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清白在世间

留得清白在世间

——记明代廉吏王璟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任职为官，须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说起廉洁从政，不得不提起从临沂走出去的一位从平民到御史、有着众多故事传奇、百姓心中的廉吏、鞠躬尽瘁的忠臣、刚正不阿的好官——王璟。

在明代，为官50载的王璟勤政为民、政绩卓著，特别是他的清廉气节，被后人所称颂。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一九五二年王璟墓搬迁时，墓穴里除了他自用的二十八颗玉石印章和夫人刘氏随身佩戴的两个耳坠、一对手镯、一个铜质发罩外，竟然没有一件贵重的殉葬品，甚至连棺材也是普通木料制成。一代高官如此清贫，令在场的人无不欷歔感叹。为了教育宗贤、继承祖风，他还亲书“清、慎、勤”三字授其孙太仆寺主簿王宗贤座右铭，诫勉后代。

据《明史》记载，王璟，字廷采，号东皋，明正统十二年(1447)正月二十生于临沂市板泉镇大白常村。成化七年（1471年）中举，八年（1472年）考中进士，任登封知县。任职期间，他采取许多利民措施，“以清节闻”。成化十五年（1479年），他离开登封赴南道御史时，百姓“候送于道者，数里不绝。”

之后，王璟又历任南京和北京的两京御史。弘治三年（1490年），巡抚山海关与保定诸郡。弘治九年，晋为光禄寺少卿。

弘治年间，权奸从中作祟，大发不义之财，盐法屡遭破坏，闹得“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在明朝，盐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业部门，素有“盐法边计，相辅而行”的说法。

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璟在南京鸿胪寺卿的职位上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负责整顿全国最大的两淮地区的盐业政务。到任后，他“通变革奸”，严惩不法盐贩，革除旧弊；“优恤灶户”，采取有利灶户生产的措施，不久“私贩屏迹”，使这一时期的盐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

弘治十六年九月，“浙东大饥”，灾荒严重，王璟受命前往赈济。他深察灾区民情，上疏皇帝十项救灾措施，调拨杭湖军粮30余万石，救活40余万灾民，稳定了社会秩序。

弘治十七年(1504年)冬，王璟调任保定巡抚。

正德初年，武宗皇帝朱厚照即位，阉宦把持朝政，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太监夏绶以庆祝新皇帝登基为由，请求在真定府等各地增加芦苇场地的税收；少监付琢又请求按土地亩数收税，并重新丈量、核查静海县、永清县、隆平县等地的田地；太监张俊又要求对宁晋小河里来往的客船和货船收取税费；刘瑾又“奏置皇庄”，于京城附近圈地建立所谓皇庄，由弘治年间的五处渐增至三百余处，最快时竟“一个月增加七处”。

皇庄实行的是一种“佃奴制”，由宦官管理，收入归皇家自用，靠收取实物地租来榨取劳动人民，每亩二斗、三斗、五斗以至一石以上。正租之外还有“杂派”，“杂派”之外，还有随心所欲的“无名之征”，最后还有劳役和管庄内臣的敲诈勒索。有时折交租银，每亩竟高达一钱左右，是政府收取田赋规定标准的三至四倍。

对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庄佃稍有反抗，辄施以政治迫害。当时，武宗为建皇庄派人去直隶南宫等地占田，致使民怨沸腾，纷纷反对，不久便 “畿内大乱”。宦官把持的朝廷疯狂地进行武力镇压，派京城卫兵逮捕了以鲁堂为首的二百多农民，闹得“畿南骚动”（北京南郊地区）。眼看就要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大乱。

面对宦官这一倒行逆施行为，朝廷大臣敢怒不敢言。为了挽救危局，当时作为巡抚御史的王璟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抗疏切谏”，多次上书直言，提出把皇庄土地交“有司代管，召人耕种，亩征银三分解部，输内府进用，管庄内监悉召还，庶地方得免侵渔之害”的奏章，得到户部尚书韩文等人的大力支持。明武宗朱厚照害怕此举激起大规模百姓反抗，只好采纳王璟的建议，使一度趋于白热化的矛盾得到缓解。

王璟这份“得免侵渔之害”的奏章，主张召还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内官回宫干本职工作，以“有司”代管，并以“亩征银三分”的定租制取代皇庄对劳动人民的层层高额盘剥，大大减轻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把土地从宦官手中夺过来，交“有司代管”，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这实质上是把皇庄的“佃奴制”改为“佃农制”，取消了人民群众对“庄头”的人身隶属关系；把收入“由皇族自用”改为“输内府进用”，把私人侵吞变成国家收入，相应地也使皇庄的归属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宦官横行霸道的嚣张气焰。

当时，刘瑾和谷大用等权奸结成死党，时称“八虎”。他们结党营私、捕风捉影、频兴大狱，疯狂地迫害耿介正直的官吏；还经常派遣特务四处抓人，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道路惶惧”。

正德二年，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一次就“宣布”53人为“奸党”！正德三年夏，因御道上的一封揭露罪行的匿名信，刘瑾气急败坏地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责骂，当场有四人中暑而死，最后竟将五品以下官员三百多人全部下狱。同年，刘瑾同党大学士焦芳令全国巡抚入京受敕，借以为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听，立即逮捕下狱，更有甚者因无钱行贿，被迫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受到阉祸迫害的，包括死亡、下狱、杖责、罢官、降职、流放的官吏有数百人之多，阉党肆虐，可见一斑！

在这种“冤号遍道路”的白色恐怖笼罩朝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清正廉洁的大无畏气节，没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奏章！

此后，又有钱宇起而作祟。他们“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官员争相贿赂献媚，更有甚者，竟至有“高淓劾父以媚瑾”。面对这一官场腐败乌烟瘴气的现实，王璟仍然大胆直言进谏，不屈不挠地与他们针锋相对地斗争。当时同僚们莫不为他担心，“人皆危言撼公，公不为所动”，表现了一个正直朝廷大臣应有的大无畏的气节。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璟以有病为由辞职，皇上亲自批示让他乘坐国家驿站公车，专车送回家养病。

王璟作为监察御史“以言为责”，且“方正不阿，弹劾不避权贵”，清操独持、不入浊流，因此深为刘瑾所忌。正德三年（1508年），因得罪大阉刘瑾、谷大用一伙，于因事“坐累”，被“矫诏罢官”，回家闲住。这时候，他不找门子、不托关系，“唯闭门课子读书”，高风亮节于此可见。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族的残余势力北迁，称为鞑靼与瓦刺。弘治年间，鞑靼兵力强盛，屡次犯边，成为明王朝的西北部边患。正德六年（1511年），刘瑾罪行败露受诛后，王璟被重新起用担任山西巡抚。为加强边防抗御鞑靼，他积极整顿部队的同时大力改进武器，制造了火枪一万多支，每支枪里装着六支箭，箭头上都抹着毒药，射程较常箭远得多，杀伤力很大。用这种枪来抵御贼寇，贼寇便不敢靠近，有力地保证了边疆的安宁。

王璟遂升任都察院右侍郎。正德九年任左侍郎。正德十年任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升为左都御史，成为都察院的最高长官。

王璟入主都察院期间，常视察监狱，查阅案卷，凡遇疑案必一一核查。

后任命张纶为右都御史来代替他的职务。之后陈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的身份进入都察院，地位在王璟以上，王璟被戏称为“中都御史”。之后，王璟又一次晋升为太子太保。

到世宗皇帝朱厚熜即位，严嵩专权，皇帝昏庸，国势日衰。王璟不恋权、不恋位，嘉靖元年（1522年），已76岁的王璟要求退职，“公具书恳辞，上温旨褒答弗允。”这已是他三十七次请求，“公凡历官中外五十余年，乞休凡三十七疏。”终于获允返乡。嘉靖帝“诏给月米人夫”，并派专使去寓所“以礼存问”。

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二十七，王璟病故，享年87岁。嘉靖帝十分悲痛，追封为“少保”，谥号为“恭靖”，赐“御祭九坛”，并委派特使前来沂州督葬，可见对王璟的重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三月十九，王璟被葬于临沂城东南三里姜园御封林内。同时，在大白常村南设御封林，建衣冠冢。

东关姜园御封林在今临沂市解放路东首路北，当年占地40余亩，茔内有四座龙首龟趺碑，大型石雕四对八件即石人(翁仲)、石马、石狮、石羊各一对，还有石牌坊(墓志门)一座，望柱(华表)一对，大型石供桌和石桌、香炉各一个，另有祠堂三间，巨柏千余株，围墙约700米。清乾隆二年，又修建墓门门厅三间，门前大戏台一座等。瑞典安娜·拉森女士1893年至1895年期间拍摄的反映临沂风土人情的老照片中，就有关于御封林的景象。另外，解放路东首的两株饱经沧桑的古银杏树也是最好的见证。

王璟墓茔后迁至北王庄村前、村西，2001年又迁至大白常村原御封茔东侧。历经近500年的岁月，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墓茔的保护不再完整，如1668年(清康熙七年)的山东大地震，震倒了姜园茔区的六座御封碑以及石牌坊墓门、望柱、祠堂、围墙等；文革期间，北王庄茔区的碑碣及石雕被砸碎等。

王璟御封林的保护和复原工作，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王氏家族也积极筹资整修御封林，建祠堂十一间、门楼一座、立御封碑六座，刻大型石雕一套(四对八件)、门前石狮一对、华表一对，另修围墙600余米，建有亭子、花坛、鱼池等。

这是一处在明朝规格很高的茔地（从一品）。如今走在王璟的御封林内，奉天呈运龟驮碑、香炉、祭台，无胡须的仲及有胡须的翁身穿明朝官服、手拿奏折相互站立，石马、石羊、石狮、石猴和明朝后历代的石碑排成排……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也见证着王璟家族的繁荣。御封林内的碑文还记载着，王璟其孙大理寺右评章事王宗姓和保定府王孝先两任高官的情况。国史总裁任邱李时为王璟撰墓志文：“硕勋伟绩显于朝廷，完名高节重于海内”。

王璟的后人、看护茔区的王子伦老人依然自豪：“先祖王璟是我们王氏家族的荣耀，他从普通的平民到官居一品的左都御史，清正廉洁，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是我们这些后人的榜样。”

王璟一生历经英宗正统、代宗景泰、英宗天顺、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七个年代，辅佐过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代皇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处事以大局为重，秉忠为国，为官清廉，所到之处政绩斐然，《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璟的起家，不靠旧社会所谓的走黄门(金钱贿赂)、红门(女色、裙带)、黑门(帮派、后台)，不靠投机钻营，完全靠实学加实干。他自幼勤奋致学，有着深夜苦读、厕读、映雪读、炎夏读等故事，可窥其力学情景之一斑。一个农家孩子从考秀才、中举人、登进士一路走来、脱颖而出，没有吃苦的精神及学贯经史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从政后，他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政绩卓著，虽然也经历了仕途波折，但他不计个人利害，唯以国家人民为念。

王璟能在上层士大夫中享有高威望，又能得到山野草莽中农夫野老、贩夫走卒的众口夸赏，有着诸多可贵之处——

忠君爱国。王璟幼时即秉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信条，“以死相谏”就是“忠君爱国”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明史王璟传》中“璟抗疏切谏”，终于说服皇帝，罢除了阉党把持的“皇庄”，使这一地区百姓“得免侵渔”。与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抬着棺材向皇上进谏的事迹极其相似。

同时，王璟还在军事上作出重大贡献。《明史王璟传》“六年，起抚山西，制火枪万余，枪藏箭六，皆付毒药，用以御寇，寇不敢西。”

清正廉洁。1952年王璟墓第一次搬迁时的情景，在讲究厚葬的古代，如此少的陪葬品，足以说明他的清贫。《都宪公墓志文》和《廷彩公行略》中这样评价他，“生平寡欲，以廉谨自将”。《王璟与夫人合葬墓志铭》中言，“（夫人）平生不喜华侈，所用多补缀洗濯之衣，未尝市一珥异以为服饰。”王璟多年担任负责盐务、赈荒、田赋、理税、科考及考核官员政绩的官职，都是有油水的职务，但他不谋私利，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关爱百姓。王璟出生于乡村民间，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相传幼年求学期间就每与同窗好友谈及时政辄嗟叹不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又深受孟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入仕后以保国安民、关注民生为宗旨，尽可能多为老百姓办实事，真正履行了封建时代标榜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职责。

1523年，王璟在《创修外城记》中写道：“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肆为国家设牧民之官者，盖欲俾之劳其心，以为国之经营；民供仕者之禄也，以佣仕者之心。倘德不称，则为尸位；受小民之佣而不竭心力以偿之，则为窃禄。故小民之迹虽微，而所系则重”。其为人“父母官”的为民情怀可见一斑。他说，“俸禄来自‘纳税人’”而不是来自皇家，此意识也谓超前。

据记载，当他在任河南登村县令离任时，百姓“候送于道者数里不绝”。这与民国初年临沂县长范筑先离任时的民众倾城相送、至有恸哭昏绝者、竟至日落方得出城的情景如出一辙。

守正不阿。王璟尊重法治、执法严谨，《都宪公墓志文》中“出按畿内，发奸擿伏，丰采炳著……清理两淮盐法，能祛宿弊，商贾不敢夤缘为奸。”《廷采公行略》“凡所论列，悉关国体，谳狱不泥成案，率多平反……旌别臧否，罢行利弊……总理两淮盐法，通便革奸，私贩屏迹。”

王璟处于大阉巨孽王振之后、魏忠贤之前的刘瑾时期，宦官跋扈，势焰薰天。他们假借王命，横行不法，任意圈地占田，敲诈勒索，妄加税赋，大肆逮捕，并武力镇压无力交纳各种“杂派”的穷苦百姓。而朝内很多达官贵人，为了自身利益“靡然附之”，甚至贿赂献媚，卖身投靠，争相趋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谄不媚，不溜须拍马，不向权奸低头。《明史王璟传》“璟独守故操。”《都宪公墓志文》“正德中，侫幸锦衣卫指挥朱宁窃权，上大夫争趋其门，公独不往，人皆危言撼公，公毫不为动。”

重视教育。王璟率先垂范，亲自督课子孙读书，乞休回乡时长孙王宗贤已官至奉议大夫，亲书“清、慎、勤”三字诫勉，要王宗贤带在身边作为座右铭。王宗贤佩带终身，并取字“效先”，表示决心一生恪守祖训，无愧于乃祖的教诲。其次孙保定知府王宗性去世时，妻孙氏悲痛至极，以至自缢而死。死前将留在身边的次子王应龙叫到床前教诲，“尔祖官至太保，功绩著于当世，尔伯父官至大尹，皆有清名。尔与尔兄当苦志读书。以继祖、父之志……听我言，不失为忠臣之后。”一个决意自杀的人，死前仍念念不忘一家几代人清正忠直的名声，并要求儿子矢志继承这一传统，不愧为忠臣之后。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是多么严格，数代后而仍能恪守不渝！

教育是立国之本。王璟任官一地，所到之处必首重教育，不遗余力大力兴学，培养造就的人才不计其数。在任左都御史时，由朝廷选为考试阅卷官，他秉公衡文，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对于家乡临沂、沂水、费县学校的重修建造，他也给予大力支持，并亲自为纪念沂州学府建成写了《沂州学记》，广为流传。

当然，王璟作为五百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吏，不可避免地会有他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辩证地、历史地去评价、看待历史人物，就要积极地去汲取一种具有继承性的精神。他一生清正廉洁、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情操和气节，被后人奉为楷模，清名永流传！

注：李祥琨先生对此文亦有贡献。

（2022-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