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风景

风景，不单单是一座山，是一条河，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庙宇，是一片五彩斑斓的田园。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风景是山脚下的一棵树，是小溪旁的一朵花，是路边的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石头，是冬日蹲坐在村口土坯墙根晒太阳的一位老人，是老人为你讲述的一个久远年代的故事……龙应台说：“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于是，多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独自跋涉在山山水水、村村落落之间，去与那些风景单独私会。

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走出小城，来到了牟汶河的南岸。牟汶河是大汶河的上游。大汶河古称汶水。自古河水大都滔滔东去，而汶水却独辟蹊径向西奔流。明嘉靖年间，担任莱芜县令的福建莆田人陈甘雨，把“汶水西流”列为莱芜“八景之一”，并赋诗一首：“银潢一脉自龙湫，涤荡长涵千古愁。只为朝宗寻禹穴，涓涓沿涧向西流。”时至今日，“汶水西流”依然是齐鲁大地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直是人们游览的一个好去处，历代文人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清代进士张梅亭致仕后住在大汶河南岸不远，成了汶水岸上的常客，并写下了多篇关于汶水的诗，其中有一首《桃源》的诗这样写道：“渔夫失桃源，诳指武陵县。求之千余年，乃在汶水畔。烟火四五村，高峰隔四面。中有黄发翁，垂髫亦参半。不知朝市改，不识沧桑变。但见山中花，开落万千遍。寄语桃源人，移家来相见。”世人津津乐道传说了千百年的桃花源，原来是在汶水河畔啊——是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渔夫弄错了，说成了是在武陵县，怪不得他再回来找时，“遂迷，不复得路”，再也找不到了，而那个叫刘子骥的南阳高士，受了那个渔夫的误导，“欣然规往，未果”，也没有找到。

沿牟汶河南岸西行，但见河床宽阔，水流舒缓，两岸杨柳依依，绿云蔽日。行有十里左右，一条由北向南而来的河流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条河叫嘶马河，河水汇入牟汶河。我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停下来。关于嘶马河的来历，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东汉末年，这方圆近百里的地方还叫作嬴，有一天，一个叫韩韶的人来到此地担任嬴长。韩韶担任嬴长以后，受到当地百姓的衷心拥戴。在他任满离开的那天，老百姓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去送他。老百姓拉着他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他送到了这条河边。在河边，依依不舍的韩韶含泪和乡亲们道别。韩韶来嬴时，曾骑来了一匹母马，来嬴之后，那匹马生下了一头枣红马驹。韩韶非常珍爱那匹马驹，视其如掌上明珠。就在韩韶即将骑马离去之际，指着母马身边的枣红马驹说：“此驹生在嬴，吃嬴草喝嬴水长大，应该留在这里。”说完，就将小马驹栓在了河边的一棵柳树上，然后跨马而去。马驹恋母，母马恋驹，相互嘶鸣不止。韩韶走后，老百姓感激韩韶的清廉及为民造福的恩情，就将这条河取名为“嘶马河”，并在此处树一石碑，上书“韩韶留驹处”以示纪念。此后，老百姓陆续迁来在此建房居住，久之聚而成村，村以河名，成了今天的嘶马河村。

石碑早已经不在。我走到岸边的一棵柳树下，抚摸着它苍老的树干，恍惚之中，似乎听了一阵阵马鸣声由远及近而来。柳树垂下的枝条，在春风中轻轻摇曳，似乎是在与那个骑马而去的官员依依惜别。淙淙流淌的嘶马河的河水，也似是在向过往行人讲述那个久远的故事。

韩韶，何许人也？我查阅到的对韩韶最早的记载，出自南朝历史学家范晔（398年—445年）的《后汉书》。《后汉书·循吏传序》中写道：“自章和（汉章帝刘炟年号，公元87年—88年）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中，对韩韶的事迹又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大意是：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今属河南）人。当时，泰山公孙举等造反，烧杀抢掠，给嬴县及周边各县带来了很大危害，太守和县令都没有办法，朝廷就选派韩韶去担任嬴长。受任于危难之时的韩韶到任以后，除暴安良，发展生产，使县内大治，且其为官清廉，亲民爱民，深受老百姓爱戴。韩韶不但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就连那些贼寇也被他感动，竟然相约不入嬴县境内。嬴县周边各县多被贼寇侵扰，有许多百姓为躲避匪乱背井离乡进入嬴县，韩韶看到那些皮包骨头的灾民，内心大恸，便开官仓赈济。有官员劝韩韶说，不得朝廷命令，万万不可放粮，否则会被杀头。韩韶说：“能使即将死亡而填入沟壑的人活下来，我就是获罪而死，也问心无愧。”上司知道韩韶品德高尚不谋私利，就没有治他的罪，也没有上报朝廷。与韩韶同为颍川郡人的钟皓、荀淑、陈寔等，也都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世人便称他们为“颍川四长”。

但是，《后汉书》中并没有提到“韩韶留驹”的故事，范晔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亦未见有文字记载，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4年）那个叫陈甘雨的来嬴地任知县时，才在他编纂的县志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嘶马河，在县西十五里，世传汉韩韶乘牝马来宰是邑，及归，留之，其马嘶于河上，故名。”“世传”，说明饱读诗书的进士陈甘雨也没有读到“韩韶留驹”的文字记载，他是在编纂县志遍访民间时，从老百姓口中闻知的这个故事。至此，这个流传了一千五百年的故事才被记录了下来。

一条因人而名的河，把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父母官，世世代代刻在了当地老百姓的心上，成了汶水源头一道最美的风景。

一年秋天，我背起行囊，去莱芜西北的山区行走。那里有一座山叫香山，海拔918米，是周围最高的山。香山脚下有一个村子，叫陡崖村，在陡崖村的村口，我与一块石碑不期而遇。我走近去，看到石碑上有文字，虽字迹漫漶，但我仔细辨认之后，尚能依稀辨出上面写着：“巍巍豸史，矮矮小檐。寒风野栖，££苍黔。”石碑呈方形，字竖向阴刻，每竖四字。就在我辨认石碑上的字迹时，一老者走过来，说：“此碑不知何年所立，早已断为两半，另一半不知去向。现仅存右半，亦以残缺，那残缺的两个字为‘为此’，三十多年前，那两个字还在。相传此碑叫‘郭公碑’。”但老人却不知道“郭公”为何人。

对于这四句话的解读，并不会费多少周折。豸，音zhì，本意是没有脚的虫，引申为专门攻击坏人的虫。据传，古代堂官升堂问案时，案桌上常放有一种叫獬豸的物件。獬豸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后常用来象征“正大光明”“清廉公正”，而把獬豸当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 豸史，刑官名，后引申为御史，掌管刑法、执法、监察的官员。小檐，低矮的屋檐，指狭小简陋的房子。苍黔，指黎民百姓。理解了这几个词的意思，石碑上的那四句话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四句话是赞美“郭公”的。那么，这个“郭公”到底是何人呢？

查阅清康熙年间的一部莱芜县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土匪蜂起。……群盗聚于县西北之香山，巡按郭公单骑入山，开诚抚慰。众贼感激流涕，愿为良民。因立一碣于山间。后郭公以事被逮，樵牧者见碣，无不流涕。”樵牧者，樵夫与牧童，泛指乡野百姓。志中所说的“郭公”，是否就是那位老者所说的“郭公”呢？“因立一碣”的“碣”，是否就是指的这块石碑？直到后来我从著名泰山学者周郢的《东岳谈兵：泰山兵事系年》中读到“明崇祯十二年四月，莱芜乡民起事，聚于县西北之香山及水北等处，打造兵器，白昼出击村寨。山东巡按郭景昌单骑往扶，事始平息”时，才确信村民口中的“郭公”，就是志中的“郭公”郭景昌。崇祯十二年，莱芜境内出现了很多土匪强盗，这些土匪强盗聚集在香山，朝廷就派山东巡按郭景昌带兵前来围剿。但是，郭景昌带兵至此以后，却没有去攻打，而是一个人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前往深山里去安抚。对于郭公的义举，“群盗”感激涕零，纷纷表示愿意下山复为良民。下山以后，“群盗”便于道旁立了一块石碑，在石碑上刻下了上面的那四句话，来表达对郭公的感激之情。明代有巡按御史，为监察御史赴各地巡视者，其职权颇重，负责考核吏治，审理大案，知府以下均奉其命，简称“巡按”。这里的“豸史”，就是指巡按郭景昌。

自古官逼民反，而明朝末年尤甚。郭景昌作为堂堂朝廷命官，违背圣旨且单骑深入“匪”窝，作为一介文人的他，想来是何等的大勇！不费吹灰之力，不但缴了“群盗”的械，“群盗”还立碑感恩，这又是何等的大智！他本来完全可以带领训练有素的官兵进山攻打，而那些“乌合之众”也一定会在国军的铁骑面前不堪一击，顷刻化为齑粉，未被击毙者也会轻则发配，重则枭首车裂，甚或株连九族。即使郭景昌想来个先礼后兵，也可先派一能辩之士去做说客，劝降不成再动干戈也算是仁至义尽。单骑前往的郭景昌，到底是怎样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群盗”，以致“群盗”“感激流涕，愿为良民”，碑文上没有写，康熙年间的县志上也只有“开诚”两个字，我也没有从其他史书上查到记载。——其实，也不用去查史书上的记载，那断裂的石碑上剩下的十六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因为那些都记在了“群盗”的心里，也都记在了“群盗”繁衍生息绵延不绝的后辈之中。

郭景昌大智大勇的背后，是他那一颗拳拳的爱民之心。

查一下关于郭景昌的资料，有这样一段话：“郭景昌，字仙岩，洛阳（今孟津县平乐村）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授山西河津知县，擢御史，巡按山东。劾首辅误国疏凡七，上忤旨，被逮，寻，赦归。本朝（指清朝）征为广东岭南道参政，居官清慎，尤笃爱桑梓，明季，洛中连岁大祲，百姓亡入河北，流离载道，景昌时寓河阳，捐资赈济，全活者万计，殁后，洛人思其德，立碑于瀍水东通衢，祀乡贤。”

关于香山，县志中是这样写的：“香山，县西北六十里，高二十里，山行如旗，产香草，雨后朝霁，香气袭人。”山顶上有民国七年（1918年）所立石碑，碑文有“芳草尽馥，且多香菌。香山之名，殆以是欤”。因“芳草尽馥”“香气袭人”而称作“香山”，而三百八十年前，曾发生在这穷乡僻壤乱山石岗中的那一段故事，故事里的那个“巍巍豸史”，其人其德又安得不“香”乎？安得不流芳百世乎？

立于陡崖村村口的那块石碑虽已残缺不全，但那个芬芳的故事却代代相传，也给国家4A级的香山风景区增添了一道浓墨重彩的文化风景。

齐长城有一处关隘叫锦阳关，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和莱芜区之间，是千里齐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一年夏天，我徒步齐长城，在锦阳关南娘娘庙村的一座多年无人居住且十分破旧的老宅里，我见到了一块刻有字迹的过门石。过门石依旧嵌在那户人家北屋门口的门槛下，由于长年累月的踩踏，它的表面及棱角已变得十分光滑，字迹也模糊不清。我从村前的小河里提来一桶清水，轻轻洗去石碑表面的尘土，一行大字便渐渐显露出来：邑侯谭公去思碑。朝下的一面应该是刻有一篇记载谭公事迹的文章，可惜我无法看到。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块去思碑。

据该村村民言，这座老宅的东面曾有一座娘娘庙，娘娘庙规模宏大，齐长城南北两个县几十里内的村民皆来焚香求福，香火十分鼎盛，该村也因而改为现在的名字。1966年，那座古庙被拆除，拆下的石料作了桥梁，立于古庙内的那些石碑或散轶，或被毁，这块“邑侯谭公去思碑”就被抬来做了这房屋的过门石。

何为“去思碑”？“碑曰去思，志不忘也。何以不忘？谓莅兹士者有功德及人，于其既去而思之，思之不得见，则以其功德勒诸一片石，用垂不朽耳。”邑侯谭公，名谭维聪，南昌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任莱芜知县。我不知道这位谭知县在任之时为治下百姓做了哪些好事，留下了哪些政绩，反正在他离开莱芜三十多年以后，新任莱芜知县叶方恒（清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任）在编纂县志时，没有记下他的任何事迹，也没有收入这块石碑上的文章。叶方恒在他的县志里，收入了多篇去思碑或德政碑的碑文，却没有收入这块去思碑的碑文——那时，这块“邑侯谭公去思碑”应该还不至于湮没于荒草之中吧？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古代的官员特别是身为父母官的县官，似乎更注重自己为官的名声，特别是对自己离任后当地老百姓的评价更是十分在乎。在许多的典籍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诸如《某某去思碑》或《某某德政碑》之类的文字，把这些文字刻之于石，或立于大道两旁，或立于道观庙宇，以供人们观之。作为一县百姓之父母官的县官，在任之时，勤政爱民，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恩惠，老百姓自然会感恩戴德，离任之时，老百姓自会箪食壶浆送其远行，离任之后，也会产生思念之情。恩惠越大，思念越深，以至于非得树碑立传才能表达出这种思念之情。我们不怀疑那些碑文有溢美之词，甚至有刻意为之或献媚的嫌疑，但是，作为一名地方官，廉洁勤政，切实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好事，以便走后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并以此来激励自己，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也有的父母官不顾百姓死活，一心只想搜刮百姓，全然不顾自己的名声和百姓的唾骂，甚至有的离任之时，老百姓送他一块“天高三尺”的木匾。“天高三尺”者，何意？刮地皮刮得太狠了，地皮被刮下去了三尺，那天自然就高出了三尺。

把名字刻入石头，当然是想不朽，是想让世世代代的老百姓记住他。其实，不管把这样的石碑立在哪里，真正的“碑”却是立在老百姓的心中口中。不是有句话叫“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我想，为那些父母官立碑的，可能大都是与该官员多有交往并得到其好处的地方乡绅达官贵人。毕竟，在那个交通十分落后的年代，终日在地里刨食尚不足以糊口的小百姓们，是很难见到知县大人的，也很难感受到任职仅三年五载甚至一两年的知县大人的恩惠的，且那时的小百姓们大都目不识丁，几乎足不出村，怎能会为知县大人撰文立碑呢？

那位叫叶方恒的就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县令。清宣统《莱芜县志》中记下了他的事迹。叶方恒于康熙八年（1669年）来莱芜任知县，“时连年亢旱，甫下车祷于神，雨立应”；他安抚流民，备资遣归；他“创建正率书院于城西，作讲语十六则以训民，月试诸生文艺以外，勉以饬躬敦行”；他“尽心农事，春秋周视原野”，并仿照古法，募捐屯粮，以防灾年；他主持编纂“失修百余年”的县志十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史料；他在任之时，政简刑清，废坠皆复……“自陈留、颍川后一人而已”，时人把他同莱芜历史上著名的县令陈留人范丹、颍川人韩韶相并提。

漫步在娘娘村新修复的古街道上，我看到路旁有一块新立的石碑。碑文这样写道：

莱芜处万山之中，而直北有长城岭者，城基犹隐隐可见，意即古者齐鲁之界欤？又曰长春岭，相传以花木蓊郁得名，今惟荒烟蔓草而已。其地与章丘连壤，为入省者必由之路。然山高径险，地极苦寒，兼之石麓，无田耕种，而欲求升斗之水，必取之于数里之外，以是村落稀疏，人烟绝少。且经灾荒、地震之后，岭半仅存一古庙，竟无居人、往来行旅，是不止有盗贼之虞，更多虎狼之患。守兹土者心切虑焉，因为招集，始得应募来栖者四五家。加意扶绥，使成乐土，则源源而至安知不斯什斯百耶！居民请立碑以书岁月，是为记。

这段文章的题目是《长城岭新村碑记》，作者叶方恒。

原来，锦阳关地势险要，关两侧分别是向东西延展的山岭，这就是长城岭。长城岭上曾经有一处驿站，名为“通远驿”，但“永乐十八年（1420年）革”。长城岭位于两县交界处，那里本来就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官驿废除了，又加上明清易代，锦阳关南北二十余里的地方，便成了一个两不管的地带。因此，长城岭一带劫匪流寇横行，行人至此无不心中惶惶，坊间曾一度流传“宁走九江口，不走锦阳关”的说法。康熙十一年（1672年），叶方恒从济南府出差回莱芜，途经锦阳关时，痛感雄关的衰落与失序，决定“招募流民，移居长城岭”，重整长城岭锦阳关一带的秩序。招民告示贴出去以后，先后就有济南历城高姓人家、雪野东抬头村张姓人家等迁来居住。于是，在锦阳关关口东西两侧的长城岭上，高姓与张姓等四五户人家便居住下来组成了一个新村。这新村就是现在的娘娘庙村。新村既成，知县叶方恒欣然命笔，撰《长城岭新村碑记》一文并刻碑以示纪念。从那以后，长城岭上蔓草不再，虎狼远遁，劫寇匿迹，商旅和行人也不再担心行路的安全了。

原来的石碑也已经不在，那段文字却留了下来。古老的齐长城和雄伟的锦阳，已成为一个游览胜地，这块新立的刻有《长城岭新村碑记》的石碑，为这里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去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去济南市莱芜实验小学参加一次公益讲座。学校坐落在汶水南岸，是一座花园式的现代化学校。在小学大门内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名为“行知”的雕塑，在雕塑底座的西侧，镶嵌着一块方形石碑，碑文楷书阴刻。这块题为《汶源书院跋》的石碑，刻立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重阳日，虽有裂纹但还完整，字迹也能逐一辨认。据小学校长介绍，这块石碑是2002年在拆除老教育局（汶源书院旧址，在小学东一百余米处）的平房时，从墙体内拆出来的。当时还有一块石碑，但被民工砸碎了，已没法拼接，他们便把这块石碑取回保存了起来。

《汶源书院跋》主要记述了清道光年间一位叫纪淦的知县创建汶源书院的故事。县志载：“纪淦，字秋水，直隶（今河北）文安举人，道光元年（1821年）令莱芜。”纪淦来到莱芜以后，发现这里不但山川秀丽，而且漕运发达，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莱之山，自东北来，磅礴绵延，西南趋结而为岱。泉源喷泄出其阳，凡百数十记，汇而为大川者五，聚于泰安汶口，则为一汶。由汶达运，灌润数百里。大舟运艘借兹以济，厥功甚巨。”（纪淦《汶源书院记》）这样好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出读书人的地方，也应该是出建功立业者的地方，当然，更是出好文章的地方：“士生期间，禀山川灵淑之气，易乎功施天下，道峙当时。即出其绪余，为文章亦坚凝卓伟，彪炳然与岳汶抗衡。”（同上）可是，纪淦发现却不是那么回事：从乾隆十七年（1752）莱芜有个叫魏照黎的考中进士到他来担任知县的那一年，七十年来，竟再无一人考中进士，“士风衰敝，甲科绝响几七八十年”矣！为什么会这样呢？遍查域内，他发现，竟无一处为读书人提供学习交流的书院，不禁感叹道：“学校之不振，岂诸生之过哉！殆无以倡之教之故耳。”作为父母官的他，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决定建设一座书院，遂“与当诸绅士谋，购城内孟氏宅一区，诸君子经营终岁，讲堂、书舍均焕然新，且整固宽明，什物粗具”，接下来，他“将以延名儒，购藏古今书史，与诸生砥砺，讲贯于其中”。

纪淦想，等书院竣工招生，他将购置古今史书并请来名师任教，他也早晚在这里与学子们互相切磋学问。然而，汶源书院“七月告成，而予以八月被劾去”。书院七月建成，纪淦八月就因“拙于奉上被劾去。合邑欲醵金为请，坚辞不肯。人服其操守云。”书院未竣工，纪淦就因催收租税不力不善于逢迎上司而被弹劾罢官。纪淦被罢官，莱芜士民闻之，纷纷凑钱为他请愿，要把他留下来，可他坚决不肯，其品德操守被广为传颂。纪淦离任的时候，心里一直对书院放心不下，“而终以书院兴废为谆谆”。他一遍遍嘱咐送别他的人们，一定要把书院办好，绝不能半途而废。作为一个外地人，不明不白的被罢官，临走时不以己悲，而是牵挂书院之事，其情其景，不由得让人潸然泪下。

纪淦之所以把这座书院取名为“汶源书院”，不仅仅是因为书院所在地是汶河之源，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寄予了这位父母官的无限希望。他在《汶源书院记》中，以汶河水做比——汶水汇聚众泉，积小成大，终成巨川，而我们矗立在汶水河岸的书院，也会汇聚众多学子，学子们会在名师大儒的教育下学业有成，定会不断有人金榜题名，源源不断地走向四面八方。纪淦不但要让汶河这源远流长的母亲河，给这片大地带来恒久不息的文化润泽，而且要把这种重视教育的风气像永不停息的汶河水一样，在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离开莱芜一年后，纪淦于贫病交加中去世，想来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纪淦的愿望实现了吗？应该说实现了——甚至超过了他的想象。汶源书院建成以后，又不断得到重修扩建，以致成了莱芜乃至周边县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当其盛时，来学之士，往往至六七百人。人文蔚起，甲于他县，令人有武城弦歌之思焉。”汶源书院一直存在了八十年，八十年间，莱芜一个区区小县，竟出了7名进士、22名举人。这种科第联翩的辉煌局面，是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鲁中大地教育的一次高峰。

曾经矗立在汶水源头的一座旧时书院，把一个叫纪淦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大地上。行走在汶水之滨，我似乎听见了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又传来了一阵阵朗朗的诵读之声……

断碑捡拾旧文章。这是秀山丽水之中一种别样的风景，这别样的风景，每每让我接通历史深处的根脉，触摸到这古老大地上那些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