌时髦和喧哗。其实，大有街是街也是一段路，北连黄海农场和康庄公社的几万人口，南连三零八省道，公路伴着中山河向东缓缓流入黄海，向西蛛网一样连起外面的世界。大有街虽小，但与世界经络相联，血脉通畅，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次心跳，小街都能应节和拍，一次运动风暴，小街也会翻江倒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虽说大有的出处在先，冥冥之中还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看如今满街的虹霓店铺和流行时尚，大有街其实就是大苏北从上海或北京截取的一条里弄，一段巷子。

我家最早在大有住了三年，六岁到八岁，我懵懵懂懂开始打量世界。父亲一夜间从“三八式”老干部打成“叛徒”，被押着从黄海农场穿过大有街，渡过中山河，关押在滨海樊集学习班，我的童年就打上了一层灰暗的底色。二哥经常拎着一小钢精锅，给父亲送我们吃不上的米干饭。我暗跟到大晒场旁边的大碾盘。二哥是不会带我去的，渡中山河要二分钱。我只能看着二哥在大有街上向南，超过一辆牛车了，向南过了十字街头了，街南头老水塔蘑菇一样，戴着一顶白云，天空有许多游不动的棉白云。许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带学生骑自行车穿大有街，过中山河春游，行程不到半小时，与当地人交流，电光火石般的一激愣，这里竟然就是滨海樊集。就是那个我在童年里无数次梦见，却永远抵达不了的樊集……

大有街最早是半条街，从北往南数，部队的营房和礼堂占了一半。都是一人多高的围墙。西面的营房天天有人站岗，一般人进不去。东面有礼堂和操场，我进去，十有八九不从正门。

东面部队大院经常放电影，这是我们清贫困苦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我们不可能有票，但我们有办法。最早我树獭一样抱着熟人的大腿，熟人穿黄大衣，严严的把我罩着。把门人被挤得东倒西歪，只管揪撕高过头顶的票子。我是人流汹涌中的一片树叶，随波逐流。年龄稍长，我们就翻墙头。我踩在小哥肩膀上，小哥扶墙慢慢晃着站起来，我双臂一用力就上了墙头，高墙上的玻璃碴子曾划破我未来几十年后的一个梦境。更多的时候，我会候在大铁门外，听电影等着放门。把门认真的，结束时开门，我们怅怅然随人群拥挤回家。也有演到一半时放门，我就开足马力奔跑回家。从部队院子大铁门到大碾盘足有四百米，没有一处光亮，一条黑黑恐怖的甬道。我一路狂奔，昂起头，闭上眼，或抿一口气，高蹈向天，寻找眼一睁一闭一口气就到家的心里速度。再曲拐西进，越两排教室，喊母亲，叫二姐，抱板凳，扶外奶，背小妹……

邻居张小毛子有一次神秘兮兮的透露我一个好消息，说是今晚街南头老水塔下放打仗电影，我一整天精神抖擞，干什么都是一阵风。到了傍晚我们一家搬板凳，扶老携幼浩浩荡荡跑了两里路，还顺带邀了其他路人。结果我被责骂成骗子。我气哼哼地找到小毛子，他坏坏地笑说，不告诉你是《白跑战士》了吗。我们一家都白跑了一回。

过了部队院墙再向南，有个新华书店，这是滋育小镇孩子们文化成长的源泉。那时候书少，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和选集。有一次新毛选发行，一群人就扛着横幅，举着硕大的毛选模型，敲锣打鼓放鞭炮，热情和巨声响彻云霄，一片白云悠悠浮在街头。到了新华书店举行了仪式，再请出毛选，一路敲打向北，到了北街头，一群人感觉意犹未尽，就又折回头，再敲锣打鼓喊口号……我们一路追随看热闹，最关心的是电光炮，抢拾地下的哑炮。

再向南，有个十字街头。东南面是家杂货店，有一溜排酱醋缸，两分钱打一竹勺子。东北有卤菜店，有好闻的卤肉味。西北有镶牙、配眼镜摊点，还有个杂货店。店面是旧式的门板，需一块一块拼接。内里有个老头，带着西瓜皮帽子，白净脸皮，笼着袖子，终日端坐，兀自地摇头，叫人想起新闻简报里随西哈努克访问中国的那个摇头老头。我们曾用一分钱去他家买糖豆，几个孩子欢天喜地来，趴在柜台上拍着嚷。老头不紧不慢，从柜台上斜架着的玻璃瓶里掏出一把黄豆粒大小的彩色糖，一粒一粒地数，就有人两指间夹藏一粒，高喊“少一个，少一个”，老头就扒开我们手掌，疑惑地数，补上一粒。这时，老头就自言自语“怎么会少呢？怎么会少呢？”头就摇得更厉害。我们嬉笑蹦跳着跑去玩，一路摇头，相互追问，怎么会少呢？怎么会少呢？……

下次我们再去，发现老头的玻璃糖罐里备了一把大木勺，凸面凿坑。老头一勺叉下去，抖抖晃晃，糖豆立定站稳，刚好十粒，还备了巴掌大的报纸，够包十颗糖。我们面面相觑，十分沮丧。老头不慌不忙坐回原位，笼起袖子，摇着头，微有笑意。

二年级下学期，我家从大有团部搬到四营，再没见过摇头老头。现在想想也幸好，如此坑蒙嫩芽及时掐了，大上海街面上的黑老大也许就是这样炼成的。

曾经读过汪曾祺的《胡同文化》，知道北京城里“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大有街远没有这么繁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一条街道走到底，充其量只是个苏北城镇待发育的“受精卵”。但街道是城镇的脉搏，烙着生活的印记，几十年的过滤和积淀，大有街自然有一些自己的人物和传奇故事。

大有街是有几个知名人物的：矮老头、山胖、“祸害”、老痴子，他们是我记忆中小街的名片片。

矮老头一米多高，脸上五官像被整体挤压过，扁平夸张，整日表情木木的，喜欢背手而行，拖一个四轱辘玩具平板车，上面放着捡来的一把稻草，几根棉花秸，一步一顿一咕噜，走到哪里，就像轮船过水，留下两条万众瞩目的水波痕和叽叽喳喳的市井嘈杂。矮老头板着脸，若无其事，冷冷相对。（成年后我才慢慢理解冷傲漠视下的自卑与孤独。）传说他与一班艺人跑过码头，闯过江湖，还为刘少奇演出过。“文革”期间，就被当成“牛鬼蛇神”揪斗。可怜他身高有限，牌牌硕大，高帽等身，见帽不见头，看牌不见人，只见牌牌走……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一米六几的媳妇，两人手拉手逛大有街。矮老头若生气，就叫媳妇把他抱上凳子，掌掴媳妇脸。后来听说还有了女儿，做了当地教会的小头头……前年，听农场来人讲，矮老头死了，心里一“咯噔”，心橱里又少了一样。但愿他转生来世能有一个正常人生。

山胖大约与我们年龄相仿，却生的魁伟雄壮，一走路浑身打颤颤，相扑运动员一样。山胖小时候还真的与运动有过一段缘。由于他从小就饭量大，胖壮异常，曾被县里的体育教练看中，招了他去练举重。但眼见他饭量上去了，体重上去了，就是举重成绩上不去，只好打道回府。学文化不成，家里只好找了人进供销社上班。社里就安排他拖平板车运货，也算是人尽其才。我们就经常看到他拖着小山一样的板车，脖子里挂着湿毛巾，脸憋成山里红，身体似乎与大地平行，从后面和侧面几乎就看不到人，还以为是一辆自行的车……也许是浸染商界多年，山胖成了小街最早下海的一批人。现在，在大有街开了一片不小的商店，就叫“山胖商店”。

“祸害”其实不是大有街上的人，但一般人提起街上的异形人士自然就会想到他。他是地地道道的黄海农场人，且是老干部的子女。

“祸害”姓迟，应该叫迟建国，但在当时他的诨号却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的。他那时约有一米七几的个头，很壮实，走路冲冲的，看人时眼是直勾勾的，加上患有“羊角风”，随时直挺挺地摔倒，脸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甚至嘴角还有血，看了叫人发毛，我们碰到他都是要躲的。有一次，我们在大有小学屋山头玩砸子弹壳游戏，就是弹壳对着墙壁砸去，谁的弹壳蹦的远就有权利砸后面的弹壳，砸中了就归自己。玩得正起劲。迟建国一下闪出来，大家刚要跑，被他一手一个揪住衣领，有一个已经吓哭了。迟建国不松不放，嘴里嘟嘟囔囔，突然闷声闷气地讲“你们带我玩，给你们牛皮筋”。我们惊魂甫定，见他并不十分凶恶，还要给我们东西，大家就又玩起来。迟建国玩得很规矩，也很开心，甚至纠正起别人地赖皮。突然，他不说话了，眼睛翻白，“轰”得一声倒地，溅起一杠烟尘，嘴里吐着白沫，浑身抽搐。我们吓得跑去喊大人，给他掐人中，悄悄地把牛皮筋套还给他。大约十多分钟，他起来了，前看看，后望望，眼睛迷惘，好像忘了刚才所有事，掸掸身上的灰土，其实头发上也有很多土，我们不敢前去。他抹了一下嘴角上的血，反而一下脸上更多了血红，在傍晚的夕阳中，他左三步，右三步，歪歪斜斜回老场部去了。

没有玩伴的童年和少年是怎样一个孤独的世界啊。

忽有一次，我们在大碾盘旁边比赛泚尿，就有一个大孩子揪住我屁股后面的衣服，大笑大喊，“倒尿壶啦，倒尿壶啦”，前面就是大河，我不敢挣扎。忽然就听到“啪”得一声，接着就是瓮声瓮气的一句，“大欺小，不如鸟”，回头一看，更高大的迟建国揪住了大孩子的衣领，我趁机跑到一旁，很感激地看着。迟建国揪住那人的衣领，就像杨子荣揪着土匪滦平，那孩子怎么也挣不脱。我突然就觉得迟建国很高大，很英雄。

后来我们随着父亲工作地调动四处搬家，待再回到老场部，再有迟建国消息时，他已去世多年，据说是发病时掉进了茅坑。

我不知道他的诨号因何而生，缘何而起，在我接触和零星听来的故事中，他是孤独向往群聚的，友善正直，同情弱小，敢于出手相助的，为了保护家人敢于拼命的。大约是三人成虎以讹传讹的市井习气加上他凶猛的外形导致他一辈子身背骂名。人人都忙忙的，除了茶余饭后谈之一笑，有谁能愿意停下来，细捋一下历史，考证一下这些卑微的生命。

现在想起他，几件小事居然清晰如昨，鼻子、嘴巴还有斑驳的青紫色历历在目，迟建国，愿天堂不在有疾患，来世安好。

第一次见到老痴子是在一个中午。

炎热的夏天，我们一家人正满头大汗地吃着菜汤饭，突然就听到外面狗得大叫，且狂吠不止，出门一看，一个怪人兀自地立在门口。她穿了一件又破又脏的大棉猴，拄一长棍，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斑白散乱，脸色黝黑，低顺着眼，腰里扎了一根分不清颜色的布带，系一根棉绳，下扣一个沉沉的铁盘子，权当是碗。她木木地站着，不言语，只到母亲递了菜汤饭，她才缓缓举起铁盘，接了食物后微微地弯弯腰，依是不出声，然后慢慢地移动，转身，我看到她背上沉重的大包，里面或许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吧。邻家小孩向她吐口水、砸泥块，小黄狗冲锋陷阵似的狂叫，却不真正下口，她也就无声无息、步履沉重慢慢消失在路头。

她便是老痴子了。

夏夜乘凉闲聊，听母亲们传说，这老痴子原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养尊处优，后来被某个国民党的军官娶了，依是锦绣生活。解放前夕，官携子跑到台湾去了，她原本也能好好地生活，可是因为背景太复杂，成了斗争对象，受了刺激，便出来流浪。在大有街上，她有时住牛棚、草堆旁、甚至厕所里，东要一块饼，西要一口汤，平日嘴里含了东西嚅嚅地动，一年四季穿棉猴，从不与人说话。原先还有人怀疑她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嘴里藏的是发报机，想查她，但她的居无定所和沉默不语，让那些人无法下手，也就不了了之了。道是母亲经常给她饭食，诱引她吐出口里的东西，却原来是个光滑白亮的小石子。

后来听讲，街上曾试图帮她找回老家和亲人，可是她又聋哑又痴傻竟不成行，只好给她做了里外三面新的棉猴，她依是讨饭云游，只到有一天人们再发现她时，她已死在草堆旁多日，依是一件棉猴，一只铁盘子。清理遗物时，人们在她棉猴的夹层里发现一张全家福，男的一身国军戎装，英俊帅气，女的烫头旗袍，雍容华贵，中间是个三七分头的小男孩……

街上的人把老痴子葬在中山河堤上，一堆小小的土丘。中山河水缓缓地流，静静地淌，昼夜不舍，两岸数不尽的野花草木一岁一枯荣，做着自己的春秋梦……

许多年里，对于大有街我恍惚过一件事。盛夏暴雨后，大有街右面的排水沟就从南到北，从高到低形成湍急窄流，我光脚戏水其中，曾捉得一条尺把长的红鲤鱼，从此，只要下雨，我就拎着篮子守候其中，被人笑谈“缘街求鱼”。后来想想，也许是有人当街卖鱼，鱼儿蹦落偷生，恰巧被我撞见。我只是在那年那月那日那场雨后的一次幸运偶得。一场一场的风雨刮过大有街，一茬一茬的过客游走大有街，我也只是在那几年里偶遇了大有街上的一些人和事。其实，人这辈子何尝不是你我他的一次偶遇，一回头，情缘已尽，形同陌人，一转身，就各自游向下一次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