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里安了榨花机
我记不清家里什么时间开始安的榨花机,便去询问父母,父母各执一词,父亲说1987年,母亲说在我两个妹妹小时候,记得一个3岁,一个4岁时,我推算和回忆了一下,大概是1984年安的榨花机。此后,家里陆续安了弹花柜、磨面机,开起了修理部。
随着我们逐年长大,家里开支日益加大,母亲擀面要擀三案,蒸三笼馍,烙五个锅盔,村里来了卖西瓜的,用麦一换就是十几个。母亲常说:娃正长身体,不能饿着!父亲在外经常跑,脑子活、见识多,为加大家里收入,他开始琢磨办法,他先在家里安起榨花机,接着又是弹花柜,随后去西安打工,到了年底,家里就买了电视机。
那时我在学校看了电影《野山》,由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的笑声》改编的,觉得父母就像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发家致富。
那时,我们这一带种植棉花,我家有一片自留地在村北,种的是棉花。“六月半,大小棉尖齐掐遍”,棉花喜旱,到了7月份,人们把棉株上的芽尖要打掐一遍,以便棉株往粗里长,棉花就会开花坐果。如果雨水涝,即使把棉花打掐了,棉花也会疯长,长到一人多高,地里密不透风,开花率低,坐果率差,花果成熟后会发霉烂掉。我数过我家的棉花,一株棉花可以结出四十多个花果。棉花虽说喜旱,也不能缺水,三伏天有三场白雨最好,雷电和空气摩擦后能产生富磷物质,雨水把棉株一冲,既提供了养分,又防治了“红干瘤”。
棉花收获后,不卖想加工,得用架子车拉着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我们这一带没有榨花和弹花的。
父亲安了榨花机,生意一开张,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把棉花拉到我家来加工,经常排队加工,有时从清早忙到晚上一、两点。母亲顾不上做饭吃饭,就让前来加工棉花的妇女帮忙擀面、烙馍,有几回吃饭我感觉锅盔没熟,便问母亲咋回事,母亲说:让别人做的,能那么经心吗,凑合着吃!生意红火,85年年底,家里就买回了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过年全家人开开心心地围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
1986年春,棉花加工淡季,父亲和村里人去西安打工。后半年,母亲一人经营生意。十二月份的一天夜里,贼偷走了我家的电表箱,没多长时间就被原蒋路派出所破获,还了我家。
到了1987年,附近榨花、弹花的生意多了,来我家榨花、弹花的人少了,父亲又开起了磨面房,他以前在机械厂工作,有修理经验,便在磨面房里开起了补胎、电焊、氧焊修理部,一弄好多年。
那时,当我看见同龄人跟父母开车跑生活,不能读书,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是父母的辛勤劳作撑起了这个家,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撑起了一片成长的天空!
(二)军会叔
1986年7月,迎来又一个暑假,每天除了做暑假作业以外,就是帮父母干家务或去地里干活。
一天早上起床后,洗过脸,吃片馍,戴个草帽,拿瓶水,掂上锄头就出发了。
我家有两片玉米地,均在我家屋后,地名叫一等地和二等地,两片地因一个高硷坂而形成南北相连、地势落差5米左右田块,整体看就是生产队时期修成的梯田。一等地在北,二等地在南。夏日清晨的阳光热烘烘地照在身上,整片的玉米有半人高,升腾的雾气给人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中午时分,毒辣的太阳使我汗流浃背,我锄了整片地的一半,心想下午继续锄吧,便把锄头一掂回家了。吃过饭后,母亲对我说:咱俩到窑上洗衣服去吧。
村北的柿子园东头有一砖瓦窑,砖瓦窑里有一水池,正方形,占地不到一分,深度8米左右,水池的左边有一可下到水池里的人工台阶。水池上方是土层,距水池边沿2米。我和母亲下到了水池里洗衣服,下午两点左右我和母亲衣服洗完往回走,当走到柿子园东头时,碰见了周军会(我叫叔)和他媳妇(我叫婶婶),他俩也拿着衣服去水池洗,我们互相问候之后我便回家了。
下午三点左右,母亲正在灶房里做饭,我在房间里休息,突然外面人喊:军会媳妇淹死了!母亲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向外跑,我也跟着到了家后门口。由于害怕,我没敢去出事现场去,母亲和村里人一起向砖瓦窑跑去。过了一会儿,母亲和村里人陆续回来了,我连忙问母亲道:咋样?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人不行了。母亲紧接着讲起了事故的经过。
在我和母亲回家后,军会叔便和媳妇到了水池边,他俩下到水池里洗衣服。军会叔媳妇脱了鞋,坐在了水池边沿上,两只脚放进了水里,头上顶着毛巾洗衣服,军会叔在旁边帮忙。就在此时,军会叔媳妇不知咋搞的想挪一下,还没站起来便“啪”地掉进了水里,连呛几口水,在水里拼命挣扎。军会叔见状举足无措,情急之下赶忙用旁边的衣服向他的媳妇扔去。然而媳妇体重大,又在慌乱中,咋也把人救不上来。军会叔不会水,他又在水池上方找来一根竹竿,手攥住一头,另一头伸向了媳妇,然而仍没作用,眼看着媳妇就不挣扎了。军会叔又跑上了水池,恰巧村里有人经过,他大声喊道:救命,人掉进水里了!那人听见不敢耽搁,连忙回村里叫人,村里人一听,互相转告,不一会儿水池旁就来了一片人,在人们的合力救援下,军会叔媳妇被从水里捞了上来,此时距军会叔媳妇掉进水里的时间过去了1个多小时。人们给军会叔媳妇做着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有人翻沟去冯家坡叫医生王成孝(我叫叔)。成孝叔来了之后,用听诊器把军会叔媳妇的心脏一听,又翻开眼睛一看,摇了摇头说:唉,人不行了!军会叔坐在一旁就像傻了,村里人将军会叔媳妇抬回了家,将军会叔扶回了家。
军会叔媳妇死了,一个美满而完整的家没了,全村被一层凄凉而悲伤的气氛笼罩着。军会叔媳妇死时只有36岁,留下了一儿一女,军会叔的母亲还在,已六十多岁。第二天埋葬军会叔媳妇时,军会叔的母亲在她家里哭的没了气息,一双儿女更是哭的令人不忍听见,全村人无不落泪难过。
军会叔是做豆腐的,不论冬夏每天早上担着一担豆腐在村里就转开了,人们都爱吃他做的豆腐。他和气可亲,从不短斤折两,童叟无欺,不一会儿他的豆腐就卖完了。逢年过节,家里大人经常派我去他家打豆腐,离老远就闻见了豆腐的香味。有时赶上点豆腐,他会给我盛一碗豆腐脑让我白吃。他家那时磨豆腐用的是石磨子,磨豆子时把一头毛驴蒙了眼睛推磨,令我感到好奇。他家养了好几头猪,用豆腐渣来喂猪,猪长得又肥又大。
军会叔平时戴一副眼镜,高个子,方圆脸,很有礼式,据说他家以前是地主。他的媳妇人长的很胖,留着剪发头,人很能干。他的母亲梳着传统的发髻,平常不下地,在家操持家务。他的一双儿女圆眉大眼,肤色白里透红。他家和和美美,日子蒸蒸日上。就这样一个幸福完美的家说没就没了,那段时间,村里充满了阴森恐怖,天不黑家家把门就关了,下午太阳还老高,地里干活的人就回了家。军会叔媳妇被埋在了柿子园东头的地里,村北有一片西瓜园,是我家对门军叔的,他在地里住了几个晚上后吓得再也不去了,他说晚上听到柿子园东头有女人哭。
后来我家搬家时,把老屋卖给了军会叔,军会叔便从以前的窑里搬到了厢房里,自从他媳妇死后,他一直没有续娶,和母亲、儿女过着。再后来他母亲过世了,儿子成家了,女儿出嫁了,他仍单身。
我最近一次在老家见到军会叔,他的儿子把我家的老屋拆掉,盖成了平房。军会叔一脸黄胀,在看孙子,他问我父母好,并让我给父母捎话:没事回来转转!随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少了老不得,老了使不得!
(三)周永林传奇
2013年农历腊月的一天,父亲告诉我:他要回去一下,村里西安他妈老了。父亲回来后便感冒了,我问他怎么搞的?父亲说:人家让我在在礼房呆着,里面炉子太热,回来就感冒了。
父亲今年小70岁,年逾古稀,体质不如从前。感冒以后伴随着咳嗽,打针吃药直到2014年正月初十前后才见轻。父母虽在县城里住着,然村里人过大小事父亲都要去,因有那割舍不断的乡情牵着,从来没让我去过。
西安者,周西安也,是老家村里的村组长,他的母亲过世时85岁,可算高寿。他的父亲周永林,1908年左右生人,1995年左右过世,终年87岁,是我们那一带的奇人。
周永林,个头高耸挺拔,消瘦身材,走路脚底生风。年轻时结交绿林豪杰,在三原县大盘村一带的山里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称霸一方。成年后娶了一房媳妇,后媳妇因病亡故,留有一女。周在和各路绿林豪杰结交期间正值青春年少,学成一身拳脚功夫,练就一套“百步穿杨”枪技,三、五人不得近身,将空中飞着的麻雀一枪打落。他虽与各路豪杰交往甚广,然从不祸害普通乡邻,专治专劫为富不仁、欺男霸女的地方恶霸。国民党三原地方团曾对其进行镇压,结下梁子,周一人夜间潜入国民党三原团部,枪杀团长。
共产党人在陕甘一带的铜川、淳化、旬邑活动期间,周积极响应党的收编,投靠我党,曾给著名共产党人谈国藩当警卫,多次秘密护送革命知识青年北上延安。文革期间谈国藩为躲避红卫兵的迫害曾在周家躲藏3月有余。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作战战略转移,革命部队转战山西抗日前线,周便回到家里,操持家务,耕田务农。1949年周又续娶一房,即为现在周西安的母亲,育有3子1女。全国解放后,政府清理地主恶霸残余势力,因周早年曾杀过无辜百姓于1950被收监,在审理其案件时念其曾对革命有功,故判服刑10年,于1960年左右出狱。出狱后,周便在家种地务农,文革期间不断遭受“革命群众”批斗。然其性情彪悍豪放,心宽气大,加之一副结实身板,亦未造成多大伤害,即就是村里的疯人刘智孝见了他嘲弄说:周永林,周刀子,二八盒子,十八红么!他亦自顾自的走,不予理睬。
在我儿时,就听说了周永林的经历及各种传闻,那时周已是70开外的老人,然他从路上走来,步履轻快,身背草笼,腰别镰刀,越坎过硷,不亚青年。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问他:二爷(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你吃了么?他微微一笑,答道:这是独独么,吃了!周在80岁以后仍下地干活,经常会在田间地头、他的房前屋后的太阳坡里看到他头枕布鞋、翘腿抱头睡觉、晒暖暖的身影。
其子周西安、其孙周俊均有其遗风,身材高大,体格矫健,步履轻快。他的老婆(我叫二婆)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然而他矫健的身影却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的功夫、枪法及他的故事成了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美谈,甚至越传越神。
(四)在龙泉中学
时间很快就到了1986年的秋季,学校开学了,我进入了初二。那时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历史和地理没人教。
初二上半学期进行了一半,来了一位音乐老师孔小凤。语文老师是胡月峰,数学是李荣,英语是冯岁绒,物理老师姓雒。
语文老师胡月峰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从初二至初三一直是我的班主任。记得他进教室的头一天,戴一副宽边眼镜,一袭中山装,梳一个大背头,讲课时头使劲扬起,讲课抑扬顿挫,很有力量。他先自我介绍:我叫胡月峰,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然后他转过身去在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让我感到新鲜的是他把峰字的山旁写在了文字的上头。胡老师讲课几乎不翻书,上课时把教案和书本往讲台上一放就开始了,他经常给我们讲课外的文学知识,有时讲他的经历,他说他的笔名是古月,他说他年轻时串联去过延安和北京,同学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有一次我去胡老师的办公室抱语文作业本,那是一个宿办两用房子,在学校南墙里面的平房里,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子东墙壁上几个飘逸的仿毛体大字“厚德载物”,作业本就在这几个字下面,正对门的墙上是一幅小楷《春晓》,我不由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久久不愿离去,后来我知道那是胡老师自己写的。
胡老师是一位对工作负责、对学生严历的人,每天他都早早到了学校,跟我们早读,对每一位学生的作业认真批阅,一丝不苟。然而他的一次不经意却导致了一位学生的出走。
一天,上课的铃声响过,同学们陆续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里最后一排的一位男生杨勇利从教室外拿了一个篮球进来,他没把篮球放在教室后面,而是用篮球在他的同桌李东兴头上拍了一下,李东兴很是恼火,便用手在杨勇利的头上还了一下,恰巧胡老师走了进来,看见了他俩打闹的一幕,胡老师走到他俩跟前,用手在每人的头上敲了一下,然后让他们俩站在了教室的后面,一节课都没让坐下。
第二天,李东兴没来上课。不一会,李东兴的母亲来到了学校,她对学校讲李东兴离家出走了,让学校找人。胡老师和校长李丰玉商议后,便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发布找人消息,他又和李东兴的家人联系配合,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找。几天过去,无任何进展,李东兴的母亲夜间连续两次来学校哭闹。在所有人焦头烂额的时候,李东兴自己回来了。我和同学们去他家看他,才知道李东兴由于被处罚而伤害了自尊心,想逃学,家里不让,他便离家出走了。我想那时的胡老师低估了一个15岁少年的感受,而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才闹出了这么一出。从那以后,胡老师再也没有体罚过学生。
(五)枪打“猫豹子”
1986年的初冬时节,好几天早上,我家的鸡无缘无故地死掉了。一察看,死掉的鸡的喉部有一小洞,不知被什么咬了。接着村里好几家的鸡也有如此遭遇,人们议论纷纷,鸡可能是被一种叫“猫豹子”的野生动物咬死的。
一天晚上,月亮很亮,我放学回家后正在后院井上绞水,母亲和妹妹在前院,突然,我家的黄狗在家外狂吠不已,我赶紧把水桶从井里绞了上来,把桶往井沿上一放,向屋外跑去。
到了前门口一看,我家的黄狗正站在家门口右边的白杨树下,仰着头狂叫,不知树上有什么东西!
我从地上捡起土块向树上扔去,说时迟那时快,一条长得像猫又比猫大的动物从树上蹿下,过了我家西边大路,向西边一家门前的柿子树上窜去。
我家的黄狗追了上去,我也跟了过去。邻家的黑狗听见我家狗叫,循声赶了过来,和我家的狗一起站在树下狂叫。不一会儿黑狗的主人周群柱(我叫叔)到了,邻家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到了树下。大家一起向树上张望、喊叫:猫豹子!此时的猫豹子受到了惊吓和攻击,不一会从柿树上跳下来,向西边窜去,我家黄狗猛扑过去和猫豹子咬在了一起,黑狗也去助阵。猫豹子急于逃生,不敢恋战,寻隙逃脱,继续向西逃了100米后,窜上了一棵高大茂密的青槐树,再也不下来了。
我、群柱叔、伙伴们赶到树下,继续对猫豹子实施攻击,猫豹子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任我们呼喊、扔东西,死活不动,不下来。群柱叔见状说:让我回去拿枪!你们几个孩子在树下守候。
不一会群柱叔从家里拿来了一支自制猎枪,他让我们使劲喊,向树上不断扔东西,他用枪瞄准了猫豹子,随着一声枪响,猫豹子从树上落了下来,两只狗顺势咬住了猫豹子。群柱叔一见打中了猫豹子,上前便从狗嘴里把猫豹子夺了下来,对我们这些孩子说:害人的东西逮住了,明个就把皮扒了,把肉做好给你们吃!
从那以后村里再也没有鸡被无缘无故咬死的情况。
(六)我的音乐梦
我对音乐和乐器的初步认识是从一位初中的音乐老师开始的。
初二上半学期开学两周后的一天,学校来了一位穿着打扮入时的女老师,她是教音乐的,叫孔小凤,年纪在30岁上下,烫发披肩,戴一副银边眼镜,脸搽的很白,走过去一股香气,讲课满面笑容,声音甜甜的,学校的老师背后叫她“十万个为什么”。
学校缺音乐老师,孔老师的到来打破了学校的沉闷,注入了一股活力。孔老师给我班带了四个班的音乐课,包括我班,她经常课上得声音嘶哑。学校没有音乐器材,她把自己家里的一台脚踏琴带到了学校,每次上课前都由学生从她的办公室抬到教室。同学们没有什么音乐知识,她从最基本的1、2、3、4、5、6、7教起,还教我们音调,同学们听她的课既新鲜又激动,上课时全神贯注,当练音时异口同声地练。有一次上课,孔老师说想培养几个音乐苗子,经过培训后可以参加上面举行的比赛,可以考音乐学院,我和班里的两名同学被选中了。于是我们下午放学后去她的办公室学习训练,一起训练的还有二年级其它班的几位同学。那时我喜欢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和《黄土高坡》,我在孔老师的办公室反复练习,孔老师用她的脚踏琴给我伴奏,逐渐地我对曲谱有了初步的了解,经过孔老师的反复纠正,我可以看懂简单的乐谱并进行哼唱。
那时的我对音乐如痴如迷,幻想能在音乐上有更大的发展。然而,随着初二学业的结束,也结束了我对音乐的学习,我的音乐梦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破灭了。
(七)在蒋路中学
我初三的下学期在蒋路中学就读,那时我住校,每周三回家一趟,从家里拿了馍菜再到学校,周日到校上晚自习。当我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一路向西走着时,路两边的人家已关门闭户,从半掩的门里透出微弱的灯光。
班里的同学对我非常友善,见来了新同学,都时不时地主动找我说话,有意搭讪,班里有几位同学特点鲜明。一位女同学多愁善感,留着披肩发,她自喻为林黛玉,动不动就泪流满面。另一位女同学长得小鸟依人,瓜子脸,苗条的身材,说话声音细细甜甜的,一笑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爱说“争什么争,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与我无关”。一位女生史爨(cuan),活泼泼辣,快言快语。有两位男生印象深刻,一个是我们的班长,留着分头,犀利的眼神,经常打扮的很酷,气质好极,后来听说当兵走了。一位留着寸头,长了个地包天嘴,说话语速快,有时会结巴。
同学们只知道学习,偶尔下课聊几句,上课或自习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由于家里条件不好,我经常只有两身衣服换来换去。教室后有一平房,由蒋路乡党委书记一家住着,上早课时会看见那家的女主人在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我会想:现在虽说艰苦点,我以后会和他们一样地生活。那时我家做饭用的是柴火,家里睡的是土炕,到了冬季用柴火把炕烧热取暖。
那时,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班里开的一次联欢会,一件是看了一部名为《凯丽》的电影。
开学一个月后,班主任赵老师为了活跃气氛,宣布准备选一个周末组织一次联欢会,节目由同学们自己出,题材不限。我在过年看春节联欢晚会时看了由马季和冯巩等五人联合演出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便找了平时和我关系好的几个同学商议演这个相声,大家情绪高涨,纷纷同意我的想法。我把角色分了工,由我演脑袋,其他四名同学演眼、耳、口、鼻,我凭着记忆和大家一起利用放学时间排练了两次,两周以后的一个周六我们的联欢会正式开始了。
这天,同学们把课桌摆在了教室的四周,把教室的中间腾出来作为演出场地。演出一开始,我班的教室外的窗户上就爬满了外班的学生。先是歌曲和诗朗诵,报节目的同学报完我们的节目后,我们几位便出场了。我们先是一个鞠躬,然后开演,当我们几个滑稽地在哪儿互相争论各自的功劳时,同学们不时发出阵阵的笑声,当眼睛说:你和你爱人谈恋爱时,不是靠我眼睛眉目传情吗?嘴巴争道:你们两口亲热,还不是靠我吗?同学们的笑声顿时淹没了我们的演出。结束时,不知谁喊道:再来一个!所有人都跟着起哄。我再三推辞不过,便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背诵了一遍才退场。
虽然那次的联欢会是同学们自编自演的,我的小品《五官争功》几乎是电视节目的重复,然而它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活力和激情。
电影《凯丽》是一个晚上在我们学校门口演出的。
这部电影是美国翻译片,讲述了一个叫凯丽的女孩的困苦生活经历,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爆发,贫穷的凯丽的父母失业了,父亲因承受不了生活压力,离家出走,家里只剩下了凯丽和母亲艰难地生活着。由于失业,母亲只好去卖血维持家里的开销,后来经济危机略有好转,母亲便出去找活干,然而资本家不断地欺骗和压榨着工人们,高强度的工作和超时间的劳动让凯丽的母亲身体严重透支,在一次工作期间,母亲晕倒在了机器旁边,资本家毫不留情地开除了母亲,母亲又一次失业了,面对艰难的生活,母亲又去卖血,并找零活干,母亲在一次回家途中出了交通事故,死掉了,凯丽被通知去医院见母亲。当凯丽扑在母亲遗体上撕心裂肺地哭喊时,泪水不由地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看完电影后,我回到宿舍,情绪久久不能平复,我联想到了我的家庭、父母,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脱离农村。农村太苦了,农民太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