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塾师

我六岁那年的秋天，母亲将我的开裆裤缝住，我就跟几位比我大三四岁的本家哥哥，走进了我们村子里的小学。当老师挨个在课堂上点我们的名字时，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奇。那些平时叫妮子小娃二狗子三毛的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变得有点陌生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有了一个“官名”了。

在本村小学上学的时候，教过我的老师全都是我们村的。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回家时有时也见到他们，见到他们，就不再叫他们“老师”了，而是喊他们大爷叔叔或者哥哥。虽然不都是一个姓氏，也不一定有姻亲上的血缘关系，但村里自有几百年延续下来的辈分和称呼。当时有一位教我们四年级算术的老师，姓张，按村里的辈分他应该叫我爷爷。我从乡村中学考到市里某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年夏天我回家时，在村西的小石桥上碰到了张老师。张老师那时已经去了邻村小学任教。张老师骑着自行车走来，看见了我，就从自行车上下来了。突然之间，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他似乎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我。还是张老师先开口了：“回来了？”我赶忙说：“回来了。你也下班了？”张老师说：“下班了。”彼此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张老师就骑上自行车走了，而我则沿着村北小河边的小路回家。按说，我应该很自然地叫他一声“老师”，哪怕是一声“张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传统美德。

张老师家庭三代贫农，解放前，他的父亲张乐山还曾给外村一户地主干过长工，因此，他在村小学里上完了五年级后就直接留在学校当了教师。我记得他教我们时非常严厉，班里大部分同学的头上都有被他用教杆打起的疙瘩或血泡。他的教杆折断得很快，三两天就要换一根，那些教杆都是我们为了讨好他，放学后爬到各家屋后的杨树或者河边的柳树上折下来的。1981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时，作为民办教师得张老师还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那年的中专预选考试，但终因基础太差没有预选上，100分的数学试卷他仅得了6分。没有预选上的张老师一个劲地埋怨他的父亲，说，前几年大队里推荐他去当工人，就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父母非常溺爱他，说过几年也不晚，他那样的家庭，三代贫农，金字牌的，所有的亲戚也都是贫农，上大学当工人是迟早的事。谁知道后来形势变了，上大学上中专不再推荐了，连工人也当不成了。

我回到家乡中学当教师的时候，张老师还在我们村的小学任教，听说他的教学成绩很好，每次学区统考，他教的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成绩，总是排在学区八个小学的前三名。那天在村西的小石桥上，我没有叫他一声“老师”，绝不是一下子当了机关干部看不起他，也不是不尊重这位张老师，当时实在是因为那次突然的相遇和村里的辈分。如果是我喊他哥哥、叔叔或者爷爷，我一定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总不能叫他的名字吧？

除了张老师，我小学里的老师中还有三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受教益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我当了教师之后，他们的音容笑貌更是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点点点滴滴的往事，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精心呵护那些幼小的心灵。

张子美老师是我刚走进小学大门时教过我的第一位老师。那时张老师大概还不到五十岁，他教我们语文。我就是从张老师那里学会了汉语拼音a、o、e，i、u、y。张子美老师教了我们半年，也就是教完了我们一年级上册的语文以，他就到另外一个村的学校去了。张子美老师脾气非常好，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曾打骂过哪个学生。

在班里我年龄最小，个子又矮，张老师就把我安排在了最前面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离讲台最近，离讲课的老师当然也最近。那时，再调皮的学生见了老师也会远远地躲开，也没有学生愿意在离讲台最近的位子上。可是，张子美老师却使我们感到十分亲近。他上课时我们都很活跃，都争着举手。有一次，张子美老师让我们到黑板上默写“毛主席万岁”，我们争着举手要上去默写。我不但举了手，而且还站了起来。张老师就让我上去默写，同时还叫上去了另外一名同学。我迅速地跑到讲台上，很快就把那五个字写完，又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坐下后，看见那个和我一起到讲台上去的那个同学还没有写完。我抬着头看着黑板和张老师，喜滋滋地等着张老师的表扬。当那个同学从讲台上下来时，我突然听见教室里有人轻轻地笑了起来。我从他们的笑声里知道，那是笑被老师点到讲台上去的同学出了差错，因为我也常常发出那样的笑声。我再看我写的那五个字，没错呀，再看另一个同学写的那五个字，也没错呀。后边发笑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笑声也大了。这时，我听见张老师眯眯地对我说：“你看看你写的这些字，是不是全对了？”我再仔细看看，没有错啊。张老师又叫一个同学上讲台去，让他在我写的那五个字的下面把那五个字再写一遍。等那个同学写完了，我又仔细地对比着，哪有错呀。看着我茫然不知的样子，张老师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看看，‘毛主席’的‘毛’第一画是一撇，你呢，写成了一横，这是不对的；‘毛主席’的‘席’这下面是个横折钩，这个‘钩’你丢掉了，这也是不对的；还有‘万岁’的‘岁’字，这个字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山’，这中间的一竖和下边的这一撇不是一笔下来的。”我这才发现，原来五个字我写错了三个。我红着脸，低着头。纠正完了，张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你再上来写一遍。”我慢慢站起来，重新走到讲台上去，又将那五个字写了一遍，写完了，又低着头走下来，坐下。张老师说：“你真了不起，这回全写对了！”接着，张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来，我们一起为他鼓鼓掌。”说完，张老师就带头鼓起掌来，下面的同学也都鼓起掌来。

多少年以后，我常常想，当时张老师是那样细心地呵护了我的自尊心——岂止是自尊心，如果把我那次的“五个字写错三个”说成是故意的，那还怎么得了——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什么荒唐的事不会发生呢？

那时，我们发了新书，同学们大都会用粉连纸将书皮包起来，唯恐将书弄脏。也有用报纸包的，包的报纸脏了或者裂了，就会再换上一张报纸重新包好，但只有村干部教师以及村里的医生和在村里小卖部的人家的孩子才有报纸。我家没有报纸，我也没有用粉连纸将书皮包起来，因此，我的课本用不了几天，右下角就从书皮开始一张张地向上卷起来，而且越卷越大，再后来，那些卷起的角就会逐渐断裂掉下来。张子美老师发现了。有一天上午下了课，他让我拿着语文课本跟他到办公室去。我不知道他叫我去干什么。到了办公室，张老师接过我的课本，一张一张地将那些卷起来的书页舒开，然后又压在一摞作业本的下面。下一节是算术课。算术课后，张老师将我的语文课本拿来，那课本的书皮上已经包上了一层新报纸，而且那些卷起来的书页也都舒展开了，那些断裂的地方也都用浆糊沾好了。张老师又拿去了我的算术课本，也和语文课本那样包好了。

虽是同一个村子的，但自从张老师不再教我们以后，我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是我在上初中时，有一次和同村的几个同学闲聊，才听说张老师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是冠心病。遗憾的是，我所有在上小学时用过的课本一本也找不到了，当然，也包括张老师给我压得平平整整又细心包好的那两本书。

我们村的学校分在两处，一处在村子的东北角上，另一处在村子中间的一处旧祠堂里。村子东北角的那一处由于在村外，三四五年级的学生在那里上，一二年级就在村子中间的那一处学校上。村子中间的那一处学校离我家很近，走出我家大门走出胡同向东一拐，要不了多远就到。我读完二年级升到三年级时，就要去村外的那座学校去了。父亲说我小，让我再在村子中间的学校里上一年。我也乐得离家近，并不在乎成为一个“留级生”，因为我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而留的级，是因为我比同班最小的同学还小了两岁。

留级以后，教我们语文的是刘洪庆老师。刘洪庆是我们村刘姓中另一个支系的，我们是同辈人。留级后不久，我就听同学们私下里说，刘洪庆老师有一个“坏名子”，叫“刘广大”。我感到莫名奇妙。后来，听班里一个年龄最大个子最高的同学说，刘洪庆上学时学习很不好，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那个“庆”字，他老是写错偏，写成了“广”和“大”两个字，班里的同学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刘广大”。刘洪庆上完初中以后，因为父亲是个烈士，孤儿寡母，村里就让他到学校里当了校工，与下地干活的社员一样每天记10分工。校工的工作就是每天给老师们烧几壶开水，到了上下课的时间吹吹哨子。我记得那时老师办公室里有一只啪嗒啪嗒响的马蹄表，那表的中间还有一只大公鸡，那公鸡的头随着那啪嗒啪嗒的响声一抬一抬的，似乎是在啄地上的玉米。刘洪庆似乎整天看着那个公鸡在啄玉米。这边小学里一二年级的老师常常要到那边小学里去开会或者排练节目，那些老师走时，就让刘洪庆看着学生。老师走了，教室里就闹翻了天，刘洪庆喊破喉咙也没用。有一次，刘洪庆提着那只马蹄表来到一年级的教室里，坐在了讲台上，领着学生读起了课文，做起了算术题。学生们更加欢闹了，各种声调都有，各种姿势都有。再后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小学一年级变成了两个班，村里要再找个教师，村支书看着刘洪庆不错，家庭更没问题，就让他不再干校工了，让他上课。

教我时，刘洪庆已经是做教师的第二年了。刘洪庆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下面的两件小事。

我们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题目是《泥塑收租院》。这是新增加的一篇课文，去年的二年级语文课本里没有。那时我只觉得收租院里的女孩子和她妈妈真可怜，特别是那幅插图，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母亲，披头散发，满脸泪水，光着脚丫，背上背着一个孩子，一只手里还领着一个孩子……我们压根都弄不明白泥塑收租院是干什么的。学这篇课文时，刘洪庆老师让我站起来读了一遍，他夸我读得好，又让我领读，我读一句，同学们读一句。我们正在读着，刘老师却被外面的一个人喊出去了。我和同学们还是继续一句一句地读着，直到下课的哨声响了，刘老师又走进了教室。下一节课要上算术了，我去办公室搬作业，刚打了声“报告”进去，就见那个将刘老师喊出去的人坐在刘老师的办公桌前，嘴里在大声说着：“你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你不能让这孩子领读这样的课文！”我不知道这个人说的什么，慌乱中抬起头向他看去，那人正在看着我。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随即脑子里“嗡”的一声。又上课了，我听见南边办公室里传来那个人和刘洪庆老师的争吵声，我隐约听见刘洪庆老师说：“大叔，小孩子知道啥？那孩子课文读得好，我就让他领读，我没想的那么多……”那节算术课我不知道老师讲了些啥。以后，刘老师还是让我领读，不过，我却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那种自豪感。那个不让我领读的人当时我只知道他姓许，没有老婆孩子。不久，全校师生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那时我才知道他是村里的贫协代表。会上，那个姓许的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在旧社会他饱受剥削压迫的事情，还举起他的一只胳膊（我忘记了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让我们看，那只胳膊上没有了手。他说，解放前他曾在邻村一家姓张的地主家扛活，有一次他和那万恶的地主给牛铡草料，那万恶的地主嫌他干活慢又吃得多，故意用铡刀把他的手铡去了。其实，村子里的大人都知道，他在那家姓张的人家干活时，曾看中了那村里的一个寡妇，某天夜里就跳墙去了那个寡妇的家中，恰巧那个寡妇家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两个男人就打了起来，他的手就是在打斗中被那个人砍去了。为这事，他还牵走了那姓张的人家的一头牛和一头骡子。

那时，每到阳历年，大队里总会买一些炒了的花生（我们那里俗称为“扒果子”）送到学校去。这待遇仅限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那边学校里的三四五年级学生是大孩子了，大孩子就没有了。花生装在一条麻袋里，老师就用一个搪瓷茶缸均匀地分给每一个学生，学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挨个向前去领。学生们欢天喜气地吃着，增加了许多节日的气氛。许多学生舍不得吃完，就装在书包里一些拿回家去。那一年的阳历年前我感冒了，一连两周没有去上学，一直到期末考试前的一天才回到学校去。那天上午，下了第一节课后，刘洪庆老师叫我去办公室。到了老师办公室，刘洪庆老师打开他办公桌锁着的抽屉，拿出一粉笔盒花生，递给我，说：“阳历年那天你没来。这是你的，每个学生一份。”我双手端着那个粉笔盒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我常常想起这件事。那时，阳历年已经过去十几天了，而刘洪庆老师还把那一粉笔盒花生给我留着。这件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地震动，而他那个不懂事的学生接过那个装满了花生的粉笔盒的时候，竟然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

我上三年级以后，就到村外的学校去了，刘洪庆老师也不教我们了，而是留在原来的学校教一年级。从此，我就很少见到他，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他了。因为是一个大家族的，我还是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信息。有人说，前几年许多民办教师都整顿下来了，就是刘洪庆“刘广大”没有料（教学水平不高），却没有下来；有人说，刘洪庆教了一辈子学，最高教到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就不会教了，可照样在教，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家里的地也耽误不了种；后来又有人说，全市的民办教师都转成公办教师了，刘洪庆的工资一下子涨了好几倍，啥人啥福，刘洪庆一个月都能拿一千五六百元了，一千五六百元跟上我们一年种几亩地了。我还听说，曾经因种种原因被辞退的本村和邻村的几个民办教师还聚在一起商议，要去上访，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师身份，原因之一就是刘洪庆能干为什么他们不能干。

2001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回父母那里去。那天是星期天，午饭后我跟父亲去村东地里种蒜，在路上碰见也去地里种蒜的刘洪庆老师。这么多年来，刘洪庆老师一直教小学一年级，只是在我留级的那年教了一年二年级。他说：“我教不了二年级，但一定要把一年级教好。”他教的一年级成绩也确实很好，我回家乡中学任教的那几年，每年教师节表彰时都有刘洪庆老师的名字，他还在学区上过示范课。他很公平公正地对待他的每一个学生，对学生态度也很和蔼，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大学问，就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此很受学生的欢迎。

那天，刘洪庆老师说，他教龄三十年了，职称还是小教二级，他说他1989年时就取得了中师学历，问我能不能帮帮忙在他退休前聘上小教一级。我回城里以后，曾打电话问过镇教办的负责人。听了我的话，那位负责人很客气地说：“这事还真的很难办，像刘老师这种情况的，全镇有十几个，上头给的名额又少，每到职称评聘时各项积分都很透明，教师们的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刘老师教学成绩倒不错，主要是民主测评分低。”那天，那位教办负责人问我能不能从上面给他们多要几个名额？我当然没有去有关部门要什么名额，我没有那个能力，再说，我就是要了名额，那个教办负责人也不一定给刘洪庆老师。民主测评分是一个让人十分怀疑也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因为参与测评的评委的分数都不公开，只公布最后的测评结果，而结果只有负责人一个人知道，聘上的和聘不上的往往就是相差零点零几分，甚至更少。

那次见到刘老师后，又过去六年多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他现在应该退休了。我不知道他的愿望实现了没有。

那时，我们村小学的校长叫张建义。身材瘦瘦个子高高的张建义是解放初期从县速师毕业的，是学校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尽管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但张建义校长还是很注重老师们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那时除了放寒假外，学校里每年要放两次农忙假，一次是麦收时放麦假，再一次是秋种时放秋假。除了这两次假期外，正常上学时村里还经常让学校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修路、挖水沟等劳动，有时也有生产队队长来学校请求帮忙，帮忙为他们沤肥、刨地瓜等。能在老师的带领下，站着队伍到田野里去，我们很高兴，尽管中午吃着自己带去的干巴煎饼，喝着也不知道有没有烧开的温水，但下午收工时，要我们去帮忙的那个生产队总要犒劳我们，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但张建义校长不希望我们过多的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而是尽量地推掉村里和生产队的一些请求，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现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张建义校长是学生们最惧怕的人，这种惧怕不仅仅来自他作为一个校长的权威，也来自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担任五年级的历史课，虽然那时历史课不参加升初中的考试，但张建义校长依然对历史课的学习抓得很严。课程表上每星期有两节历史课，张校长上课时总是先提问上一节留下的思考题，然后再学习新内容。如果点名站起来的学生背不出正确的答案，张校长不打也不骂，而是会从那个学生的祖父甚至曾祖父开始一个一个数落起来。因为是一个村子里的，张校长对人家的家事知根知底，那口气就像是在述说他自己的家事一样，直说的那个学生头不敢抬气不敢喘，那滋味还不如头上重重地挨上几教杆舒服，哪怕头上起个大血泡。因为张校长全是揭的人家的短，又常用顺口溜，他说的人家的许多事情连那个学生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过后，他说的那些话常常会成为同学们取笑那个学生的话题。数落完了，张校长还会让那个背不上答题的学生站上一节课，有时也会让他到教室的最前面面向全班同学站着，或者到教室外面去站着。女学生也不例外。

我们最害怕张校长的历史课。有一次，张校长像往常一样提问上一节留下来的答题，那节课提问的是“简述陈胜吴广的起义经过”。张校长刚说完，我心里就犯嘀咕，不对呀，上一节留下的问题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哪些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陈胜吴广起义”一节还没有学呢，又一想，莫非我和刘波去背对口词（准备元旦演节目）时缺了一节历史课？想想也没有呀，我们背对口词时那一节是体育课——正在我纳闷时，忽听张校长点到了我的名字。应该说，以前我从没有回答不上张校长提问的时候，不仅是回答上来，而且是很流利地回答上来，每次都会受到表扬，他总说我的回答就像放小爆仗一样，一挂小爆仗噼噼啪啪没一个噎的，我因此还得了一个“小爆仗”的绰号。我缓缓地站起来，站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几次张嘴，想说出上一节课不是布置的这个题目，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张校长怎么会出错呢？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直觉得脊背发热，额头上往外渗汗。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觉得张校长拽了拽我的衣领，因为我坐在和讲台紧挨着的第一排，张校长只是伸一下手就能够到。我里面穿着一件当时常见的有领子的短袖海军衫，白条蓝条相间，外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袖褂子，海军衫的领子翻出来盖在褂子领子上。张校长说话了：“小翻领，往外翻。大眼睛，忽闪闪。你算术得了一百分，你作文写了三页半。可这回——这回你怎么完了完？这回你怎么完、了、完！”“啪”，他手里的教科书随着他嘴里说出的最后一个字，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头上。教室里没有人敢笑，我只是听见有轻轻翻动书本的声音，他们都是怕提问到自己而在偷偷翻看书本。顺口溜说完了，张校长没有数说我的祖父乃至曾祖父，而是讲起了我的父亲。他说他和我的父亲从初小一直上到高小，那时他们的学校是在十几里路的旧寨村，来来回回他俩总在一起，每次考试总是我父亲第一他第二，每次考了试排出了名次，老师就领着他二人到各村去张榜。他还说了他与我父亲上学时的许多事情。他说了足有大半节课的时间，我清清楚楚得听见了他的每一句话，但那些话里没有一句是说我父亲的不好。这使我大感意外。张建义校长说的那些话我以前从没有听父亲说起过，甚至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曾经是同学。

张校长大概还要领我们学习新内容，可能觉得已经过去大半节课了，就打住了他意犹未尽的话题，说：“好了，小翻领，你站着，听听别人怎么回答。刘凤。”刘凤是个女同学，是班里的副班长，也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之一。刘凤站起来，也没有像张校长期待的那样连珠炮似地回答问题，而是结结巴巴地说：“老师，你提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学，我们上节刚学完秦始皇统一六国，接下来才学陈胜吴广起义。”听了刘凤的话，我突然如释重负，不禁偷看了讲台上的张校长一眼。张校长两只胳膊撑在讲桌的边沿上，右腿站着，左腿向后弯起，脚蹬在后面黑板下的墙上，正低头看着讲桌上的教科书。教室里很静很静。过了好一会儿，张校长才说：“你俩都坐下。你们知道我为啥问你们这个问题吗？这样才会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就不知道往下看看？那些故事多么有意思啊。你们先看一看，我再讲一讲，那你们就会学得更好。”那节课，张校长没有再继续提问，而是领我们学习了“陈胜吴广起义”那一节内容。下一节历史课，张校长还是先提问了我，提问的还是“简述陈胜吴广起义的经过”，我对答如流。

张校长说的没错，“陈胜吴广起义”的确给我留写了深刻的记忆，一直到现在，我对那个问题还能够背出来：“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和九百多名贫苦农民被征发到渔阳去服役，走到大泽乡，遇到暴雨，道路冲毁，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就要杀头……”如果能翻出当年的历史课本对比一下，绝对是一字不差。

那天放学回家吃饭时，我问父亲，问他是不是和张建义校长是同学？他怎么当了校长呢？父亲久久不说话。快吃完饭时，父亲才说：“我高小还有一个多月就上完，你老爷就不在了，你奶奶也病了，躺在床上没人照应。我本来要跟人学先生（医生）的，唉，谁知先生也没有学成。张建义高小上完后就考到了县里的速师班去了。”父亲的声音低低的，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那一节课张建义校长是故意的还是他记错了我们学习的进度，我虽然也挨了数落，却一直感激一向严厉的张校长那一次没有像批评其他同学那样批评我，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让我找到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预习”，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预习，因为我唯恐张校长再提问即将学习的那节课的内容。我还把这个习惯用到了其他的学科上。

一年秋天，我回家看母亲。午饭后，我走出大门，沿河边的小路向东走去，我想到东边的那座小石桥上去看一看。河岸上铺满的厚厚的落叶，把那条小路遮盖得严严实实。一阵秋风吹来，两岸的杨树上又落下了一片一片枯黄的叶子。我抬头看去，树上的叶子已经稀十分稀疏了。我想，整个春天整个夏天那些杨树枝头的叶子曾是多么碧绿多么茂盛啊，可转眼间就化作了蝴蝶纷飞，“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我正在想着，突然听见身后有羊的叫声。回头一看，见有人赶着一群绵羊沿河岸走来。等那人走近了，我才看清是张建义校长。我停下了脚步。张校长也看见了我，他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看见他的脸又黑又瘦，头发也已经不多了，但精神矍铄。那群羊儿不肯停下，我也就和他边走边说话。张校长和我的父亲同岁，那年应该是72岁了。我问他，退休工资那么高，儿女也都有好工作，为啥不闲下来，享享清福呢？他说，在学校呆了一辈子，闲下来难受，怕静。

那天，我真想问问他，四十年前的那一节历史课，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记错了我们学习的进度？但我终于没有说出口。

张校长教了一辈子的书，那节课他肯定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