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青州

上青州

徐光明

过年的鞭炮声一响，我们全家人都在期待爸爸说出那句话。

连续几年的正月初三晚上，他撅着屁股，将脸埋在座机电话的听筒上，热情洋溢地讲述着我们家一年来的变化。得到答复后，第二天，我们全家人都会忙乱起来，翻找体面的衣服，梳洗打扮，比出席外宾宴会还要隆重。

我从年前就开始惦记这件事，其重要性比过年盼过年更甚。大年初三的晚上，我就开始观察爸爸的举动，他是否要延续我们坚持了好几年的习惯？是否要行动？在一次次热切的期盼中，我等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要上青州了。

1

上青州，我们要倒三次车。

爸爸先蹬着三轮车，骑二十多里到公交车站。他干瘦的屁股左摇右摆，头顶和脖子里蒸腾着热气，我们三个坐在露天的车斗里，脸蛋被冷风催得生疼，下了木板三轮车腿都麻了，可心里却是火热的，心像被什么催促着，鼓动着。

我们坐了汽车后，就要坐火车了。尽管妈妈是不去的，她说要留在家里看家，对此我并不赞同，我们那个破家，怕是小偷去了也要寒心，有什么值得可看的呢？后来长大了，我才完全领会这其中的意思，只不过是成年人手头紧张的一种说辞，关于车费和不能言说的尊严。

候车厅，人声鼎沸。

检票的时候，爸爸左右手牵着两个姐姐，迅速随着人潮挤过栅栏，我则是被人群挤着拥着往前走。我们是站着的，我趴在过道的车窗玻璃上，看铺展在大地上的一丛丛麦地变成了一座座蔬菜大棚，巨大的鸟巢端坐在光秃秃的白杨树上，像一座避世的城堡。在火车“咕呲咕呲”的欢呼声中，我们到达了心心念念的终点。

出站要检票，爸爸牵着两个姐姐顺利通过。我不知所措，因为我根本没买票。此时我的个子已经窜出了一米二，我当然不知道，也不知道爸爸的诡计，望着已经在站外的他们，只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跟上去。检票员将我拦了下来，向我要票，我拿不出，他就大喊这是谁家的孩子，喊了几次，无人认领。我脸红心跳，使劲在他宽大强劲的臂弯里挣扎，可爸爸站在远处咧嘴笑。被“我这一闹”，耽误的乘客们纷纷抱怨起检票员，有人说，只不过是个孩子，放开他吧！这句话很有杀伤力。在一片指责声中，检票员将我放了出去。我为我第一次被动且可耻的逃票行为感到自责，尽管这不是我造成的。

上青园街9号，小三轮拉着我们爷四个我们朝这个圣地奔去了。姑姑家是二层小洋楼，带院，沿街。

院子里的狗听着脚步声吼叫起来，姑姑出门训斥了狗。大铁门哗啦啦地拉开后，她看见的是四张枯瘦但洋溢着幸福的脸。姑姑热情张罗我们的衣食住行，一切都跟往年一样。

她拿出最丰盛的菜肴招待我们，割半个牛脊背的肉扛回家，用大火熬几个小时，再用大料腌制，片成片，犒劳我们四张嘴。姑父也开心。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瘦小老头，牙齿掉光，吃饭时不喜欢与人同食。他一个人坐在八仙椅上，只用一个碗，细嚼慢咽，饭量也小。我见到了新的玩具，穿上了表哥的衣服、鞋子，摸到了游戏机，所有愿望都被满足。

当然，固定的流程还有去街上逛一圈。沿河周围有许多店铺，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泡泡糖、西瓜糖、鱿鱼干，姑姑从不吝啬地买各种各样的零食给我们，商店老板用大塑料袋装好，毕恭毕敬递到姑姑手上。她身材肥胖，再提着各式各样的食品，像一个女王。我们沿着河往下去，一路与碧绿的水作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神色。

第二天，我们便要回去了，万般不舍。姑姑说我面黄肌瘦，头发软黄，好像有什么病症，总不放心。她不肯让我这么走，说什么都要带我去看病。中医馆里，五十多岁的女大夫给我摸了摸脉，扯开我的眼皮看了看，又让我吐出舌头，我严格照做。她又问了些平时的症状，也没说是什么病，只列了一个单子开了些中药，说回去按时按量煎了吃。

我们带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回去，牛肉、羊肉、年糕，还有姑父自己酿的红高粱酒。

2

中药大概喝了半年多，有刺鼻的苦味，我并没有因此变得强壮，头发也没有变黑，个子却窜了四厘米。

妈妈说，你真是无福的命，喝药全补在个头上了。她与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有着相同的性格特点，又善良又刻薄，俗话说“心直口快”。虽说姑姑一家过得十分宽绰，妈妈却瞧不上他们一家。她常说，别看你姑待你们好，人家是看咱穷，可怜咱。咱算啥，在人眼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自负又自傲的性格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比不上人家，又看不起人家。

这一年的鞭炮又响了，我已经读了初中，接触的同学多了，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老话说“长大了”。可我还在等爸爸打电话，大年初三的晚上，我和姐姐假装在看电视，实际上在等待他说出“上青州”那句话。

他确实去打电话了，我都听到他们说话了，可他闷葫芦一样走出来，什么也没说，坐在凳子上发呆。他的举动反常，但谁也没有问上不上青州这件事，因为爸爸拧着脸，妈妈也拧着脸。

直到天亮，我从床上爬起来，发现全家人都睡着了，没有了往年般翻箱倒柜找衣服打扮的热闹场面。我心想完了，今年我们上不了青州了。

这项坚持多年的走亲戚真的从此终止了。

及至我真正长大成人，才明白我们借着走亲戚之名，实际上如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般，去姑姑家打秋风去了。那时候我们家徒四壁，爸爸妈妈打零工供养我们姐弟三个的学费和吃穿，日子艰难，等到交学费的时候，亲戚们都避之不及。大姐的学费拖了一个星期，老师问她，她说过两天一定交上。

拖大姐的学费是爸爸深思熟虑过的。我们姐弟三个她学习最好，班上每次都考前两名，拖了学费老师不会让她退学，而二姐和我就说不准了。几天后，爸爸每天都垂头丧气，他顶着冒了半张脸的“胡子笋”，也不收拾，每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灰尘。我知道他又去劳务市场打小工去了。搬一整天砖，和一整天泥，推一整天的小推车，每天赚70块钱。回来后他不说话。吃饭的时候，我看他就着已经臭了的咸鸭蛋，倒一杯没舍得喝完的高粱酒，咂摸一会，倒头就睡。

这样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爸爸妈妈都不在，两个姐姐站在院子里抹眼泪。我问咋回事，二姐说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汗毛直立的感觉，头皮上的所有头发像被同时扯下，钻心地疼。我们不知道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邻居叔叔在家里看着我们，不让我们乱跑，说爸妈很快就会回来。

果然，第三天爸妈就回来了。爸爸少了根手指。他在和工友搬铁板的时候，工友不小心滑了手，整张铁板盖在他的手上，他本能的往回一抽，整根手指骨和肉分了家。治疗方法有两种，一种在肚皮上挖一个洞，将手指的骨头固定在上面，将肚皮上新长出的肉包裹住手之后再切割出来，另一种是将整根手指的骨头从根部切除。

不得已，我们又要麻烦姑姑了。

妈妈给姑姑去了电话，姑姑建议用第一种办法治疗，她们青州当地有人做成功过。而爸爸非要选择第二种，他说这样能省去很多麻烦。麻烦，他怕麻烦，现在他怕麻烦姑姑。

我们还是必须要上趟青州了。妈妈领着我，坐客车去的。姑姑见了我还是亲亲热热，给我炖了很多的肉，做了很多的菜。可这次的相见，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各种情绪在我这个少年的心里翻腾，我甚至开始怨恨姑姑。

在之前，妈妈偶然提起姑姑，揭开了我们不上青州的秘密。

大年初三晚上，爸爸给姑姑打电话，透露要在大年初四上青州去探望她的时候，她问有什么事，爸爸回答没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就别来了。从此，这通电话在我们两家人心里都划了一条河，彼此都轻易不肯蹚过去。我不理解一向热情的姑姑为何如此绝情，说出这般疏离亲情的话，我们一家人的脑海开始浮想联翩。原来，我们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五年来，我们的热切期盼和向往都变成了一个笑话，大年初四短暂的相见，无非是我们家的一厢情愿。那些热情相迎，丰厚的招待都是面子上的“不得不”。姑姑并不欢迎我们。

我和妈妈在姑姑家坐了一会儿，姑父给我们沏了茶，一向话多的妈妈变成了哑巴。我们吃了顿简单的便饭，茶还有余温，就匆匆告别。

姑姑还是在路边叫了一辆三轮车，让送我们去汽车站。我回头看看姑姑，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姑姑，我没有跟她招手。

回来的路上，我口渴难耐，也不敢开口向妈妈要水喝。我只见她将头仰在座位上，心烦得要命，臂弯里紧紧抱着一个蜕皮的棕色小包，里面装着跟姑姑家借的钱。我看向道路两边，杨树上巨大的鸟巢不见了踪迹。田野在变，鸟儿在变，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会变化，我伤心了很久。

3

还钱，是此后维系我们两家的纽带。

妈妈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的人，她的前半生都在借钱，后半生都在还钱。她换过无数种职业，风里雨里卖冰棍、卖水果、卖凉皮、卖蔬菜，但总逃不过游街叫卖的贩子。

在乡村里搞“简单的小买卖”，也只够维持温饱，但她却因此获得了自由。下大雨、下大雪的时候她不用出工，能在家里躺一天，但她闲不住，直到我们姐弟三人全部长大成人，她也没有停下来。她又在一家化工厂里做保洁，扫马路和厕所。等到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失业了。

她依然没有停下来，周围的村庄流转了土地，变成了农业园试验田，她就去果园里拔草、掰棒子、摘棉花。她痛恨了一辈子的土地，最终成了唯一接纳她的去处。

年前和年后，我们会想起往事。妈妈也不避讳谈起姑姑，她说你姑好绝情啊，她主要是怕麻烦。从她无意中说出的这几句话，倒是能听出，在岁月的刷洗中她对姑姑的态度有了转变。

爸爸一句话也不说，这些年，我们断断续续将借的钱还清了。他曾经挨个动员过我们姐弟三人，跟着他上青州。

可自从被拒绝的那件事发生后，我们三个对上青州看望姑姑这件事非常地抗拒。明知道别人不欢迎你来你却来，难道不是恬不知耻吗？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因此，还钱的过程是爸爸一个人完成的，我再没上过青州。

爸爸偶尔去一趟，也是当天回来。我们确实好多年不联系了，时间久到我从一个脸色蜡黄的黄毛小子变得开始谢顶。

姑姑瘫痪的消息是大伯家的表姐告诉父亲的，因为高血压这个家族遗传病，姑姑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脑溢血造成了偏瘫。此时，姑父早已去世多年，表哥娶妻之后便搬出来居住，空荡荡的房子里只留下无法行动的她。

爸爸又上青州去了。这次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去的那样甩着十个大指头，即便是，他也只有九个了。

现在我们紧巴的日子在变好，因此他能拿得出钱，大包小包买了许多营养品。爸爸回来就流泪，说姑姑一个人连吃饭都成问题。我看见爸爸那双老泪纵横的脸，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是亲兄妹啊，是曾经在炕头上打闹的姐姐和弟弟，是砸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

我想上青州，等准备好了，等闲了，等我们姐弟三人凑齐了。我为我自己找了许多的借口，心里枝枝蔓蔓打了无数的结。我想到小时候姑姑给我做的酱牛肉、年糕，给我买的泡泡糖，带我去看中医的往事，也时常想起姑姑电话里拒绝我们去她家的决绝。这一切没有被时光的长河冲淡。最终，一拖再拖，没能成行，姑姑就去世了。

这是一个谜。二姐说，脑溢血偏瘫不至于这么快就……了吧，我们都能听出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上青园街9号，这座姑父留给她的宅子也够保障她下半生的生活了。可偏偏，生活总免不了偏偏，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宽慰，可我心里依旧有个喊声：我们家亏欠姑姑的！

谁也不知道她心里的难，谁也没曾体会在无数个黑暗的夜她嫁于异乡的孤独。相见总是热闹的，短短的时间里只顾欢喜了，剩下成千上百个生活的琐碎需要成千上百个勇气迎头面对，最后这次，坚强的姑姑没能面对。

偶然，我听妈妈说起过我们两家互相消失那些年的故事。在我们被拒绝的那年，姑姑正开始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她是被告，原告是她的继女，小名叫圆儿。在那些来往的年月，我们有所耳闻，圆儿四十出头，长头发，离异，自己带一个男孩。姑姑很少主动提起她们，毕竟她和姑父也只是半路夫妻，勺子碰到锅沿的家庭事外人不好旁断。偶尔讲起来，也只是说在哪工作，近况如何，或许爸妈知道的要比我们多。

一家人之所以打起官司，为的是上青园街的这套房子。姑父离世后，作为亲生女儿，圆儿想要继承父亲的房产，但毕竟姑姑与姑父也是合法夫妻，年迈的姑姑也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闹上法庭，尤其是亲近的人，是件极不光彩的事。

若干年后，当我长大，置身姑姑的处境，我就能体会她当时的难处，理解她拒绝亲弟弟一家在过年期间拜访这件事了。过去，大年初四的那些年的相聚上，我记得她的样态，她肥胖脸上泛着的油光，紧扎的短马尾直楞楞戳在脖子上，宽大的衣裳遮住腰身，走起路来发出沉重的呼吸声。那时，她是爱我的姑姑，是在我们贫寒时给予温暖的姑姑。年少时，亲戚们很少来我们家，因此我心中对嫌贫爱富的亲戚们有巨大憎恶。及至中年，我一切都明白了，一切也都原谅了。

爸爸又要上青州了，是去参加姑姑的葬礼。

葬礼非常简单。姑姑与她那坎坷的婚姻、复杂的生活、执拗的性格，已经消逝在这个世界上。岁月呀，藏了多少言不由衷的秘密，沉淀了多少悲欢，又偷走了多少我们爱的和爱我们的人。我们两家，三十多年的往来，快乐与不快乐，都得画上句号。多年过去，爸爸有时会谈起姑姑，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我又何尝不是。沉默间，我瞥见了他残缺的手指，似乎在提示我，不要再有遗憾了。我很想抱抱姑姑，可惜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