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也应具有当下性与在场性

     评论家霍俊明2016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当下诗歌的“热病”》中说：“时下的诗歌不是一般的热闹，就如高速路上不分昼夜的轰鸣。”作者紧扣当下诗歌现场，在文章中针砭当下诗歌写作、传播、批评的现象——热闹、纷乱、怪异。笔者深以为然。

     在当下诗歌“一片繁荣景象”的狂欢中，一些清醒的批评家不时发出呼声：“诗歌要紧跟时代性、要有当下性与在场性”，这是无可非议之事。但笔者发现，当下诗歌的乱现象，与时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语境有关，与人心浮躁、追求功利、精神异质有关，更与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的缺位、远离当下诗歌现场有关。

在众多的诗歌媒体中，笔者仅发现“诗评媒”扛着“以理论推动中国诗歌理性发展”为已任的大旗，为繁荣中国诗歌创作、理论、批评尽着责任与义务。而在泛滥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书海中，文化学者与批评家们都在变着花样翻唱20世纪的诗歌领地，90年代之后到当下，基本上都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即使少数批评家对当下诗歌做出批评，也仅仅是针对一些“诗学事件”做出热议，或者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诗歌文本进行评判，缺乏对当下诗歌发展的导向性与前瞻性。

哈耶克说：“旧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 虽然说真理无所谓新旧，经典诗歌值得我们经久不息地传颂，但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承担着诗歌理性发展的重任，如果理论和批评还沉浸于存在或过时的领域里进行翻唱或论述，就脱离了诗歌现场，失去了当下性，对当下诗歌创作毫无裨益。

刘象禺在《批评的诸种概念》“编者前言”中说：“韦氏率先界定了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领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指出‘文学理论’主要是对‘文学的原则、范畴、评价标准’等的探索；‘文学批评’则是在某种文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动态的研究；‘文学史’则是对文学作动态的、历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动态的研究”就是指研究的在场性与当下性，即对当下正在发生的诗歌现场进行研究。

迄今为止，笔者发现，除了赵军（法名释大运）的《诗词漫笔——追念〈人间词话〉》对20世纪所有的诗人与诗歌作品详尽地进行了梳理与批评外，仅有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与《中国先锋诗论》涵盖的内容相对完整，其他著述都有失全面性与系统性。这种现象，让后来者（或者说是新生代的诗歌抒写者）的阅读产生一定障碍，不能系统的了解与把握诗学理论。

喻大翔教授在《灵感之门》自序中说：“文学评论就是作者面对文本，站在巨大的文化传统里，运用文学的语言，说出自己的见解。太拘泥于传统，评论就会板滞而多有陈词滥调；完全天马行空的个人化，可能飘浮而无根。尝有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之说，前者四平八稳，语言挤干了情感与灵气，除了观点就是逻辑，沉闷而呆滞；后者神聊乱侃，我行我素，有时情绪之火将理性之水蒸发干了，极端者甚至否定了批评。”纵观当下的一些诗歌批评著述，确如喻教授所言，让未入或初入门槛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失却了可读性与适用性。笔者也赞同喻教授所说：“我喜欢中间状态，既有观点又有才气，既富逻辑又富激情，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文学的魅力，读者既可理解又可享受。”

相较于张清华主编的《大诗论》来说，我更喜欢“诗评媒”主编的《中国新诗评论读本》。第一辑读本里的评论文章，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专业性、代表性与价值性，我期望在后续编辑的读本中，更系统化一些，更贴近当下诗歌现场性一些。

综上所述，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应具有当下性与在场性，文化学者与诗歌批评家们须花费更多的关注力于当下诗歌现场，进行梳理，使理论与批评具有时代性、时效性、系统性、指导性与前瞻性。

201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