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菊图

教我们《文选和写作》课的老师叫杨诲之，那年他已经整整七十岁了。七十岁的人了，还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们都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像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农村已经是拄着拐杖或者扶着墙蹒跚走路的老人了。别看杨老师这个岁数了，但讲课时吐字清晰，语言流畅，思维敏捷，而且板书工整，尤其是他在讲课时的引经据典和对我国现代作家的如数家珍，更是让我们十分佩服。杨老师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姓孙的老师，也来听课。孙老师提着一个凳子从后门进来，悄无声息地坐在我们教室的后面，他那专注的神情比我们任何一个学生都要投入。

杨老师早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他为什么还要站在讲台上讲课？这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谜。那一年元旦前夕，我的一篇作文在全泰安地区中学生征文比赛中获奖并被推荐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颁奖那天，学校一位姓孟的副校长领着我去地区教育局领奖。那天吃了早饭，我便跟孟校长步行向地区教育局走去。地区教育局离我们学校不远，出了学校大门向西，过了岱庙北门口，横跨过青年路就到了。孟校长矮矮的个子，白皙的脸膛，慈祥的面容，看样子大概也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在路上，孟校长问起了我的一些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孟校长问起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多大年龄时，我说：“我父亲是个农民，今年四十五岁了。”孟校长说：“哦，四十五岁。我比你父亲大了二十一岁呢。”孟校长原来六十六岁了。这时，我便开口问道：“孟校长，教我们《文选和写作》课的杨老师说，他今年七十岁了，这个年龄的老师还不退休吗？”

从孟校长的一番话里，我才解开了那个谜。原来，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上级分给我们学校四个右派名额，分来名额的当天下午，杨老师就和学校里另外三名老师糊里糊涂的成了右派。那也是在整个地区里最早的一批右派。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那四位老师就在学校里打扫卫生，他们每天要把学校所有的厕所打扫两边，还要把那些粪便和全学校的垃圾运送到学校往东二十五里地以外的农村去。这样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结束以后，杨老师虽不打扫厕所了，但学校也没有安排他的工作，因为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一直没有摘掉，直到去年也就是1980年年底，杨老师才摘掉了右派帽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学校里就为杨老师办理了退休手续。办理退休手续时，学校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杨老师说，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再让他教几年课，他不要一分钱的补助费。那位学校领导虽然来学校的时间不长，但对杨老师的博学和人品早有耳闻，就问老人家身体怎么样？杨老师说，拉了二十年地排车，身体练出来了，什么病也没有。那年招生制度改革，暑假以后我们学校开始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三年制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一级，一下招来了五个班，语文老师不够用，学校就安排杨老师给我们班上课了。

我问孟校长，那另外被划成右派的三位老师呢？孟校长说，有一位老师在文革刚开始的那一年就自杀了，因为他受不了到处被批斗的凌辱，还有一位老师被红卫兵打断了腿，后来拄着双拐打扫卫生，前几年平反后就去了青岛的女儿家，还有一位老师和杨老师一样，也是刚恢复工作不久，现在也在我们学校，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摘掉那顶右派帽子。我问孟校长那位老师是谁，孟校长没有告诉我。当我扶着孟校长横过青年路时，孟校长才说：“二十多年，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小刘，那另一个右派就是我。”我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的第一册《文选和写作》课本上，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有鲁迅的《秋夜》、郭沫若的《石榴》、巴金的《鸟的天堂》、郑振铎的《海燕》等。杨老师当年曾在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印象中似乎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为那时杨老师曾说起过他就读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刘海粟），上海当时聚集了很多进步作家，那些作家集会结社，创办了大量文学期刊，杨老师那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阅读了大量进步文学作品。后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毕业后的杨老师便经人介绍去了左联一家机关刊物当了一名勤杂工。期间，杨老师有幸见到了当时的许多著名作家，尤其是还多次聆听了鲁迅先生的教诲。由于那一段特殊的经历，杨老师在讲述上述作家的作品时，常常不拘泥于对作品字词句篇的表面理解上，而是从作家当时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入手，联系当时的形势和作家本人的经历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娓娓道来，借以启发我们对文章的深入理解，有时，他还穿插上当年他见到那位作家时的一些情形。因此，杨老师讲课时，常常把我们带进一个时空转换的奇妙境界里去。他还常常给我们介绍那位作家同时期的或者同类题材的一些作品以及代表作，以便让我们对该作家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无疑极大地开阔了我们这些刚从农村初中走出去的学生的视野。

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班长兼语文课代表，自然就和杨老师联系的多一些。入校第一年元旦过后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想请杨老师在创刊不久的校报《校园生活》上写一篇文章。《校园生活》是当时我们八一级学生创办的一份油印小报，主要发表学生的文学习作，我是主要创办人之一。杨老师住在校园东北角的那一片家属院里。我敲门进去后，见杨老师正在整理他的藏书，床上、桌子上、地上堆得满满的，几乎插不进脚去。杨师母见我进去，赶忙拿过一个小板凳让我坐。杨师母裹着一双小脚，走路有些不太稳。杨老师说：“明天就往南边新盖的宿舍楼搬，我先整理一下这些书。”听我说明了来意，杨老师很愉快地答应了，他还说看到了几起我们油印的小报，很好，还说看到了我写的一首小诗。这让我非常感动。杨师母从外边拿来了许多纸箱，我便帮杨老师把那些书分门别类地放到纸箱里去。那些书大都很陈旧了，有许多书的封面都是裱补过的，书的扉页上都写着杨老师的名字以及购书的时间和书店的名称。杨老师极为小心，双手拿起书来然后又轻轻地放进纸箱里去。我觉得杨老师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书，而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瓷器，唯恐一不小心就掉在地上跌碎了。杨老师说：“这些书大都是前些年抄家抄去后又返回来的，但返回来的这些还不到一半。我到几个部门去了若干次，他们只说给找找，可一直没个音信。那一多半恐怕是找不到了。那个内山完造赠给我的鲁迅的《呐喊》和几本《毁灭》杂志，一本也找不到了。那上面还有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呢，找不到真是可惜了。还有相片，我和鲁迅先生的合影找不到了，还有和内山先生的合影，也找不到了。内山真是个好人，他敢把书赊给我们这些穷学生，还赠书给我，他还给我们下茶……”说话间，杨老师不住地叹息。

不知什么原因，那年春节过后，杨老师就不再教我们《文选和写作》课了，而是改教我们的书法。过了几天，我们才听说杨老师是因为普通话的原因才不再担任我们的《文选和写作》课的。我们学校是全省的推普试点，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学生的普通话，每学期都要举办两次大型的普通话比赛，而担任《文选和写作》课的老师就当然的兼任教说普通话的任务，但七十岁的杨老师不太会说普通话。

那是全国上下开展第一个文明礼貌月的一天，我们班几个同学自发地到岱庙去帮助打扫卫生，打扫完了，我们就坐在汉柏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休息。我们刚坐下，突然看到杨老师从西边走了过来，我们就赶紧站起来过去和他说话。杨老师看见我们，也非常高兴。我看见杨老师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沉甸甸的，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几本厚厚的书。看来杨老师是刚从书店回来。我们经常看见杨老师拿着新买的书从校园里走过，今天又见他买了几本厚厚的书，这不得不让我们由衷的感叹。一个已过了七十岁的老人，还经常跑书店买书，还那样孜孜不倦地学习，这的确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杨老师拿出那些书让我们看，我看见一本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本是《中国历代书法大全》，还有一本是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

杨老师知道我是莱芜的，就笑眯眯地说：“小刘，你知道这《聊斋志异》上有一篇《狐妾》，就是写你们莱芜一个叫刘洞九的吗？那刘洞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也说不定还是你们的祖先呢。”那时，我对《聊斋志异》的了解还仅限于初中时学过的那篇《狼》，而对于杨老师说的那个刘洞九，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杨老师说：“来，我们都坐下，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们围坐在杨老师的身边，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给我们讲故事。

杨老师说：“去年春天，我去过你们莱芜东边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奇石，说起那尊奇石，就和这个叫刘洞九的有些关系。”原来，明朝万历年间，莱芜曾有个叫刘洞九的人，出任山西省汾州府通判，那时朝廷腐败，各地官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可是那刘洞九却居官廉明，除恶扬善，当地百姓无不感激，敬爱有加。刘洞九平时非常喜爱奇异怪石，在汾州任职时多有收藏，其中有两尊石头被他视若珍宝。那两尊石头高约丈余，不但形状奇特，既像直立的怪兽，又像驼背凸肚的老翁，而且每块石头上有九十二个洞，因此名叫九十二洞石。刘洞九告老还乡以后，始终对这两尊怪石挂在心上，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 有一天，刘洞九的妻子又见他站在院子里叹息，就问起缘由，刘洞九就和妻子说起了这件事。第二天早晨，有个叫张道一的来约刘洞九去饮酒，二人就去了大汶河边的一家酒家。二人推杯换盏，谈古论今，不觉已是红日西坠，月上柳梢，便相携去河边赏月。赏完了月亮，二人正要离开河岸回家时，突然看见从下游河面上飘来了两盏红灯，那红灯越来越大，宛若两朵盛开的红莲，煞是好看。二人就躲在一棵大柳树后观看，到了近处才看清那两盏红灯原来是两尊怪石，每尊怪石都有六个身着红衣手持红灯的道姑扶持。刘洞九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我那两尊昼思夜想的太古石吗？更让他吃惊的是，指挥着那些红衣道姑在扶持那两尊怪石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那张道一也看清了刘洞九的妻子，也是又惊又喜，便转过树身高声喊道：“嫂子，石头沉底啦！”话音刚落，后边那尊怪石人散灯灭，石沉水底。刘洞九恍若梦中，匆匆忙忙赶回家，见院子里立着一尊巨石，向前一看，果然是在山西时自己收藏的一尊太古石。回到屋里，见妻子正坐在灯下等他回来。妻子便据实以告。原来，刘洞九的妻子是一个狐仙，她见丈夫为那两尊石头整日愁眉不展，便邀自己的姐妹在夜深人静时帮忙运来，谁知遇见了那张道一，仙家姐妹受了惊吓，致使一块石头沉落水底。

杨老师讲完后，我找到《聊斋志异》中的那篇《狐妾》，果见开篇写着：“莱芜刘洞九，官汾州，独坐署中，闻亭外笑语渐近，入室则四女子……”可狐妾运石头的故事却没有找到。十几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刘洞九原是莱城东边刘姓的祖先，当地有不少关于他与狐仙妻子的传说，也知道了那个好闹玄的张道一。那两尊奇石仍保存完好，一尊于1987年被泰山管委会征集，现安放在泰安岱庙北门里供游人观赏，底座上标明来自莱芜南孝义，另一尊沉水的石头也因汶水南移重见天日，而今安放于莱城区政府的大院里。这就是流传民间的刘氏太古石的传说。

杨老师不教我们《文选与写作》课了，聆听他的教诲自然就少了，于是，我们三个兴趣相投的同学就经常在课余时间去杨老师的宿舍向他请教。我们每次去，杨老师总是很高兴地接待我们。

那是一个冬天的周末，午饭以后，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雪，我们又轻轻敲响了杨老师家的屋门，那时杨老师已经搬到校园南边新盖的宿舍楼了，他住在一楼。那天，杨老师拿出一幅珍藏多年的墨菊图让我们观赏。那是齐白石的一幅真迹，在约三十公分宽一米高的淡黄色的宣纸上，有一枝菊花在风中傲立。苍劲的枝条，肥大的叶片，怒放的花朵。看着这幅墨菊图，看着饱经风霜的杨老师，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首诗：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浓。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忘记是谁的诗了，只觉得这首诗是杨老师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