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新冠疫情,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最后一堂考完,中学生涯结束。常说,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于学生来说是这样的。
说来也巧,女儿今年高考时间,与我当年刚好一致,7月7日。曾经这日子,被我们学生戏称为“黑色的七七”,反复念叨,既兴奋,又害怕。联想到七七事变,也就永远忘不了我的高考日子。
我发誓努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那时也分文理科,但与现在略有不同,语、数、外、政都学,文科加史、地,理科加理、化、生,考三天,各门科都单独考。从7月7日开始考试,至7月9日结束,三天的时间,似乎在检验十年寒窗是否辛苦。这三天,所有的担心、恐惧,反而没了,好像彻底放松了。是啊!从小学到高中,父母不知付出了多少操劳,流了多少汗,才让我有了学费报名上学,才让我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继续复读,才让我有了高中文凭。而这,恰似一张门票,没有它,想跨进另一扇大门简直是痴人说梦。
可纵使我百般努力,还是智不如人,落榜;复读,再落榜。在以分数论英雄的年代,以考上大学为光宗耀祖的岁月,我怎么办?我的出路在哪?去广州打工?或随堂兄去温州做事?一连串的问题和现实摆在我面前,必须做出选择。
然而,我选择了等待,在家务农,等待冬季招兵。
我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参加两年高考体检都正常,报考学校不受任何限制。那时考前填报志愿要根据体检身体的结果来选择,如果视力不行,军校不能报考;如果嗅觉不行,化工方面学校不能报考,等等。总之,若身体在某方面有问题,相应的学校就不能报考,即使上了线,也不会录取。所以,通过两年的高考体检,虽不是军检,但我对自己身体是放心的,对当兵满怀无限希望。
务农半年里,我完全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努力为父母松下担子,以前上学只是放假偶尔做下农活。那段时间,我尝尽了汗水的滋味,体会了农民的艰辛,读懂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内涵。自此以后,我最憎恨浪费,那怕是一粒米饭。
好不容易熬到招兵体检的日子,经过乡上、区上、县上,层层体检,层层筛选,最终确实名额。当年我们村只能走一个,而体检合格有两个,无奈之下,乡武装部长拍板,我走。原因之一:我是高中文化,年龄到了入伍的上限,在部队去好好干,争取考个军校,出路大;原因之二:另外一个,初中文凭,岁数比我小,还有机会参军入伍。乡武装部长且当即答应,如果他明年体检合格,就走。后来,那一个就是第二年才走。
乡武装部长是部队副营职军官转业,他深知有文化在部队的重要性。他当年只是一个高小文化就参军入伍,后来表现突出提干。他上过前线打仗,参加过珍宝岛战役。他说,如果他是个初中文化,在部队的路更宽,不至于副营职就转业。当年我当兵,文凭原则上要高中。所以,在他眼里,身体、政审都合格的条件下,文化高的先走。他用朴素的道理告诉我们:文化高的区别。
这一参军,我的命运就开始在另一条路上悄悄发生变化。
三年里,为了自己目标,我没请过探亲假,时刻准备着。别人双休,我加班跑步;别人娱乐,我复习功能。我有我的方向,我有我的使命。连队干部安排的任务,不折不扣完成;班排长吩咐的工作,保质保量落实。我没打过一次架,没与任何战友发生口角,表现良好。而且充分发挥喜爱写作的特长,写新闻报道。在指导员和宣传干事的指导帮助下,进步很大,第二年就在《解放军报》办的内部刊物《读报与评报》上了一篇。当年,团党委为我记三等功一次。因为我所在部队有规定,凡是士兵在《解放军报》及其内办刊物上稿一篇,无论长短,就记三等功。
记得全团召开年终总结大会那天,我和另一个同年入伍的同籍战友,就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被单独记三等功。全团记功的仅我俩是士兵,而且是第二年兵。当团领导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深呼吸都不管用,按也按不住,感觉要跳出来似的。那一刻,我尝到了努力后甜的滋味,无法言状。
尽管如此,我亦然念念不忘大学梦。考上大学的同学写信勉励我不要气馁,来个“曲线救国”(意思是说通过当兵考军校,读大学)。
这是当时我想走出农门的唯一出路,想吃上供应粮的不二之选。那时就业渠道有限,最能撑脸面的就是考上大学,所以,我也把这个当作救命稻草。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兵第三年参加全军统考,以高出大专录取线五十多分的成绩,被总参一所重点军校提前录取(那时士兵考生无论超多少分,都不招本科)。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给父母。我到邮局发了一封电报,至今记得内容:“儿考上军校在南京”。在惜字如金的年代,发电报是按字数计价的,我连标点符号都舍不得用。
眨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看到女儿临考时的起早摸黑,一下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当年的追梦时光。
岁月如梭,时代变迁。现在就业的门路虽多,但知识永远不会嫌多。高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但经过这一考试,而且考中的人,眼光会看得更远些,未来的路会更宽些。
但愿女儿如愿。
202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