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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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条河——旬河从秦岭流出，一路接纳小溪，蜿蜒东下，在即将入江的黑山对面，贴着一道不知名的山梁绕一大弯，弯出一块硕大的盆地。不知哪年哪月起，这盆地上便有了人家，一年一年的，青瓦泥墙的屋舍便连成二三里长的街巷，鸡鸣狗吠，人欢马叫。也不知哪年那月，这儿有了一个名字——草坪。
草坪，带些山野味儿的名字，绝无文人绞尽脑汁的文绉绉。草坪没有草。因何将这生息之地叫草坪？没人说得清，如同没人说清满目青翠却名为黑山一样，就连带着铜框眼镜、成日里捧着一册黄的线装书的爷也说不清楚。虽然无人说清她的身世来历，可人却在这黑山旬水之间一代代地繁衍起来，青山绿水之间的这块坝子，渐成旬阳至长安道上一处人烟阜盛的村落。
又不知哪年哪月起，以旬城为中心，分别沿汉江每上行十五里、下行十五里处，沿旬河每上行十五里、下行十五里处设铺。草坪铺即是其中之一。铺是路标，更是管理机构。庙会、集市也在铺进行。每到逢集日子，十里八乡的人带着妻儿老小，牵着骡马牛羊，挑着田里出产的粮食果蔬，将这三里长的街道挤得密不透风。更有卖两掺面、漏鱼儿、酸拌汤等等男人女人的吆喝声，让吃食的香气浓浓地弥散在空气中，钻入人的鼻孔。于是，娃娃眼巴巴盯着那热气氤氲的吃食摊，大人则拼命吞咽口水，从贴身的衣袋掏出钱，买一个油糕或一个烧饼给娃娃解馋，而他是舍不得给自己买的。可是，新媳妇们就不一样了，眼睛一瞟，嘴巴一努，年轻的丈夫颠儿颠儿地跑到食摊前，买来她想要的吃食。
最热闹的地儿，其实是庙前的戏楼。戏楼高高耸立着，要爬几十级石阶才能上去。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人头攒动，唱到好处，一片叫好声。唱大戏是铺上逢集的重要节目，十里八乡人赶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看戏。小时候听婆说，要是遇吃会，那大戏是要唱上三天的，来的人更多，远至外县的族人。说这话时，婆带着极其神往的语气。尽管婆的诉说极尽铺陈、渲染之能，我还是无法想象那盛况，而且，对于婆说的“吃会”，也不明底里。吃会？是梁姓族人一年一度的聚会？梁氏一族非本地土著，乃是明清时从山西“大槐树”下迁移而来，分散于安康各地的。爷从眼镜片后看着我说。
铺的设立，让“铺上”——草坪铺闻名十里八乡，外乡、外县乃至山外人纷纷迁来定居，于是，街更长了，街后的坡上也有了一个个小村落，星罗棋布一般。铺上人多以种地为生，也有开作坊、商铺的。梁氏一族在曾祖父时开了丝绸作坊，从缫丝、织造、染色到售出，都是曾祖父的五个儿子负责。
爷负责织造。
爷是个严谨的人，无论读书、做事都是认真、严谨的，为人中规中矩，不越乡规民俗、道德风化于一步。在兄弟中读书最多，写得一手足以乱真的颜体字，深受曾祖父喜爱。爷一生读书，一生看重读书人。
中国科举，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依存的一脉长流。历代文人人生的升沉荣辱乃至家族的兴衰荣枯，大都与科举有关。历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唐朝时，把榜上题名，高中科举者称为“登龙门”。唐朝每次科举放榜新进士登第后，还要参加一系列礼仪性的活动。进士们在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后便可参加曲江宴饮、杏林宴饮和雁塔题名等活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备受荣宠，极尽风光。《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我毂中矣。”而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科举抵达帝王的“毂中”。如此精巧地将科举选才纳入封建政治机制，对文人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吸引力，于是，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形成了，镂刻于代代文人心中。以此解读爷的爱书、爱读书人情结，就说得通了。只是可惜了，他生于封建末世，生不逢“科举”之时，又身处偏僻的陕南山地，看不见风起云涌的世事变迁，感悟不到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因而，死死抱住科举入仕、显身扬名观念不放，深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在我及我一样的后辈眼中，便是严厉的不识时务的古董。
曾祖父逝去，曾祖母掌管家事，将销售丝绸事务交给二爷。于是，能说会道、使乖弄巧的二爷，很快染上吃喝嫖赌恶习，时间不长，将家族带进破产境地，使梁家成了没有立锥之地的赤贫户。作坊关了，房子卖了，家分了。一个大家族仿佛一夜间作星云散，只有爷带着婆、五爷带着五婆留守几间老屋。
岁月缓缓流淌着，像流过街前的旬河，碧绿澄澈，水平如镜。梁氏家族败家之大事，在悠悠岁月里，如风吹过旬河，生出细小涟漪，很快恢复平静。
二
五爷、五婆与我家隔街而住。五爷和爷是孪生兄弟，俩人形象却大相径庭。
爷相貌堂堂，身材高大，身段笔直，起坐之间自有一股阳刚之气在周身弥漫。五官轮廓分明，面部线条刀削一般。小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沦为土里刨食的爷，成日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竟能在古稀之年，脊背依然端直如初。在责罚犯错的儿孙时，依然从眼里射出剑一样冷峻的寒光。
然而，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五爷的形象。仿佛女娲造人偷工减料了似的，与四个兄长相比，五爷矮小、瘦弱。一双罗圈腿，站在那儿就是一个标准的“O”。他长得瘦小也罢，长相也不容恭维，耷眉耷眼。没人叫他大名，长辈、平辈叫他五娃子、老五，晚辈叫他五叔、五爷。从小在梁家做童养媳的五婆，因了他的形象，一生对他呵来斥去，从没敬他如婆敬爷一般，可是，一天两顿饭还是按时做给他吃的。
五爷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树荫足有少半个篮球场大（我家房后就是学校)，遮住了他家的房子、房前场院、房头的一盘石磨。除了雨天和冬季朔风凛冽的日子，晌午、下午饭时，树荫下集中了端着饭碗的邻里老少。坐在五婆端出的凳子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声，伴着咀嚼饭菜的声音，在街上飘荡，而大人们劳作的疲累也得以消解。尤其春季槐花盛开时，满树白的槐花和树下吃饭的人，简直就是一幅画，那浓郁的花香，让不带荤腥的饭菜也陡然变得香甜可口。
五爷和五婆没生育，所以，五爷也好，五婆也罢，对娃娃很疼爱。五婆曾经给人做过保姆，那家三个娃都是她带大的，时间长了，她竟视为己出。一次，我弟和她带的娃娃在槐树下玩，玩着玩着，你推我一下，我拍你一下，俩娃都哭起来。五婆一听那娃的哭声，颠着一双三寸金莲，从屋里扑出来，将我弟一把搡到地上，心疼地抱起那娃，查看有无受伤。婆看见了，甩开一双未能缠成型的半大脚跑过去，抱起我两岁的弟，朝五婆怒目而视，大声斥责她，人家娃比自家娃亲？从不饶人的五婆扬起尖利的声音，与婆争吵。可是，到了晚上，五婆从对街过来我家，一脸愧疚地塞给弟弟一块点心。
长相猥琐的五爷，却能通阴阳两界，能预知将要发生而未发生之事，还能用一碗清水给人治病。治病时，他一边用两只手指头朝外洒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念的什么？无人听清，那神态极虔诚、认真、一丝不苟。那时的五爷神秘极了。可在一帮青年眼里，他的样子滑稽极了。他们对他的态度很是不屑。一碗清水能治病吗？封建迷信。可找五爷治病的人很多，除了铺上、周边村子的，还有一位解放军连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旬阳，多地驻扎有建设襄渝线的解放军部队。草坪也不例外。上街头河边空地上，是某铁道兵团部所在地。那儿本是一片乱石丛，推平后，盖起一排排营房。那些营房功能齐全，除了驻军，还有电影院、制冰房等等，都是铺上人第一次知道的新鲜事物。下街头不远处的隧道外，就是连长和他的连队驻地。解放军和地方民工从隧道运出的石渣，在隧道外堆成山，少量的废木头、木片也夹杂其中。五爷人老了，不能和铺上的年轻人一起上山砍柴，便每天背着敞口的大背篓去隧道口捡柴。没人知道连长如何知道五爷会治病，也没人知道他怎样给连长治病，只知道五爷突然背回来的柴硬扎了，多是整齐的废木料，天天如此。人问多了，五爷便说，他治好连长的牙疼病，连长不光请他吃饭，还每天为他准备好废木料，让他背回家。那一年，五爷家的柴很充足，屋里、屋外堆满废木料，棚起的阁楼上也整整齐齐地码着废木料。
五爷少言寡语，是和大人们在一起，可与我们一起就不一样了。月明星稀的夏夜，萤火虫像星星一样在周围飞着。逮够了，也玩够了萤火虫的我们——五爷的一群侄孙，围在他身边，听他说自己的故事。有一回，我从山上背柴回家，经过一根平放的水桶粗的树干旁，累了，便坐上去歇歇。谁知，屁股下的树干是软的，还蠕蠕地动。哦，原来是条大蟒蛇。五爷的声音一点也不夸张，不渲染，可我们一帮小毛头吓得大呼小叫。
一天晌午饭时，大槐树下，一群人端着饭碗围在五爷身边，听他谝闲传。五爷说，昨夜我亲眼看见一只狐从铺上悠悠走过。一阵哈哈大笑后，有人说，五爷，你又要编排人了。
那是只九尾狐，九只蓬松的大尾巴像开屏的孔雀呈扇形竖起。细长的眼睛很妖媚，嘴巴又小又尖，火一样红。五爷边吃边说，这东西最迷人心性，最会祸害人世。殷商不就是苏妲己给亡了吗？妲己就是九尾狐……
锤子家的生了，是个女娃，粉嘟嘟，眼珠亮晶晶的。有人端着饭碗走过来说。
正在听五爷说九尾狐的众人，便转移了话题，说起刚刚出生的女娃。突然有人说，五爷，你该不是说锤子闺女是狐狸精托生的吧？不等五爷搭腔，有人说你还真信五爷的话？啥年月了，还有狐狸精。哪会呢？我是跟你们谝淡话呢。五爷一边哧溜溜喝拌汤一边慢悠悠说。
五爷的话大人是不信的，可小小的我信。那时，大妈家隔壁就住着一只狐狸精，房门整日关着，我从没见过她。每次牵着大人的衣角走过狐狸家门前，我又恐惧又好奇。很怕她突然从房里冲出来，可又隐隐期待着她冲出来，她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亡了殷商？殷商是什么？
这样的疑问和对狐狸精的恐惧伴随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我外出上学，新的世界吸纳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才得以忘却。去年的某一天，亲戚聚餐，说到老家草坪的话题，我和姑说起深藏心中的狐狸，姑呵呵笑过后，说，哪是什么狐狸精，是某某的媳妇，一个病秧子，成年躺在床上。
啊！惊诧之余，又觉得事情的真相本在意料之中。凭借十多年读书阅历，我应当知道，世上没有狐狸精。只是儿时印象太深地镌刻在记忆深处，才会盲目地抹杀科学与理性，深信不疑有狐狸精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天地。
三
婆是有杀伐决断力的女人，若生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定是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绝不会屈居人下，任人呼来唤去。
她是身材小巧的妇人，漫长的岁月给她容长的脸涂上古铜色，像许多年老的妇人一样，一头花白的长发在脑后梳一大髻，一身或黑或蓝或灰的衣裤洗得干干净净，大襟褂的布纽襻扣得严严实实。
从我记事起，威严的爷从不过问家事，终日坐在椅子上看发黄的书，不时端起黄铜水烟袋吸上几口。家里来客了，爷陪人喝茶、聊天。只有小个子的婆成日忙碌着，忙着安排家事，忙着一大家子的吃喝，忙着年前节后迎来送往，打发人拜年送礼，忙着带次第出生的我们姐弟。无论多忙，婆对家事的料理都是有条不紊的。再忙、再拮据的日子，她都显出笃定神闲，让一家老小心安。她乐呵呵招呼来客，将四菜端上桌，再将一瓶酒放在桌上时，客人无不感慨我家的日子厚实。
婆一生育有三男两女，我父亲排行老二。因了爷的读书情结，除了聋哑的小大，大爹、父亲和姑都读完初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大爹参军提干后，大娘随军成了军属，随后父亲进了电厂，娶了当教师的母亲。然而，困难的日子到了，草坪铺虽然没饿死人，可家家粮食不够吃，劳力少的我家，分的粮食更少。
婆看清家中缺劳力的严峻现实，当即要求父亲和妈退职回家挣工分，大爹、大娘也力劝他俩回家种地。你俩在家挣工分，我们在外挣钱。大娘给母亲说。
唉！长叹一声，父母背着铺盖卷回到草坪铺。那一刻，父亲和母亲一定没想到，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没有想到他们再也走不出草坪，将终生与艰辛、困窘为伴，而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因此消磨殆尽，只余肩上承载的生活重负。
婆是传统的，恪守婆婆在儿媳妇面前拥有绝对权威的准则。母亲毕竟在城里待过，会裁剪、缝制时新衣服，于是，铺上的大姑娘、小媳妇常来家，请母亲帮忙做衣服。时间长了，婆便常常在夜晚，隔墙训导母亲。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会跳神。某某家还有谁谁家的不是东西，都是是非精，你少跟着混。婆厉声说。
再木讷沉闷的人，年轻时还是好玩的。母亲那时就常常忘了婆的话，不时和那谁谁家的一起玩笑、说话、做针线活。婆见了，立刻黑了脸，气哼哼走开。等到母亲回到家，迎接她的是婆更严厉的斥责。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声不吭，那泪水却像绵绵不断的秋雨流个不停。
小大是婆的第四个娃，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却又聋又哑，婆便对他倾注了比对其他四个儿女多几倍的疼爱。不让他干活，即使长成大小伙子，也不让。长到二十多岁了，偶尔担回水，走得趔趔趄趄，一担水担回家只剩下小半桶。而铺上的娃娃，十多岁就能从井里担回满满两桶水。
让章给你们抱娃。婆对大娘和母亲说。
我们生十个八个哪？大娘嘟囔着，却只敢背过婆的面发牢骚。
家里活不让干，生产队长派的的活也不让干，小大就在婆的庇护下，悠悠闲闲地过了几十年，成了真正的废人。那时的我，看着小大像小娃一样游手好闲，只觉婆太偏心，大儿小女不疼，孙子孙女也不爱，只疼小大。然而，时过境迁的今天，回想婆当年所作所为，就理解了她。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残疾儿子，想他不能拥有正常人的生活，不能享受常人享有的一切时，她的心有多痛？这是别人无法了解的。生了他，却又不能给予他美满的人生，婆心里的内疚谁人能懂？因此，不理性地宠溺他，应该是婆对小大的心理补偿吧。
大爹所在的部队驻防青海时，大娘生下堂妹青，大爹回来接婆去了青海。一年后，婆回来了。那天，铺上的人都来看婆。那时的草坪与外面世界隔绝，只有参军的年轻人，才能走出草坪，因此，每当谁家有人从外面回来，这一天便是铺上的节日一般，大家众星捧月，围着他，看他不同于草坪人的衣着打扮，吃他带回的水果糖，听他说外面的风土人情，很新鲜很新鲜的感觉，在大家心头弥漫。
婆的脸上是见过世面、享了清福的神态，见到阔别一年的街坊四邻，她乐呵呵的，将带回来的糖果发给大人娃娃。婆是健谈的，面对街坊，她打开话匣子，朗声说起青海，一说就是好几个时辰。于是，蓝天、白云、羊群、草地这些词从婆的嘴里次第吐出来。藏民的脸黑得很，脸上油光光的，没有我们这儿的人好看。婆摇摇头说。
哦。众人恍然大悟，原来大地方的人还不如我们。于是，带着满足的心情回家睡觉。
婆也躺下了。一路舟车劳顿，再应酬街坊邻居，她已经很疲倦。然而，母亲夜里醒来，听见婆在对爷哭诉，那声音极压抑，听不清说的什么。她静静躺着不动，怕弄出声响，惊扰了爷和婆。婆受了多少委屈，才在夜深人静时给爷诉说？一向强势的婆得心存多少爱，才能磨折心性、吞咽委屈，坚持在儿子家带孙女？只有她知道。又过了几年，堂妹乾出生，婆又去了乾县，一年后，带回乾妹，过了六七年，大爹、大娘才把乾妹带走。
这就是婆，既有对留在身边的儿子、儿媳不近人情的苛刻，又有对儿孙不计报酬的爱和付出。她大字不识，却通达事理，勤劳、隐忍、善良。写到这儿，对婆的思念之情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
我两岁时，玉妹出生，从此，母亲温暖的怀抱再没有我的位置。跟着婆长大，我享有婆更多的爱。冬天，婆的怀抱是我温暖港湾；夏天，婆手中的蒲扇是我梦中露珠滚动的荷叶。
小时候，我最喜欢夏天。那时，铺上家家在门前搭凉台，高高的，与屋檐齐。每到晚上，说话声此起彼伏。玉妹善于表达，常常隔街给毋妈、毋叔、大平哥、碎平哥和山娃奶声奶气地讲故事。我躺着看天，看星星向我眨眼睛，看飘过头顶的白云，一会儿变成一只小白狗，一会儿变成一朵大蘑菇。夜风拂过，带来夹着泥土味的花草香气，凝神静听，似有包谷拔节生长的喳喳声从门前、屋后包谷地里漫过来。婆洗完澡，换上干净的白褂子，上来坐着，摇着手里的蒲扇。没有风，蚊虫便嗡嗡地在我们周围飞上飞下，于是，婆的蒲扇摇得更快，怎么也停不下来。我常常夜里醒来，看见睡着的婆，手里的蒲扇还在摇着。
睡不着的晚上，婆给我们讲故事。婆说那不是故事，是真人真事。稳娃子媳妇莲花，认得吧，经常回娘家从门前过的？婆问我们。
认得认得，就是那个穿红衣红裤，还有两条大辫子的姨，每回都和你打招呼。我想起那个银盆一样脸盘的好看女人。
对啊，人长得喜兴。婆说，她呀，几年前，让一个癞蛤蟆精缠住。
啊！我们吃惊得瞪圆眼睛。癞蛤蟆精，恶心死了。我说。
呵呵！傻玲儿，他显身时，是一个排场的小伙子。婆笑得很开心。
哦。我长出口气。
他和莲花一起时，就是大小伙子。莲花回娘家，他背着她走，走得很快，像骑着哪吒的风火轮。婆神往地说。
婆说错了，她自己走的，没有癞蛤蟆。我提醒婆。
你小人家不知道，他又变回癞蛤蟆了，在莲花的脚下哪，凡人看不见。
后来呢？我问婆，可是，不等婆讲后来的事，我睡着了。
四
我年轻的母亲——一名乡村女教师，出现在铺上时，一群姑娘、小媳妇看直了眼睛。
母亲不是美人，但长相极清秀，而且，眉目间洋溢着一股令人欢欣的娇憨气。额上几绺刘海，垂在胸前的两条麻花辫子本来很平常，可与铺上的年轻女子的发型相比，显得有点别出心裁：她只编了很短的辫子，却留了很长的辫梢，离经叛道地垂下来，很别致，也显出标新立异。
铺上的女人，上了年纪的，穿有布纽襻的大襟褂，年轻的姑娘、媳妇也穿大襟衫，只是花色鲜亮罢了。然而，母亲的衣服是铺上人眼里的洋装，那是县里女干部才穿的制服。蓝色制服上衣上，有四个带盖口袋，白色衬衣的小圆领翻在外面，显得又洋气又可爱。
伴着这样的母亲同行的是我美男子父亲。年轻的父亲，身材高大，面部轮廓棱角分明，白皙的皮肤，一口村人没有的洁白牙齿。尤其是他那双眼睛，那双比常人大了许多眼仁也黑了许多的眼睛，像爷的眼睛一样，冷峻地闪着寒光。这双眼睛若有些许温情，便能让女人拼了命去爱。许多姑娘为他动了春心，父亲却最终娶了母亲。
以后的岁月，证实了父亲当初选择的正确。
一间屋，报纸糊了墙、顶棚，一张床靠墙放着，对面墙上并排挂了一面带喜字的方镜、简易书架，箱柜搁在床头的条凳上。这就是父母的新房，极小，极简陋。然而，母亲却让它极干净、整齐。箱柜上没有薄尘，床上没有汗臭味，衣被没有污垢。即使我们姐弟一个个出生，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她还是坚持定期拆洗、晾晒被褥，三天两头洗衣服，而这些活都是在上工前、收工后做的。
阴风苦雨或朔风凛冽的夜晚，橘黄的电灯光下，母亲抱着小弟，我和妹妹们围着父母团团坐着，说些带童稚气的话。父母乐呵呵地听着，时而插句点评，慈爱的眼光一一扫过我们。现在想来，那是一幅极其温馨的图画！这安适的世界，就是一片青青芳草地，一张古雅温柔欢乐的画，我和妹妹们总是不舍得离开去睡觉。说不出原因，只觉得冷了、饿了、被小伙伴欺负了，回到这儿，即心安、愉悦。
在学校学了歌舞，转学回来的青又教了几支舞蹈，于是，母亲组织我们姐妹晚上在家唱歌跳舞。《小松树》、《北京的金山上》，一曲一曲地跳，父母坐在一边看得很沉醉，还时不时感慨，嗨，我娃就是比别人灵。
铺上人每天吃两顿饭，这是千百年来的约定俗成，更与粮食匮乏有关。可母亲常常为我们做晚饭吃，不是什么好吃的，有时，一锅煮了包谷珍的酸菜面，有时，一人一碗烩饼。红薯粉掺些白面，摊成薄饼，出锅后，切成菱形块装碗。然后，烧一锅葱花汤，浇在碗里，香喷喷的，我们吃得开心，父亲与母亲更开心。
母亲会做时新衣服，我们姐妹的衣服款式往往是女伴们效仿的标准。我是铺上第一个穿花裙子的，我的藕荷色衬衣吸引了铺上女娃艳羡的眼光。
要过年了，女伴中流行穿红条绒短大衣，焕桃有，大玲有，改娃也有，我没有。于是，我被边缘化了。除了焕桃，她们踢毽子、跳皮筋不叫我；走在路上，不约而同地撇下我，远远地在前面勾肩搭背，做出亲昵样儿。那时，我哪儿知道其中蕴含了妒忌，还以为是红衣服之故。
带着委屈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又生气又好笑，便将准备为姑缝制的衣料给我做了一件衣服，又重新给姑买了同样布料做了一件。
那是一件绿格子短大衣，大翻领，两只斜插的口袋。我一见就喜欢了这件新衣服，感觉那明艳的果绿，让我似乎闻到新叶的清香，而我的脸在它的映衬下更粉嫩了。因了这件衣服，我家对街的毋爷叫我“洋学生”，这外号一下子传开，走在哪儿，哪儿都有人叫我“洋学生”。语气有赞赏的，有揶揄的，还有嘲讽的。同伴中若有人想打击我，只需撇嘴叫我“洋学生”，我会立刻从兴高采烈变为垂头丧气。那段时间，我恨透了毋爷，都是他让我与同伴有了隔膜，他再叫我“洋学生”时，我看都不看他一眼，回身就走。
回到铺上的父亲再也不愿进城，不愿看见昔日同事，更不用说像别人那样挑两筐菜进城卖。我们姐弟的学费，一年两次添新衣的钱，都是母亲一趟趟进城卖萝卜白菜茄子豆角的钱。我跟着母亲进城卖过菜。那天，天边还有几颗星，下弦月还没落下西山，母亲背起一背篓菜，牵着我的手就上路。到了县城，天才大亮，母亲占了好位置，菜价也比别人低，所以，很快就卖完了。这时，河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店开门了，国营食堂也飘出诱人的香味。母亲带我走进去，要了一碗面，放在我面前，笑眯眯示意我吃。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通，那时的我，怎么就没想到母亲也饿了呢？
回家经过炮台，那儿的烧饼铺非常有名。红鼻头掌柜从比我高的炉子翻出的饼，黄黄的，圆圆的，咬一口，酥香松脆，余味悠长。每回进城，我都期望着母亲买给我吃，每回母亲也都买了给我。又站在高高的炉前，母亲递过钱和粮票，接过几个饼，给了我一个，其余的装进包。我知道，那是带给几个妹妹的。
那时的铺上人都敬畏鬼魂神灵，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不像今天的人，什么都不信、不怕，什么都敢做，染得一身戾气。父母本是读书人，可生活在铺上，终究也像婆一样，相信大家相信的一切。丽妹在李家沟那儿摔了一跤，回家后就病了。婆说，遇见不干净东西了，得叫魂。晚上，母亲拿了丽的衣服，带着我去了李家沟。没有人烟的李家沟，乱石遍地，还有不知名的坟茔分散其间，白天经过这儿，我都怕，何况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心里一阵阵颤抖，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跟在母亲身后，亦步亦趋。丽，回来啊！母亲大声叫着，深沟一声声回应着，回来啊，回来啊……那声音显得苍凉、凄怆，让我的心颤栗，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不知道是病该去了，还是她的魂真的给叫回来了，丽的病好了。
超负荷的劳动量，粗糙的饭食，终究压垮了母亲。胃病、心脏病等等，将母亲折磨得憔悴、瘦弱，脸色焦黄，头发干枯如秋天的落叶。她俨然成一个村妇、病妇，却挣扎着操持家务，从不让父亲和我们做饭、喂猪、洗衣服。不懂事的我们没心没肺地玩乐着，偶尔的，还因饭不可口，赌气不吃。这时，父亲便劝母亲重做饭给我们吃。
写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母亲，天生具备一种东方母亲的牺牲精神和殉难品格！
生活逼得温良的母亲改变了许多。一家子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在夜晚的灯下缝制，那一针针密密缝的衣物，缝进了她多少爱，又耗了她多少精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姐弟中，一个犯错，大家都得陪着挨训、挨打。某年冬天，玉妹和伙伴在外面疯玩，将棉袄也玩丢了。回到家，母亲便责罚我们全体，一边咆哮着指责，一边作势要打。毋妈急急隔街喊叫，玲、玉、丽、敏，快跑！大家一听，转身就跑，就连肇事者玉也像兔子一样跑得没了踪影，只有我站着不动。打死我算了。我想，反正也逃不过这场打。
你这娃呀，想要气死你妈啊！毋妈跑进我家，将我朝门外推，我奋力挣扎。母亲扔下手里的棍子，气得大哭。毋妈也在一边长吁短叹。直到我有了儿子，我才知道，母亲的惩罚是虚张声势的，她哪里舍得打我们呢？
母亲脾气大了，可再大她也不骂人，不会像改娃妈、和平妈、麻娘那样，扯着嗓子骂那我至今都学不出的难听话，可也正因为这样，她没少受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母亲的身体被一条蛇吓好了。
那是我上师范的时候吧。父母后来的卧室是一间狭长的屋子，光线有些暗。那天，母亲进去时，经过床前，有东西碰了她的头部，她没觉出异常，以为蚊帐勾。出来时，又碰了一下，她不经意抬起头，吓得嘶声裂肺地叫，脸也变得惨白，浑身筛糠一般，却不知移动脚步。
一条青色小蛇挂在床前的帐勾上。
从那以后，缠绕母亲多年的病痛渐渐消失，而苦难也从此远离她。
五
回到铺上的父亲，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整洁的形象，没有失去让我们姐弟仰视的形象，也没有失去对我们的爱。
父亲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四六发型，从不会像我的乡亲那样的落满灰尘和枯叶。父亲的牙齿是雪白的，不似邻人那样焦黄，牙缝间塞满菜叶和饭渣。父亲的眼睛是黑亮有神的，从未有眼屎在眼角出现。父亲的衣服虽旧，却洗得发白，父亲的手没有污垢，指甲剪得齐齐的。干净的父亲每天早起，为我们洗手、洗脸，定期为我们剪指甲。他要求我们每天刷牙，早晚洗脸，睡觉前洗脚。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的儿童时代，只能是城里人有的，可是生长在乡下的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从小到大，我们姐弟都说父亲最疼自己，每当我们争论不休时，父亲笑呵呵地说：“你们都是我最疼爱的娃。”
晚上，父亲从外面带回一包荷包杏，让母亲叫醒睡着的我们。我眯着眼吃过杏，躺下又睡。次日早晨，看床前的杏核，我惊异地说，吆，谁吃杏了？父亲在堂屋朗声笑着说，夜里来了一个仙女，吃了杏就飞走了。我惊得睁大双眼。母亲说，你就是仙女。我吃的？我不相信地看看一地杏核，嘴里咕哝着，怎么一点都不记得？
与母亲不同，父亲从不高声呵斥我们，更不要说动手打了。母亲说，我四岁还是五岁时，因淘得太厉害，父亲拍了我一巴掌，我整整哭了一天，哭累了，歇会儿再哭，直到父亲抱起我，才作罢。从小到大，你老子就打了你一次。母亲笑着说。有了春秋的母亲，格外慈祥，说话轻声细语，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
我们姐弟中，父亲最疼爱的不是我唯一的弟弟，而是我。我是家里的大女儿，好衣服给我穿，好吃的有我一份，家务活却从不让我做。我是父母的希望，碌碌无为的我却是父亲的骄傲。然而，父亲却凶了我一次，高高扬起的巴掌也差点就落到我头上。
我上二年级时，同学当中流行踢毽子游戏，放学回家的路上，课间十分钟的操场上，毽子此飞彼落。因为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踢毽子的游戏我没有资格参加。常常是眼巴巴的看着班上那些已成大姑娘的同学身姿矫健的腾挪跳跃，那时，我多盼望能拥有一只毽子、和那些同学一起比赛啊！直到有一天，我脸红心跳的拿走了同学忘在桌斗的鸡毛毽子，藏在我家厕所的墙缝……父亲是怎么知道我拿了毽子的事？我做得是那么隐秘，我自信没人看见我龌龊的行为。父亲高高扬起巴掌，愤怒地说：“我舍不得打你，但是，你得记住，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我哭了整整大半天，因为父亲的责骂，还因为怕父亲不再疼爱自己。到了晚上，父亲抱起我说，不哭了，明天把毽子还给人家，以后再不做这样的事，我还是疼爱我娃的。
第二天放学，一进家门，就看见放在桌上的鸡毛毽子，金黄的鸡毛那么耀眼。我欢呼一声跑过去拿起毽子，旁边的父亲笑呵呵说：“和妹妹们一起玩啊！”我的“哎”声还在父亲的耳边回响着，人已经跑出家门。
父母的关爱淡化了我们本应该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在父母的呵护中，我们衣食无忧，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十四岁那年，我离开父母到县城上高中。父亲怕我吃不饱，每周离开家时，总让母亲给我做干粮带到学校吃。父亲知道，我的同学大部分是城里人，怕我衣着寒酸了遭人耻笑，他和母亲在那几年集中家里的所有供我花消。城里时兴的丝衬衣，我不久就会有一件，同学中流行人造革皮鞋，我也会穿上脚。眨眼间，到了高考前夕，我焦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父亲安慰我：“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我娃年龄小，不怕。”或许因为父亲的安慰，或许是苍天可怜我的父母心，那年我轻轻松松考上师范。父亲的欣慰可想而知，在人前的自豪也可想而知……
写到这儿，我酣畅淋漓的抒写戛然而止，凝目注视父亲的照片。
书桌上摆放的是父亲不同时期的照片，清一色的黑白照，带着时光流淌的痕迹。
白炽灯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初夏夜的微风轻轻掠过。桌面上是写了几段文字的word文档，几个小时过去，那上面再没有敲出一个字。我的指端凝结着滞重，重得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往下写，写下去会是什么……
大姑嫁给了外村一个富家子弟。在二十多年唯成分论的日子里，大姑与读过书的大姑父，低着头做人。一家大小挤住在狭窄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清苦而憋屈。
终于有一天，一院房子、家具还给大姑父家，头上的地富帽子也摘了。那一年正月初一，大姑父破例和大姑一起带着全家到铺上，给爷、婆拜年。大姑、大姑父拜年的排场是铺上前所未有的。一家大小穿着新衣服，阔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仰着头的大姑父。大姑父的短装外披着铺上人没有的军大衣，手里抱一台新添置的收音机，一路铿铿锵锵地唱着。大姑父大声和大爷的儿子大爹、二爷的儿子二大及麻娘、阔子大打着招呼，大姑也舒心地笑着。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因了大姑一家苦尽甘来，大人们格外高兴，我们表姐妹们玩得最开心。
过了几年，大姑父的父亲去世，大姑父让父亲帮忙请两个唢呐手。父亲便请了邻村的唢呐手，和一帮叔伯兄弟前去奔丧。亲妹子过事，父亲义不容辞帮忙照料着。半夜，两个唢呐手嘴巴干，不想吃主家提供的米饭，父亲让大姑找人给做两碗面条。可大姑一时半会找不到闲人，父亲便到厨房下了面条，端给唢呐手。面条吃过，唢呐手又哩哩啦啦地吹起来。
大姑父黑着脸过来，质问父亲，谁让给唢呐手下面吃？
父亲解释说，唢呐手吹了一天一夜了，嘴巴都肿了，干的吃不下，才给做碗稀的吃。
吹唢呐的，还挑三拣四！我的日子要你这样过，早晚就过穷了！大姑父阴沉着双眼盯着父亲咆哮。
父亲气得嘴唇发抖，看着大姑。可大姑一声不吭。很快，身边围满党家坝人。父亲脸上挂不住，起身回家。漆黑的冬夜，西北风呼啸着从父亲身上滚过，瑟瑟颤抖中，父亲回过头，看石渣崖下隐约可见的公路，空无一人。没有大姑父的身影，就连大姑也没有追上来。父亲仰天长叹，我那不懂事的妹子啊！
过了几天，大姑家丧事已毕，大姑父、大姑来我家，送还父亲带去的烟酒茶和孝帐等礼物，大爹、二大来我家劝解、说和。可是，没用，大姑父带着大姑扬长而去。大爹和二大追出去，极力劝大姑父留下。
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大姑父说。二大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好好好，我们是小人，你是君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我听说这件事时，已经是半年后。半年中，大姑父带着大姑一次次来草坪和父母闹。母亲照例不作声，只有父亲据理力争。吵闹的内容已不单单是擅自下面条的事，还有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刚开始，婆还替父亲说话，责备大姑不懂事。后来，婆的立场发生根本变化，完全站在大姑一边，哑巴小大更是愤怒地向我父亲抡起锄头把……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的眼圈红了。我不知道本是同根生的亲人之间为什么骤起干戈？我不知道与亲爱的表姐妹以后该如何相处？我能体会到的是小大抡起锄头把的那一刻，父亲的心有多寒凉。为了亲人，父母放弃城里日子，回到铺上伴着年迈的爷婆、残疾的小大过苦役般的生活。 亲戚远来香，亲人之间何尝不是离得远而格外亲呢？在爷、婆和小大心里，大爹是亲人，嫁出去的大姑是亲人，而经年累月伴着他们的父亲，因为烟火气的生活，那父子母子兄弟之情已淡至白开水一般。
然而，撇开我的女儿身份，客观、冷静看待这件事，便理解了大姑和大姑父。二十年风风雨雨，塑造了大姑、大姑父敏感的心理特质，尤其大姑父，
由一个读过书的富家子弟，一夜间变得卑微，过着异于昔日的屈辱生活。他扭曲
至病态的敏感，时时感到周围人的轻视。于是，一旦恢复尊严，便产生报复心理。只是他报复错了对象。他抹杀了他和他一家天上人间的命运转换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这一客观事实，不明白个体生命与大时代相比，渺小得如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他的人生悲剧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怀揣屈辱、愤怒，徘徊四顾，却找不到别的发泄对象，便全都倾泻于臆想中的假想敌——我的父亲。过去的屈辱有多深，对父母的伤害就有多深。
这样一想，我便原谅了大姑大姑父，也明白了表姐妹间以前怎么相处，现在依旧怎么相处。毕竟父辈的恩怨与我们无关。
血浓于水。时光如水般流逝，父亲的气消了，有了理性的思考，他觉得大可不必对所有事大动肝火，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包括他与大姑、大姑父之间的反目成仇。父亲又鼓起心劲儿，为年老的爷、婆、五爷、五婆买木料做棺材。
过了几年，爷病逝，父母和从城里赶回来的大爹为爷操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丧事。父亲忙着迎来送往磕头烧纸，后厨的事都是母亲料理。厨房不够用，屋外搭起临时锅灶。母亲在厨房内外穿梭往来。至今我都不晓得，一壶烧得沸腾的水怎么就倒在了母亲脚上，也忘了母亲如何地痛。只知道，那些日子，母亲用布裹着烫伤的脚，一瘸一拐地忙碌着，一刻也没停下来。她能怎么样呢？父亲顾不了后厨，我们姐妹懵懂地不懂得体谅她，也不知怎么帮她。
丧事完毕，母亲的脚肿得像小冬瓜一般，有些地方都已溃烂。父亲累得躺在床上，连查看母亲脚伤的劲儿也没了。
五爷、五婆是孤寡老人，族内一群伯、叔不忍心让他们当五保户，便商议让父母为他俩养老送终。原因是我家与他们住对街，方便照顾。其实，根本原因是他们心肠好，能忍常人难忍之事，将五大五娘交给他们，我们放心。母滩沟的三大说。
三大是三爷的儿子，在村里当支书，在族内很有威信。三大说，五大那间草房，等两位老人百年后，就归了他们吧。众叔伯都说好，可在心里说，那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房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父母又成了五爷五婆的继子。这项决定是在五爷的病床前做的。三大将这一消息告诉弥留中的五爷时，五爷睁开眼，说了一声好，便溘然长逝。于是，众人说五爷不放心五婆，在等这句话哪。
父母实在看不了五爷咽不下那口气的凄凉。
不到十年，父母送走三位老人。婆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时，我们姐弟都已工作成家，尤其小弟，继承了父亲性格中善良、孝顺、宽容、隐忍、有担当的特质，有能力为父分担了。
写到这儿，我又一次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忍不住掬一捧疼惜之泪。我的父亲母亲，该付出怎样的劳作，才能负重前行？
六
银环是铺上出了名的美人儿。一双眼睛像两颗黑葡萄又黑又亮，时时含着笑意。肤色白皙，身段苗条、匀称。她和铺上女人灰扑扑的形象不同，她将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利利落落，脸上抹的雪花膏，散发出好闻的香味。
银环开了间小卖部，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和铅笔本子、毛巾牙刷之类。她待人温柔而热情，因而，铺上人有事没事的到她小卖部站一站，说会儿话。到井里担水，明明一气儿就能担回家，却非要在她家门前歇一歇，她也必得从柜台后站起来，笑眯眯地搭几句话。即使娃娃从门前过，她都会和他们说上几句。天长日久，她的小卖部成了铺上人又一聚会聊天的地儿。
我也喜欢银环，喜欢她不同于铺上人的干净、好看，喜欢她绵软、悦耳的说话声。一见她，我就清爽，就像进城回家走得灰头灰脑，可一拐过大沟口，看见山水相依的草坪铺，我一下子就神清气爽一样。钟灵毓秀的草坪，总让我看不够，尤其微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远处的黑山，对面的山梁，萦绕着一层薄雾，青翠的绿树在雾中若隐若现。于是，田野、山峦、河水，绿成海洋一片，清爽宜人。
于是，为母亲打酱油醋，成了我最乐意做的事。那时，我站在柜台前，仰头叫声“银环姐，我买盐。”她笑眯眯地称盐、收钱，不应答，也不驳斥。过了几年，我又叫她银环姐时，她笑着说，你不能叫我姐，我得叫你姑娃儿。我一愣，进而羞红了脸。原来，她辈分比我低，她是我本家侄女儿。从此，见了她我不知怎么称呼，哪儿能直呼其名呢？她那么大，都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了。可是，我又不能叫她姐。于是，每次见她便一笑作罢。
银环家门前有棵很老的柏树，主干粗壮，虬枝盘旋。每到阴历年间，银环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回家了，在粗大的树枝上绑一副大秋千，这儿就成了铺上人的乐园，过年不干活，大家每天都来这儿荡秋天。银环为女人、娃娃送出瓜子、糖，为男人们发烟。人们争先恐后荡秋千，唯有我不抢。我有恐高症，哪怕二哥、碎哥把我推送一点点高，我都吓得尖声大叫，有一回竟然直着身子往下溜，吓得二哥赶紧抓牢秋千，让我下来。所以，我只能站在一边仰头看，看秋千架上的人鸟儿一样越飞越高，大平哥、二哥他们竟能荡到麻娘家的房顶上。这真让人惊叹了，于是，赞叹声、尖叫声响成一片。
银环小卖部的门从早晨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门前也一直有人闲聊着，银环也一直笑眯眯的。然而，一天晚上，我都睡下了，突然听见银环家传来哭声。我吓了一跳，母亲也很诧异，她让我们先睡，便出去约了毋妈去了银环家。那晚，我们睡着后，母亲才回家。次日晌午，大家端着饭碗在大槐树下聚集，一边吃饭一边议论，我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昨儿小雨淅沥，到晚上下成中雨，小卖部便少人聊天，只有北街头的根子耷拉着眼皮靠在柜台，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闲话。根子木讷，行动疲沓、迟缓，长相也寒碜，额头前伸，下巴上翘。姑说他就是首尾呼应。首尾呼应？我茫然地看着姑。姑说，你以后上学就知道了，写作文的一种方法。因为长相寒碜，三十老几的人，还是光棍一条。
该是晚上八点多了吧，门外的雨没停下的意思，屋檐水打在台阶的滴答声，显出四周的寂静。根子抬起眼皮，离开柜台，嘴里一叠声说关门睡觉关门睡觉，就去关小卖部的门。平日，根子也帮银环收捡东西，所以，他说关门睡觉，银环没觉出异样。雨天没生意，银环早就想关门，只是碍于情面，才陪根子说话。现在根子要离开，银环呼出一口气，笑眯眯地说，早点歇着。可是，根子还在说关门睡觉，小卖部的门就要关闭，而他与她将同处一室。银环突然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便大声喊他出去，又走出柜台，将门拉开，使劲儿将他往外推。
然而，推不动。银环大声哭叫。哭声终于引出住在后院的家人和左邻右舍，根子才神情黯然离去。等母亲、毋妈赶去，铺上许多人都在场，大家劝银环想开些，说根子是糊涂油蒙了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终于，银环不哭了，大家也都陆续回家。第二天，银环的父亲回家，与根子如何交涉，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也没兴趣。银环和根子？怎么可能呢？或许，银环及银环的家人和我想的一样，所以，两家没结仇，只是淡了来往。可不久后，根子仍像过去一样，和大家在银环的小卖部闲聊。
根子真是恋着银环，可是，人世间有几人能随心所愿？
“长叹吁短叹吁舒心儿自解
有缘分无缘分哑谜儿自猜”
七
长大成人后，我常常梦见儿时的草坪学校，梦见白蜡树下一地的白蜡果，梦见月季花园花开花落和花园边的欢声笑语……
踏上七、八级半个月亮形石阶，迈进高高的石门槛，是一个树荫笼罩的小巧的四合院。树是四季常青的白蜡树，秋天，落一地黄豆大的黑色果子，不小心踩着，便露出黑色内核。这儿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娘娘庙，也许是土地庙。娘娘庙也罢，土地庙也罢，现在这院里的房间是老师们的宿办室。
穿过院子，再上几步石阶，是一偌大的操场，操场周围青瓦石墙的平房便是我们的教室。我在这儿读了小学、初中，度过人生一段金色时光。
操场中央是椭圆形花园。花园里有两棵大的石榴树，一株虬枝盘旋的月季，蓬蓬勃勃、葳葳蕤蕤。月季四季盛放，那红艳艳的花儿，颜色那么浓，那么纯，没有一点杂色，简直像一团团霍霍燃烧的火焰，层层绿叶也无法减弱它的光芒。每天早操时，我们列队在它身旁，都抑制不住去看它，任那甜润的花香扑鼻而来。课间十分钟，我们一帮女生会在月季花旁，跳皮筋、踢毽子，就连放学后也舍不得离去，直到母亲们大声喊叫我们回家吃饭。
这月季花的王国，不光我们喜欢，老师们也喜欢。那时，每到下午饭后，有艺术特长的老师就在月季花旁吹拉弹唱起来，弹风琴的、吹笛子、拉二胡的……许多老师、许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李老师的二胡拉得可与瞎子阿炳媲美，他拉二胡时的神情也像阿炳似的闭了眼睛，会跳舞的周老师，歌声赛过百灵鸟的美妙。其他老师围坐一圈欣赏，我们家住铺上的同学也站在一边看。那时，我对既能教书又能吹拉弹唱的老师充满了崇拜，我以为老师是世上最光荣最高雅的人。那一刻，我在心里树立起远大理想，长大当一名像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
然而，老师们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面带美好笑容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凶巴巴地冷着脸，劈头盖脸地批评迟到了、作业写潦草了、考试成绩又下降等等的我们。
我是先天左脑欠发达的。上学时，每次考试，我的语文成绩良好，深得各年级文科老师的喜爱，作文也常被当作范文讲评，可是，数理功课成绩每每差强人意。一次，我小学数学老师拿着成绩单教训我时，正经过我们身边的李老师，一个小个子、小脑袋、小眼睛的李老师，停下脚步，瞪着那双小眼睛、尖利着声音说，你咋这么笨？等你上初中时，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吓得一哆嗦，对未来的初中学习提前恐惧起来。回家对母亲嘟囔说，真不想让阎王老师教。母亲问清原委，反倒高兴地说，将来有他教你，我放心。我忐忑着上学放学，恐怖地等着初中学习生活的来临。可是，不等我小学毕业，李老师调走了。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母亲却惋惜地说，多好的老师，还指望他教好你哪。
我家紧挨着学校。每天早晨，学校柿树上的铜铃被向师傅敲响时，我便被母亲或父亲叫醒，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也有睡过头的时候，那一定是父母忙得忘了叫我。牙不刷，头不梳，匆匆洗了脸便往学校跑。正是早读时，朗朗读书声从学校传进耳朵，我越发慌了神，软着腿朝学校跑，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碰上老师。
可是，迈进石门槛，刘老师便瞪着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迎上来，这么晚才来？随着这声喊叫，李老师、余老师等理科老师都从办公室探出头。
睡忘了？余老师说，铃声都没叫醒你？
等你上初中，看我怎么收拾你！李老师板着脸、眼一瞪，吓得我浑身一哆嗦，站在那儿不敢动。
站在这儿干吗？赶紧进教室！刘老师大声说。
我低着头，拔腿就跑。顾不得想院里的老师在如何批评我，也不看花园迷人的月季花，屏住呼吸，硬着头皮站在教室门前，报告！我喊了一声。不知道是老师全神贯注在领读课文，还是我声音小老师没听见，她没回头，我就一直站在门口，蓬松着头发，背着书包。不时有同学偷偷撇我一眼，我的头越垂越低……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迟到过。
班上有几个像我一样不喜欢上数学课的同学，可她们比我神通广大，能弄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简爱》等等禁书。于是，这些书在我们之间悄悄传递，我在这些书里钻来钻去，便认识了林道静、白茹、简爱、林黛玉等等，也因此沉迷其中，常常夜里在被窝打亮手电筒看，在课堂上埋首于书桌下看。
一天上数学课时，我正埋头看《林海雪原》，根本就不知道老师早已注意了我，等他从我手里拿走书后，我还迷迷瞪瞪的，醒悟过来，老师已出了教室。
不等同学埋怨，我已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书已发黄，多处毁页都被粘贴，可我知道拿到这本书的人多么珍视它，比如我，用报纸包着放在书包。怎样才能从老师那儿拿回书？唯一的办法是主动向老师承认错误。可这多么丢人!
在老师办公室前徘徊几天后，我终于在一节课后，走进去。我错了。我羞愧地对老师说。
老师看看我，将《林海雪原》递给我。我接过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老师说，爱看书是好事，可别在课堂上看。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出了门，撒腿就跑。
若干年后，我如愿回到草坪学校做了教师，可白蜡树和白蜡树下的四合院没了，月季花园也难觅踪迹，唯余那棵大柿树。我在柿树下徘徊，祈望听见院里李老师、余老师、刘老师的声音。我面向记忆中月季花园的方向张开鼻翼，期望嗅到那甜润的花香……可是，一切都没了，连拂过脸颊的微风都没有一丝我的草坪学校的气息。又过了几年，学校迁至李家沟畔，那现代化的校舍亦非昔日的草坪学校能比。然而，夜夜潜入我梦的，依然是白蜡树下的四合院，四季花开的月季花园，吊着铜铃的柿树……我不知道，这样的梦还要做多久？会一直做下去吗？
八
我一直觉得，我在童年少年时代是快乐的。
那时，令人快乐的事太多了。
晴朗的夏夜，我们一群娃在街上，一边捉萤火虫，一边念着老师教的儿歌：“萤火虫 ，挂灯笼。灯笼低，杀只鸡。鸡肚长，杀只羊。羊角弯，弯上天。天上星星闪又闪，好像满天萤火虫。”每当这时，我就抬头看天，那天上的星星真的就像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了。
凉爽宜人的秋夜，我们在生产队的打麦场捉迷藏。麦场边上站着许多麦草堆，它们一直要站到来年春天，才被一点点、一把把的拿去当柴烧，拿去喂牛，还用它苫房顶。每个生产队的打麦场都有这样的麦草堆。我们就在这些麦草堆间捉迷藏。到了冬天，这儿更适合捉迷藏。麦草堆已被人掏了大洞，洞里能藏人，暖烘烘的，藏在里面，听同伴在外面的喊声、脚步声，还有自己生怕被找到的紧张的心跳声，有趣极了，好玩极了。虽然玩够了，带着头上、衣服上的麦草儿回家，总免不了被母亲斥责一顿，可是，比起捉迷藏的欢乐，这顿斥责算什么呢？我带着微笑入梦。
一年四季中，我顶喜欢夏天。可以脱去长的、厚的衣服，穿上父亲为我新买的白底缀着小蓝花的圆领T恤、蓝色裤子和鲜亮的塑料凉鞋，感觉清爽极了，漂亮极了。如此喜悦的心情，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连走路的姿态也与平日不同了，脚步轻盈，双手向外略略张开，似要飞起来一般。出出进进，歌不离口。年年如此，我便形成条件反射，每到重要节日的文艺晚会，报幕员的我，穿着花裙子，就像鸟儿一样翩然上台。台下的老师同学、爷婆叔婶手指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周老师厉声说，你咋不会走路了？成娃哥找到我说，你要改掉这个习惯。可是，我改不掉。于是，我被人替换了。
我喜欢夏天，是喜欢夏天的旬河。
傍晚，收工后的母亲拎一竹笼衣服，带我们下河去洗。这时，周围美丽而静谧，西天正燃烧着火烧云，照得妹们的脸红彤彤的，路上跑的小白狗也变成小金狗了。街前大片的包谷林里，结满丰腴绿豆荚的矮矮绿豆秧，也都氤氲着让人心动的红光。穿行田间小路上，我快乐而感动。为什么感动？我说不出来，却在心里一遍遍说，这多好啊！
经过一个冬天一个春天的涵养，河水丰沛极了，清澈极了。漫山的绿树、山花和蓝天、白云及掠过水面的白鹭，倒映在清凌凌的水里，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母亲在洗衣服，我把双脚踩进水里，洗手绢和袜子。一群鱼儿游过来，轻啄我的脚背、脚踝，痒酥酥的感觉很惬意。几个妹在玩水。对街的毋妈、下街的焕桃妈，还有麻娘、大妈都在河边洗衣服，棒槌击打衣物的声音此起彼落。
夏天的河是铺上人纳凉的公园，不光母亲和娃娃们，做父亲的也在收工后，到河里洗澡。我父亲也会和我们一起下河，不光游泳还洗他的衣服、鞋。那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他的衣服为什么不让母亲洗？他是帮母亲洗吗？可是，为什么单单洗他自己的？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父亲是有洁癖的，他怕母亲洗不净他的制服和他鞋的白毛底。
我也会跳进水里洗澡，深的水里不敢去，只在距离母亲不远的、与膝盖齐的水里，学着大人们划水。顺着水流方向，我扑进河水，两只手奋力拨水，双脚也奋力蹬水，便游出长长一段。那时，我真以为会游泳了，那种快乐真是无法说出。回头看看，距离大人好远了，便往回游，脚尖使劲蹬在水底的鹅卵石上，我就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脚抬起，人就躺在水里了，我也不沮丧，就在水里扑腾着。于是，我明白了，我还没学会游泳。
西天的火烧云消失，夜幕降临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家。
如果是暑假，我和一群伙伴会在晌午饭后就下河。 那时，我们不走焕桃家房后那条路，而一直顺街往下走到廖叔家门前，再扭身下河。经过金坑李家院，队里姹紫嫣红的菜园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会种菜的孙叔、薛叔带领蔬菜队一帮婶儿，经营这块偌大的菜地。这儿是我们一帮小毛头惦记的地儿。葱绿的香葱、丰腴的豆角、紫的发亮的茄子、弯弯玲珑的苦瓜、红红绿绿的辣椒，我们不惦记。我们心心念念的是顶戴黄花的黄瓜、小灯笼一样的西红柿。
然而，那些叔、婶贼得很，只要看见娃娃成群结队从菜地过，眼睛就睁得大大的，哪怕晌午饭时，也会留下人看守菜地。这样，我们也只能饱饱眼福，对着那红的西红柿绿的黄瓜，淌几股口水。更不说菜地下面的沙地里，那遍地白白胖胖的甜瓜和泛着青幽幽光泽的西瓜了。沙地边四根木棍撑起的吊脚楼里，日夜都有人把守。
可是，叔、婶们也有打盹时，那时我们就得手了，或几个西红柿，或几个甜瓜，飞一般跑下河，洗了分吃。咬一口红色欲滴的西红柿，又酸又甜，那鲜的味儿直抵心间，让我好几天都不能忘。红的汁水顺着嘴角淌下来，都不知道擦掉。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时，我常常被安排在桑树林里放哨。你笨死了，胆儿又小，让你去摘，只能坏事。他们说。因为我胆小，无论偷摘西红柿、甜瓜、黄瓜，还是偷摘水井边的豌豆荚、袁家房后的杏子，我都是帮着看人。现在想来，我当时就是一小喽啰，跟在一帮比我大的娃娃后面害人。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桑树林摘桑葚吃。瓜地下面，一条三米宽的桑树林横亘在整个草坪铺的河边沙地上。桑树不像桃树、杏树、苹果树那么高，可在我的眼里，它还是很高，站在树下，我够不着那一颗颗深紫色的桑葚，而手能够着的是那些没熟的红桑葚。于是，仰头看骑在树上的碎哥，等他吃够了摘给自己吃。有时，也有站在树下就能摘着的紫色桑葚，摘一颗丢进嘴里，甜而不腻，酸而爽口。吃得多了，满嘴满手都是紫紫的，就跑到河边去洗。
一个暑假过去，我全身晒得黝黑，就像电影里访问我国的非洲人一样。开学后就是秋天，我们再也不能下河洗澡，可是，每到星期天，我都和焕桃、大玲她们去放牛。她们常去河边的柳树林放牛。那些柳树很大，我和焕桃手拉手才能合抱一棵树干。牛在树林吃草，我们坐在落叶上玩翻绳子，也玩丢沙包、跳绳。有时，玩得忘了牛，等人高声叫骂，才知道牛吃了地里的青苗，焕桃或大玲就急急跑过去，少不得被人斥骂。
等我长大上了初中，我就不喜欢跟着焕桃她们去放牛了。我会在星期天的午后，从五婆家房头下去，穿过我家菜地，走过麦田中间长长的小路，下到河滩，找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看看河水里的小鱼，听听周围此起披伏的蛙声和秋虫的鸣叫。此时，我心境安适、愉悦，欣然翻书阅读。再大些，上了高中，这儿更是我假期经常光顾的地方。每个周末，我都会从图书馆借一本书带回家，在这儿读，一个周末一本。父母也不会指派我做家务，任我在这山水间徜徉在一本本书带来的世界。这世上，恐怕最懂我纵容我的，还是我的父亲、母亲吧。
九
小时候，我没少看电影。
除了电影院定期下乡巡回放映，驻扎草坪的部队更是经常放映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还有国外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卖花姑娘》、《苹果熟了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第八个是铜像》等等。这些影片中，我最喜欢《英雄儿女》和《苹果熟了的时候》。
我喜欢《英雄儿女》中的王芳，她的眼睛好大，好漂亮，好像能说话一般，她领唱的《英雄赞歌》，充满英雄主义气概，不光鼓舞了志愿军出征将士的士气，而且让我热血沸腾，恨不得即刻飞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为王成报仇。至于感动无数观众的情节——王成手握爆破筒，背着报话机高喊“向我开炮！”我倒没什么特别感觉，以为英雄理应如此。
朝鲜影片《苹果熟了的时候》的情节，我记得不大清楚，只记得影片很唯美，很欢快，让我深深陶醉。记忆最深的《卖花姑娘》，故事太凄惨，我看一场哭一场，每次都把手绢抹得湿漉漉的，眼睛都抹疼了，而且，几天沉浸在剧情里，心中一片愁云惨雾。于是，发誓再不看《卖花姑娘》，可下一次再放，依旧和妹们早早端着凳子去电影场占位置。去晚了，只能站在人群后惦着脚跟看，还老被前面的大人挡住荧幕，这可是让人沮丧的事。
那时，赶场看电影的人特别多，铺上一放电影，方圆好几里地的人都赶来看，电影场乌压压一片，嗡嗡声一片。开始放映了，场上即刻静下来，哪怕看了许多遍的《地道战》、《地雷战》，也能压住场上的噪杂。电影散场，噪杂、混乱又起，喊爹妈，叫哥姐，你碰着我，他又绊倒你，于是，哭声、骂声四起，甚至有大人找不到自己的娃娃。我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记得那事发生在我几岁时，只知道玉还不会说家住哪儿。那晚是在下街的河滩地看电影，放的什么电影也记不清，只记得我们去晚了，站着看电影。前边站得人多，我惦着脚跟也看不见。不过，无所谓哦，反正电影中的人物说什么、做什么，我都知道，我只要置身于荧幕前就很快乐。
然而，在散场的混乱中，玉丢了。父母如何着急，姑又如何寻找，我全不知道。只知道看电影的人走光了，还是不见玉的影子。母亲是否急得哭了？在大人寻找玉时，我在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听母亲说，大半夜，父亲、母亲和姑不甘心，又出门去找玉。刚走到大爹家门前，便看见几个陌生人迎面走来，其中一个叔背着玉。他们说，散场后，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问她家住哪儿，她摇头。问她父母的名字，她也不知道。只好背起她，问她朝上还是朝下走？懵懵懂懂的玉一会儿说下一会儿说上，反反复复好几个时辰，才找到这儿。
我们家人肯定非常感动，尤其我的母亲。因为许多年里，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做人要知道感恩。还说等玉长大了，要让她去人老家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母亲说。后来玉长大了，母亲却说不出那人姓什么，叫什么， 家住商洛哪个县。于是，玉空有一腔报恩之心，却无法实施报恩之举。无奈之余，只有陪着惘然的母亲长叹一声作罢。
在文人笔下，乡下的夜晚是寂静的，偶尔一声狗叫就能打破夜的沉寂。可是，草坪铺的夜晚很热闹。
天还没黑尽，我们早已端了凳子，在舞台前为家人占了位置。舞台搭在打麦场北端的高台上，高悬的大灯大放光明。此时，偌大的打麦场已挤满了四面八方赶来的观众，而山坡上、公路上还有无数手电筒的光在快速移动。
戏还没开演，舞台上不断有人走来走去，成娃哥走到舞台上，拿起话筒，噗噗噗，吹了几下，又转回去。我知道，成娃哥最后一次检查演出前的各项工作后，演出就要开始了。
哦，成娃哥是草坪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他当过兵，在铺上人眼里，他见过世面，开明开放，有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我的眼里，他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爷给我讲过孙悟空），能将隐藏很深的能人找出来，拉进宣传队。我真没想到，平日走路低眉耷眼的鲁叔，二胡拉得和李老师一样好！成天挑担卖菜的黑脸汉子，竟能吹出悠扬动听的笛声！而莲娣姐、宝兰都能在舞台上载歌载舞，一点都不扭捏。后来，我学会用一个词语形容草坪铺，即藏龙卧虎。
演出开始了，有独唱、女声表演唱、舞蹈，还有小戏等等。现在想来，小戏可能是舞台戏曲的一种——安康道情。扮演角色的男女演员在前台演唱，后台附以帮腔，几乎是每两句唱词都要帮腔一次。小戏颇受欢迎，宣传队也就每场演出都有小戏，而戏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成娃哥、银环饰演，没有谁有他们大方，也没有谁有他们在台上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抬足的气韵，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七十年代草坪方圆几里地的明星。
舞蹈节目中我最喜欢莲娣姐跳的《北京金山上》，或拱背弯腰，或双手高高举起，动作柔软、绵长、优美，哪儿像宝兰，动作僵硬，表情呆滞，一点儿都不好看。《北京的金山上》跳得好的还有青泥我碎姑春娥。碎姑本来就是大美人，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穿上藏族服装跳这支风靡全国的藏族舞，格外好看。她的腰比莲娣姐还软，无论弯腰、举头，都显出藏族舞蹈特有的慵懒柔美的特征。那时，我去青泥看晚会，就是为了看碎姑跳《北京的金山上》。
宣传队队员很忙，他们忙着排练、演出，使本应沉寂的草坪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一天黄昏，对街毋妈家传来吵闹声，噪杂的声音中，毋妈脆生生的女高音格外清晰，说了不许去就不许去！一个姑娘家在外面唱歌跳舞成什么样儿！
在莲娣姐嘤嘤的哭声里，是回家探亲的满堂哥劝毋妈的声音，妈，妹子参加宣传队是好事，你让她去吧。
我急忙跑到毋妈家，已经有邻居在劝毋妈，母亲也在劝。可是，毋妈仍旧反对。我仰头看平日亲切、和善的毋妈，不知道她怎么那么凶地对莲娣姐嚷嚷？莲娣姐多好看啊，一张好看的团团脸，一双满含笑意的圆眼睛，让人一见就觉得很亲。铺上人都喜欢看她跳舞，毋妈为什么不喜欢？
突然，莲娣姐哭着从屋里跑出去，从五爷房头往下跑。莲娣姐要干什么？一时间，我紧张得腿都发抖。满屋子人也都追出去，还是满堂哥跑得快，他到底是海军军官，撩起长腿，几步就追上莲娣姐，将她拉回家。
晚上，睡在床上，我听见母亲和父亲说话，好像毋妈反对莲娣姐唱歌跳舞和宝兰有关。真是奇怪，毋妈怎能把莲娣姐和宝兰连在一起？宝兰的舞跳得那样烂。睡意袭来，父母再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毋妈没再反对莲娣姐唱歌跳舞，宝兰却再没有唱歌跳舞了。过了不久，宝兰在夜黑人静时出嫁，嫁的丈夫也是宣传队队员，嫁过去没多久，她就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闺女。
十
几十年的时光像一股浩荡长风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新世纪的阳光温暖地照着我和我的草坪。
一个明艳的夏日，我回草坪看母亲。从县城驱车到草坪，十分钟即可。然而，这不过是地理意义上的抵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大型机械的轰鸣声，淹没了林间小鸟的啾啾声，机械铁臂的上下翻飞，让一街青瓦泥墙瞬间化为乌有。尘土飞扬间，黑山旬水间的一片绿野被一片钢筋混凝土覆盖，而草坪铺退到半坡上——一条新建的高楼一字儿排开的新街。
母亲的小楼就在新街。父亲在世时，尚还空了好多房子，现在，没了父亲，母亲的家显得空荡荡的，让人心酸。怕母亲孤单，我们姐弟要接了她同住，她不愿意。亲友聚会，接她进城聚餐后，必得送她回家。
您为什么不和我们同住？我问母亲。
我在这儿住惯了。母亲温和地说。
这儿不是从前了。我说，您得和我、或者妹或者弟一起生活。
我不去。母亲坚持说。
无法劝说母亲，心里乱糟糟的，我便出去走走。
青壮年在烟厂上班，老人陪着孩子在家做作业。宽阔的水泥街道上，便少有人行。偶尔走来一两个人，看我的眼光生硬而冷漠。这让我惶惑而忧伤。承载我生命的草坪，已不认我这个女儿。
记忆中，可不是这样。那时，刚一拐过大沟口，即刻看见焕桃妈、金婵灿烂的笑脸，耳畔萦绕着麻娘、银环、毋妈唤我乳名和毋爷叫我“洋学生”的声音，而婆和父亲乐呵呵站在门口迎我的一幕，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让醒来的我泪湿枕套……
午后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烟厂那片鳞次栉比的高楼。正是麦子成熟时节，可是，空气中没有麦香弥漫。没了麦田，没了大槐树、石磨，没了戏楼、古庙。那青瓦房上袅袅的炊烟，似薄雾般萦绕在草坪铺的上空，夹杂着点点柴草的味道，和着几声犬吠、几声鸡鸣，伴着落霞的余晖——这乡村所凸显出来的那份安详与恬静，也没了。
旬河瘦了许多，记忆中金黄沙粒的河滩已满目疮痍。没了清风明月下的瓜田菜地，那随风拂动的柳梢、水边捶打衣物的身影、河中成群划水的父兄、背着母亲偷偷戏水的顽童……恰似一幅幅水墨丹青，被永远定格在记忆的宣纸上无法临摹……
我游荡在新街和老街旧址，在山边、河岸寻觅，却再也找不到我灵魂深处的家园。
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日已薄暮，斜阳下的草坪像海市蜃楼般迷幻。转身回家。行至中街，有人叫我，玲回来了。好熟悉的声音，那脆生生的女音，让我恍若回到从前。毋妈。我轻轻叫了一声，回头凝目注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头发花白，眼睛有些浑浊，脸庞微微浮肿，可是，眼睛、唇角透出的疼爱一如往昔。我仔细端详这慈祥、善良的老人，心里渐渐升起暖意。
母亲说，我不跟你走，我在这儿，你们就还有一个家。
我不再坚持。
母亲说得对，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这儿就是我的家。青碧葱茏的山坡上憩息着我的祖先、我的父亲的魂灵，我的族人、我的乡亲还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这儿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足迹，收藏着亲人们苦乐相随、恩怨纠结的人生故事，而这些都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根，深深扎在这儿，无论使多大力都拔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