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6日(农历正月17)凌晨,我背着鼓鼓的书包和母亲轻轻地打开家门,又轻轻地带上家门,准备到村南的公路坐车去宝鸡,家里其他人还在睡觉,家里的木门在被关上时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外面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嘴里呼出的热气随时都会被冻住,天灰蒙蒙的,隐约可见村子的轮廓。
由于看错了时间,到了公路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见公共汽车的影子,我哆嗦着划着一根火柴一看手腕上的表,才4:00多,怎么办?恰好,路边有几间空房子,房子北面是墓地。我和母亲走了进去。我顺道在房子旁边的地上抱了一捆玉米杆,用火柴点了起来。房子没门,由砖头砌成,屋顶是楼板,东面的墙有一个窗户,以前是用塑料纸订起来的,现在没人住,塑料纸也破得只剩下窗框边上残存的一点在风中颤抖,房子四周的墙壁没有粉刷,红蓝相间的砖头规整地从地下一直砌到和楼板接茬处。
火光照亮了我和母亲,我们把手放在火上烤,玉米秆燃烧生成的烟顺着门和窗向外流,室内密集的烟气呛得我们直咳嗽,眼睛被烟熏得眼泪都流了下来,然而,玉米秆燃烧发出的热量还是让我们感觉热烘烘的。记得以前这几个房子里住着公路南边村子里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承包地就在房子周围,房子旁有一口机井,他家的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他家还在房子周围种了各种蔬菜,养了鸡。这家的男主人会修自行车,我在高中读书的几年,骑的自行车坏了经常在这儿修。怎么,现在这家人呢?
“妈,这儿的人呢?”我不由向母亲探寻道。
“家里盖了新房,搬回村里了!”母亲答道。
哦!我又和母亲说着话,母亲不断叮嘱我路上小心,到了学校注意保暖。我告诉母亲,二哥开始挣钱了,大哥虽说有病,但是还能帮家里干活,就是春季要加强吃药。两个妹妹都懂事,书念得也不错,你和父亲也不要太劳累。火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渐渐灭了,没烧完的玉米秆发出红红的光,使人暖烘烘的。今天,我上身穿的是父亲的皮夹克,皮夹克下面是舅父的毛衣,下身穿了一条在学校买的化纤面料的运动裤,里面穿的是母亲缝制的棉裤,脚上是里面带毛的黄胶鞋。母亲留了剪发头,走得急,没包头巾。母亲上身只穿了一件老棉袄,下身的棉裤上套着一条蓝裤子,脚上是偏带布鞋。母亲只有四十出头,然而常年的劳累已使她比同龄人显得苍老许多。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家里活、地里活从不求人,待人诚实厚道,她常说“穿得烂不zeng(欠)卖布钱”。家庭的变故和自身遭遇的不幸造就了她坚强、不屈不挠的性格,有啥困苦轻易不说,独自承担,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母亲管教我们兄弟姊妹很严,上学时间不许听收音机,看电视。小学时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一放学我和哥哥就连忙听“小喇叭”节目,母亲后来把收音机锁进柜子里。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她会很“极端”地让我们下跪。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然而她会用从秦腔戏《三娘教子》里学来的“吾日三省吾身”教育我们。
房子里的火堆在我们说话间渐渐熄灭了,寒冷又袭遍全身,这时已是5:30左右,估计车快来了,我和母亲向公路边走去。当我坐上西去的公共汽车,汽车启动后,不争气的眼泪又顺着脸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