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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廖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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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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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悠悠

母亲病危,执意叶落归根。我送她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屋。

母亲住的房屋在一座四合院中。四合院历史已逾百年,是我们堡子五O年土改时从地主家没收来的。院子四周高墙拱卫,早先有大门和二门,门上有楼,院内有天井和堂屋,还有散步的前院和休闲的后院。大门到堂屋有几十米的距离,阖上几寸厚的门板,插上胳膊粗的门栓,俨然一座堡垒。

我清理着蛛网密布的老屋,触景生情,过往记忆喷涌而出。

我家有七口人,住房却只有一间。住房虽小,但有两层,我和父母住楼下,姐妹们住楼上,也不觉得拥挤。家人上下楼,仅靠一根简易的木梯。经常上下,陡木梯被踩得铮亮,我家人双手端物件,不用手扶也不会摔倒。有几次我还学消防员,从顶上顺梯速降,两三秒就落地。

住房紧挨厨房,早先没有烟囱,常年烟熏火烤,楼板和屋瓦黢黑。父亲买来几块玻璃亮瓦换上,厨房和住房终于变得亮堂。

墙上曾经有个用拉线开关的四方镂空的塑料盒,是公社统一安装的广播。以前广播非常准时像公鸡打鸣,早晚各一次,放音乐,放新闻,播天气预报,有时也播通知和农业讲座。每天听广播是社员的必修课。早上开播时,盒子里传出一段悠扬的轻音乐,然后是广播员一声甜甜的问候:社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一声舒心问候,揭开了一天的生活;晚上放催眠曲,结束时再来一句:晚安!社员朋友们。听完广播,吧嗒一声,拉灭电灯,一觉睡至天明。

自从有了电视,农村的广播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广播成了摆设。小孩把里面的吸铁石取出来,用来收集河沙中的铁屑。铁屑摊在纸上,下边用吸铁石顶着,沙子转眼一缕缕站起,好似怒发冲冠;移动吸铁石,铁屑随之变换姿态,宛如魔术表演。

看见房中的蛛网,我又想起一人。刚上小学的一天上午,阳光已经照在我头顶,我却迟迟起不了床,脑袋恍惚,眼前昏黄,望见房梁上有只蜘蛛正在用丝线把苍蝇五花大绑。母亲劳作回来,发现我还懒在床上,一摸我的脑袋,啊呀惊叫一声:“这娃发烧了!”母亲把我背在身上,急匆匆去找西边堡子的赤脚医生段医生。段医生给我摸了摸额头,量了量体温,最后打了一针,再发给我两只葡萄糖,收了五角钱。回家才到半路,我的高烧就退了。段医生治感冒厉害,接骨术也了得。他用刚出生的小鸡捣茸,拌上中药,用纱布包起敷在断骨处。三个月后,摔断的骨头神奇复原。堡子里有家男主人得偏瘫,花费数万元,看了几家医院看不好。死马当活马医,家人找到段医生。段医生隔三差五给他扎银针搞按摩。银针扎半年,按摩几个月,那人竟然站起来。他家感激不尽,给段医生送去一面妙手回春的锦旗。

我小时体弱,母亲总想些办法来给我滋补。有晚睡得迷迷糊糊时,母亲把我摇醒,笑吟吟站在床边,端着一碗雪白的“鸡肉”。母亲说是从亲戚祖婆婆家要来的,让我趁热吃下。我惺忪着眼睛,吸吸呼呼吞掉美味,喝下香气袭人的鸡汤,抹了抹油嘴,倒下又继续沉睡。第二天醒来,我咂着嘴巴,回味昨晚鸡肉的爽滑可口。父亲呵呵一笑:啥鸡肉?那是蛇肉,不给你实说,是怕你不敢下口。

端午一到,百草是药。每年端午节前,母亲总会到河坎边,寻青蒿,找金银花,摘苦楝子等清热解毒的药材,一把把抱回家,烧一大锅汤药水,给我和妹妹们洗澡打毒。我洗澡的地方就在二楼门前的空坝。阳光暖暖,晒在后背,我坐进盛满药水的大木盆。母亲舀起一瓢热气氤氲的药水浇向我头顶,一股苦味霎时钻进嘴。我嚷嚷:“苦苦!”母亲笑笑:“先苦后甜!”

我家没有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时需用锅烧热水,端到茅厕舀水冲洗。我家洗澡的人多,十天半月,茅坑装满,逼得人尽快往菜园地担,无法偷懒。

闲暇时,父亲喜欢到城里租书铺借来小说,戴着老花眼镜,坐在门边的小板凳上看,一看就是半天。父亲看武侠小说,文盲的母亲不理解,说父亲不务正业,常常面露讥色。有时候还偷偷把父亲的书“收藏”起来,让他下不了台,急得父亲大呼:秀才遇兵。

我家的屋子紧挨天井,透过井口,便能打望屋瓦槽间和屋脊上的瓦楞草。我们把瓦楞草又叫蚂蚁草。蚂蚁草鲜嫩肥硕,绿里带紫红,不蔓不枝,玉树临风,煞是好看,我经常呆呆的望着,一看半天。蚂蚁草长得葳蕤丰茂,靠的只是风中的浮尘,实在让人钦佩。远看不过瘾,干脆拔来细观。有次换瓦片时,我也跟随大人,爬梯上屋顶,除灰拔草。轻轻一提,不用费劲,蚂蚁草被连根拔起,说不清是灰尘包根,还是根须缠尘,提在手里,轻飘飘的。再摸摸肉鼓鼓的蚂蚁草叶片,果然特别,手中像攥着一堆蚂蚁,似乎要从手掌逃脱出去。拔了杂草,坐在屋脊,眺望堡子周边高高低低的灰色屋顶,看白烟红火从烟囱呼呼钻出,看夕阳变成金黄,倍感神怡。

老屋瓦上聚灰,从天井流下来的雨水不能食用,洗衣洗脸洗脚却无影响。夏天的雨水来得猛烈,不到十分钟,阔大的天井灌满,端根小板凳坐在井边,伸脚进天井,方便又惬意。用一池的雨水洗脚,多么奢侈的事情!

堂屋公用,小孩喜欢上楼去玩,在楼上跑来跑去捉迷藏,敲得楼板咚、咚响。堂屋遮风避雨又宽敞,村民闲时也爱来耍。男人打字牌、下象棋,妇女拉家常、纳鞋底,热闹之极。冬冷时,堂屋每天围一圈人,拢一堆柴火。火烧一天,堂屋热闹一天。大家围火闲谈,煨吃油茶,烧烤红薯。众人都在烤火,父亲却很少去堂屋围坐,独自在家喝寡酒。我奇怪问父亲。父亲说:“堂屋有过堂风,烤不热乎。”他看我迷惑,解释道:“火烤胸前暖,风吹脊背寒。”

“燕子低飞,带来新鲜的雨水。”春天一到,登堂入室的燕子开始活跃起来,堂屋楼板下的两窝老燕每天在天井口来来往往,不断穿梭,像箭射出,又呈抛物线飞回,它们不是去找雨水,而是为刚出窝的宝贝觅食。有次趁老燕出门,我赶紧站上高凳,凑近窝中观察刚出生的雏燕。小燕子很好看,背脊乌黑光亮,肚皮洁白柔软,颌部紫红,眼睛浑圆灵动,尾巴似剪刀状。我看这些精灵,它们圆溜溜黑黢黢琉璃般的眼珠子也在痴痴地看我,让人着迷。觅食的老燕子从天井口上空滑翔回来,嘴里衔着蠕动的小虫,扑簌簌拍着翅膀,双脚艰难勾在巢边。它们挺着胸脯,伸长脖颈,眼睛左看右看,最后脑袋一甩,把小虫子塞进一只心肝宝贝的嘴中。其他没有吃食的小燕,立马醋意大发,叽叽喳喳闹将起来。老燕子摇摇头,转身嗖嗖从天井口弹射出去。几分钟后,找到食物的老燕又自天井口滑翔而回,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

我家屋后是“会逃”家。他家院中有两棵酸石榴树,枝繁叶茂,树冠硕大,遮盖半个院子。每年麦收时,火炬样的石榴花破蕾怒放,花开花谢,长出圆溜溜的石榴。成熟时,我嘴馋,趁人不备爬上墙头,偷偷摘几个。

“会逃’出生的第二天,我们公社就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他爹妈欢喜不尽,给取了个“会逃”的乳名。

“会逃”有点另类,不像其他小孩贪玩,反倒喜欢劳动。这娃从小就懂事,帮父母喂猪做饭养鸡养鸭,俨然一个小大人。小学毕业后,成了专职鸭倌,每天赶着数百只鸭子,叮叮咚咚穿过堡子,往河沟和湖边去。鸭子被他饲养得油光水滑,骨香肉嫩,堡子里的大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有树的地方招鸟儿。活跃在树枝上的小鸟,落在后院的地上觅食。一次我用筲箕、草绳和木棍做工具,捕捉到一支幼鸟,用缝衣线拴住其双脚,放在手心玩。我端来谷米,小鸟不吃,光顾不停啾啾叫唤,引来两支老雀在院墙上窥探。那一定是觅子的双亲!小鸟凄凉的哀鸣于心不忍,我松开缚住鸟儿的细线,让它飞回父母的身边。

我家茅厕门口空地上有棵碗口粗的香椿树。春来时,光秃秃的树丫间突然冒新芽。堂屋南正房住的王婆喜欢吃,搬来梯子爬上树干,大把采摘,拿回家凉拌或炒蒸鸡蛋花。这道菜,我却吃不惯,尝过一回,香得过头。

王婆年轻时就落寡,男人死后给她留下四个娃娃。王婆要强,没有再嫁,一儿三女独自一人抚养。我上学时,她家的姑娘们都已经长大出嫁,儿子也娶了媳妇。王婆的身板硬朗,许多年轻人比不上,七十多岁的太婆,走起路来叮咚响,一顿要吃三碗饭。

她善讲聊斋。我听过两个。

一次她说:“以前下堡子有个小姑娘在湖边打猪草,看见湖里有条几尺长的大红鲤鱼。艳丽的大鲤鱼眼睛盯着姑娘,跟她保持一两米距离,不躲也不逃。姑娘看得猫抓心痒,不由自主顺着湖边的台阶走向湖水,弯下腰肢伸手去捉。小姑娘走一步,红鱼退一步,姑娘的手指始终够不着鲤鱼的身子。鲤鱼引诱着姑娘慢慢走进水里,湖水淹过她脖颈,最后,姑娘一脚踩空,掉进湖里住进水晶宫。”

还有一次,她讲熊家婆的故事。她说:“从前有个妖精,吃了小孩的外婆后睡到小孩床上。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小孩听见‘外婆’嘴里咬得嘎嘣嘎嘣响,问外婆吃啥东西?‘外婆’说是胡豆,小孩说也要。黑暗中‘外婆’递给她一个,小孩送进嘴里一咬,感觉是指头。”听到这里,我们早已魂飞魄散,战战兢兢,拔脚跑回家钻被窝,蒙头抖抖索索。

王婆喜欢骂街。小鸡丢失,粪桶被盗,谁惹她不高兴,她就端个草蹬坐在门口,边哭边骂,骂几句又打一下竹竿,手中的竹竿不打到支离破碎,绝不罢休。有次用劲过大,竹竿嗖的一声飞到天井的瓦上,看客还在发愣,她自己却噗嗤一笑,结束半天的表演。

这个王婆不仅爱骂街,还吝啬。她家后院有棵累累结果的黑枣树。枣子成熟后甜蜜浓郁,味道诱人,但打下后却从不分我,悄悄藏起来,等下堡子的侄孙侄女些来看她时,这个抓一把,那个赏几个,惹得我眼馋。

王婆的儿子,我喊他王表叔。有次我在他家院中玩,看见黑枣树下有个乖巧的花露水空瓶,我捡起看,他拿过去对着瓶口吹,吹出低低沉沉的呜呜声。我也跟他学,嘴巴含住瓶口,吹了好一阵。回家后嘴唇过敏,肿胀吓人,就像演电影。大屋子的老人们看见,嘻嘻哈哈跟我开玩笑,说我是猪八戒。爹妈回来,赶紧用盐水给我消毒,两天后我的嘴唇才复原。

院中书房住的包爷是我们队上的牛倌,食堂化后和我外婆再婚,算是我的继祖。包爷原是国名党统治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手下逃兵。月城五O解放前,蒋介石和胡宗南先后飞到台湾,国民党兵乱成一团。大势已去,士兵不愿再卖命当炮灰,营帐开始空旷,多数人员弃枪逃跑。包爷脱下军装,向解放军投诚。

部队把他交给地方,落户到我们诸葛村庄。包爷十几岁就被国民党兵抓去当壮丁,除了站岗放哨打仗,啥农活都不会。生产队安排他当牛倌,专门伺候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耕牛。

他放的耕牛有两条,一公一母。

包爷刚放牛时缺乏经验,使用细绳,吃亏不小。

那天他松开母牛的绳子,把公牛绳往食指上绕一圈,然后边放牛,边看天空排阵的大雁。田那头也有只公牛在吃草,被母牛的气息吸引,慢慢走过来,欲跟其耳鬓厮磨。包爷放养的公牛发现情敌,突然暴躁,扬起四蹄。还在出神看大雁的包爷反应过来,为时已晚,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手中爆发,缰绳瞬间被扯出,然后食指一麻,指头短了一截,露出白生生的骨头,鲜血很快溢出。

公路上两条水牛打得不可开交,包爷顾不得疼痛,跑上去拉架。拉开水牛,才烧草灰止血,掏出手帕包裹断指。

包爷放牛时,喜欢捉田鼠。他捉田鼠不是为了除四害,是逮来改善伙食。鼠肉烤好后,倒一杯白酒,门口摆一长条板凳,肉摆凳上,异香扑鼻。他一个人生活,饮食自然简单,有时用炭火烤两个白面大饼或两个包谷棒,也算过一顿。大饼烤得外焦里嫩,吃起来既香又甜,我常常去分一块。

包爷家徒四壁,全部的家当,只有一间旧房、一张床,一个木箱、一口锅,再加一条板凳、两副碗筷和几个石头支成的灶头,这样的房中,竟然会藏着两箩筐白银。

土改时,地主家佃户揭发,说这家地主隐藏了浮财。工作组一审问,地主就招供,带着工作组来到包爷房中,从东往西数,数到第三根楼木,对准地上说:“财富在此”。挖地三尺,战果辉煌,挖出满满两筐白银。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全部充公,支援抗美援朝。

晓得包爷的房中挖出银子,后来堡子里有人建议我母亲:用榔头敲敲我家的墙壁,敲出空响,就挖开看看。母亲笑笑:我家住偏房,不会是地主埋银的地方。

我外婆过世后,包爷还是一个人住,他成了队上的五保户。

八六年隆冬,包爷悄无声息去世了。当时我在外地读初中,有个周末回家后,看见有两桌人在堂屋喝酒,议论包爷的后事。他们才从公墓回来!原来,之前包爷已经两天没有开门,等大屋子的人发现,已经在床上僵硬。

包爷虽不是我的亲爷爷,但小时经常带我放牛,带我进城打牙祭。不经意间,他就离世,我感伤起来。包爷也是跟我外婆结过婚的人呀,很奇怪,我家没有安葬他,而是由生产队。

母亲一声叹息,说:供你读书都成问题,我家哪里还有能力?

关于这件事情,记得回学校后,我盈着眼泪,专门写了一篇悼念包爷的作文。

玩伴勇华住在院子后面,他家茅厕东边院墙上栽着一排仙人掌,花开时白白黄黄,花谢后花骨朵下长出纺锤型的果子,果子上长满针刺。

小时候,每次当果子由绿变黄时,勇华就拿竹竿绑上菜刀去切割。有回让我碰见,问他割来干啥?他说吃嘛,甜得很咧。我说有刺,如何下口?他说我笨,谁让我吃刺?他用小刀划开一个带刺的果子,小心翼翼抠出果肉,塞进我嘴巴。我咀嚼几下,果肉带着细籽在舌头上滚动,甘甜清洌,无比清爽。

勇华小学毕业后就没在读书。他爹先给他买了两只小羊放。放了两年,羊群没有扩大,他爹把羊子卖了一只,宰了一只,请上邻居跟他两爷子一起美美打了两顿牙祭,吃不了的羊肉腌制后挂在梁上风干,作为年货。勇华爹又给他买来一群鸭子饲养。每天,勇华扛着网兜赶着鸭子到下堡子的河沟吃食,边放鸭边捕鱼捞虾。有时也捞一些螺蛳回去。田间的螺蛳疯长,尤其是涨水的季节,核桃大的福寿螺散布稻田,随手可拾。螺蛳肉和鱼虾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勇华家虽然穷,却从不乏这些高质量的吃食。

勇华十五六岁时,他爹送他去学蔑匠编箩筐。篾匠也是门技术活,学成后足不出户,算是个稳定工作。挣钱虽不多,但衣食无忧,可养家糊口。勇华编上箩筐,堂屋成了他的阵地,一年大部分时间,老老实实呆在这里。箩筐编好后,木爷帮他挑到城里卖。卖了钱后割两斤猪肉或牛肉回家,香喷喷吃一顿。编箩筐一坐就是半天,需要坐功和耐心,磨皮擦痒的人不行。勇华坐久了有时也烦闷。一次和他爹拌嘴,生气丢箩筐,用劲过大,箩筐从堂屋甩到天井,无辜的箩筐翻滚几转,还没有停稳,他却哎哟哎哟叫起来。他爹生气说,你哎呀个屁啊,老子又没有打你,你叫唤个啥?勇华也不分辨,继续嚷嚷:手,手,我的手断了。唬得他爹赶紧跑上去摸。勇华的右手晃荡着,活摇活甩起来,就像提线木偶。甩手不可能把手甩断,勇华甩箩筐时用力过猛,把肩膀甩脱臼了。他爹赶紧请来村中一个会接骨的表叔。他让勇华爬在地上,一手压住他的肩,一手抬起那只脱臼的手,一拉一送两声响,脱臼的手复原。古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意思要好好养护,但勇华那里会讲究这些禁忌呢?手刚复原,又开始篾活。一不小心,手突然举高或甩手过度也会叫唤,右手脱臼成了家常便饭。

勇华成年后,他爹张罗着给他讨来一位外地的媳妇,第二年他家就添了男丁。这娃娃浓眉大眼,懂礼嘴甜,非常乖巧。我父亲去世那天晚上,勇华爹让他的乖孙子,跪在我父亲棺椁前烧黄纸,看得我感慨万千。可惜,半年后,娃娃误吃堡子里不知谁家拌了耗子药的杂糖,夭折了。哎,勇华爹白发人送黑发人,送了三个孩子和一个孙子,内心的凄苦一定难以名状。

勇华的爹,我们叫木爷。木爷年轻时活跃的很,上过戏台,跳过秧歌,演过样板戏,还会编刷锅的刷把。不知啥缘故,这个木爷,头上常年包着个白棉布缠成的圆盘帽。有次洗涤帽子时,他把长布条牵开,整整绕堂屋一圈。木爷很喜欢摆根板凳坐在堂屋的天井边吃饭,慢慢地饮酒,有滋有味地吃菜,天南海北地吹牛。有回喝酒后彤红着脸庞,迷离着眼睛给我讲,如果他的老大老二老三还在,应该比我大姐、二姐和我都大。他没有告诉我其中的原因,我也不好追问。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木爷的前几个娃娃食堂化时饥饿,误吃马桑毒死了。他老婆生下勇华后半年,也得病去世,勇华是他用米汤喂大的。

木爷喜欢用网兜或鳟捕鱼。每次出去总有收获,多时满满一盆,少时半斤八两。鱼多时分给邻居几条,剩下的油炸,撒点盐巴,摆到堂屋的板凳上,和着小酒,两爷子慢慢享用。看我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眼巴巴,他也会夹给我一条。

木爷去世之前,有次我回老家看望母亲。睡至半夜,被一声声痛苦的哀叫惊醒,细听,原来是木爷发出的,他就住在我家后面的房屋里。母亲告诉我原因:木爷常年饮酒,得了酒精肝和肝腹水,已经是晚期。我本想过去看看病入膏肓的人,但被母亲阻止。母亲说你去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不能给他献上止痛的良药,你也不是大款,不能给他送去医病的钞票。我听从了母亲的劝告,也为农村人的无奈感到悲哀。那时农村还没有搞新农合医疗互助,一旦穷人得了大病,就只有痛苦等死。木爷哀叫一夜,我也惶恐一宿,心生不安,第二天感觉离开,回单位上班。

木爷认识一个山上住的老木梳(老彝族)。每年夏日炎炎,暑气蒸腾的时候,隔三差五,老木梳就会背栽秧果来我们村子售卖。栽秧果结在二半山坡的荆棘上,比黄豆略大,五分钱一小碗,也可以用米换。红黄色的果子中间有绒毛,有点刺舌头,但薄薄的果肉却酸酸甜甜,满口清香,小孩很喜欢。中午时老木梳来到我们堂屋,坐在天井边,拿出一个漆红黄黑三种颜色的花纹木饭碗,从布口袋中抓出两把香喷喷的燕麦面,和着清水,转动木头碗,边转边捏,用手指把潮湿的燕麦面捏成条状,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吃几口燕麦,喝一口开水,老木梳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老木梳还在吃饭的时候,堡子里的小孩已经迫不及待,纷纷涌来堂屋。栽秧果一小碗一小碗的很快卖完,然后,他微笑着离开。第二年这个时候,又像候鸟一样准时,踩着时间的脚步再来。

西房的蔡爷是屠户,长得特像《西游记》里的沙僧。也许是屠户自带煞气,可以驱邪镇魔护佑平安,或者是蔡爷面恶心善,村里的许多娃娃都拜他为保爷。逢年过节,天井边经常有人提着一竹篮年货匆匆经过上他家。每次看见有人来拜望蔡爷,我心中就会窃喜,蔡爷收的糖果和饼干,必定要散些给院中的小孩。蔡爷有时也将宰猪人家送他的猪腰、猪蹄、猪尾巴转送给邻居。有次替一家杀年猪,翻猪肚时忽然发现了宝贝药材“猪砂”。据说那东西当时价值三间大瓦房,蔡爷乐呵呵地将一碗猪砂“献”给主人,那家人由惊转喜,高兴之余送他半边猪肉。蔡爷兴高采烈扛着回来,邀上邻居在堂屋摆上几张八仙大桌,从早到晚,美美饕餮一场。

蔡爷和贾婆婆是家庭组合的夫妻。贾婆婆是做豆腐的行家里手,每天做两箱新鲜豆腐,挑到周边的几个堡子叫卖,卖不完的豆腐担到堂屋楼上,放入簸箕晾晒,捂成毛豆腐后再卖。贾婆婆做的毛豆腐,看着毛茸茸,闻着臭烘烘,入口香喷喷。

我们住的院子有大门和二门,两道门固然安全,但上门杠后对夜归者却麻烦,面对深宅大院,重掌拍门,破嗓喊叫,深更半夜扰众邻的好梦。大家商量,现太平时期,好多年无蟊贼出没,干脆撤掉门杠。大门虚掩,果然未招盗贼,平安的日子过了几年。后来杨家在外修房造屋,需要木料,建议拆分大门和门楼。没了大门的大院,自此常遭盗贼的骚扰。有晚悄无声息,我家的过年猪也被盗了,母亲气得大哭。最奇的是贼人有次摸进贾婆婆家,没有捞到“油水”,扣上门扣,扬长而去。第二天,人们在村头的田埂上发现贾婆婆家被盗的甑子,田埂上有用膳的痕迹。有人说盗贼入室万万不能空手而归,不信邪的必触霉头。

二门外我家隔壁住的是陈家。陈家男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厂上班,每周六回来,星期天晚上又走,来回骑自行车。陈家男人是个讲究人,每次回来,先把自行车擦拭的光洁如新,然后把门口的坝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还搬来土砖堆码在墙根下面,浇上稀泥,晾干后再抹一层水泥,把墙根保护得妥妥帖帖。陈家男人总是闲不住,每次回来,还要担粪去菜园地施肥。他家茅厕,也在我们大屋子的后院。无论春夏秋冬,天晴下雨,干活时总是穿围腰,蹬塑料长筒雨鞋,路过天井边时,脚底发出吱吱响。陈家的房屋有两道门,前门在我们院子,后门在外面的路边。有两道门,他家进出很方便。有两道门,严格讲,他家又不能完全算大屋子住的人,无形中,跟院中的其他人就有点生分。几米远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邻里关系,人世间真是奇怪得很。

有天睡至半夜,陈家突然大喊救火,铜锣敲破夜空。救火是世上最要紧的事情,不敢耽搁,我一骨碌翻爬起来,跳下床赤脚往外跑。陈家的房门前火焰彤红,烧得正欢。她家门口有个谷草堆,正在哔哔啵啵地燃,宛如上演《水浒传》: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林冲遇险山神庙。大屋子和堡子里的人连忙拿上水桶瓷盆,飞奔到大门外舀来河水,浇向火场。灭了火,院外的大人纷纷离去,我却还在担心,又去河边端来十几盆水浇向草堆。陈家的门烧得黢黑,谷草堆边,王婆家装草灰的箩篼也已烧尽。院子里的人把火源锁定在箩筐,但王婆咬死不认,大家面面相觑,只好散去。回家后父亲分析,王婆麻痹大意,灶膛里的草灰还有暗火,她没有发现铲进筐中,晚上风吹,死灰复燃。陈家虚惊一场,也没有让王婆赔偿,但此后,不准她把草堆在门边。

母亲入土这天,吃过夜饭,一位远房长辈告诉我,我母亲曾当过幼儿园的老师。文盲的母亲也当过老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长辈信誓旦旦,由不得我质疑。原来,解放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农村也兴办幼儿园。我母亲那时还是青春少女,积极报名,当了两年的幼儿生活老师。母亲走了,不知她在天堂是否会进学堂?在学堂是否会忆起这烂漫的一页?

 送走了母亲,我家的老屋今后不再有人去住,我也不再常去看它,房屋肯定越发破败,继续被风吹遭雨打受虫蛀,直致坍塌倒掉。但世界上的哪桩事情,不都是旧的不去,新的又怎么会来?

 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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