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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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廖毅
一
我是贵州人，最喜贵州味。
“而立”之年，我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最不习惯的便是饮食。
最先落脚的是浙江温州。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温州模式”闻名遐迩，各地人员如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但基本上都在各类企业务工，自主创业的并不多见。当地饮食以海产品为主，很少有外地特色的菜品，贵州风味的餐饮店更是无处可寻。这对我们这些吃不惯海鲜，而且“无辣不成席”的人来说，的确是件痛苦的事情。
沿海人不爱吃辣，并不等于市场上没有辣椒。但也许是长期形成的口味，总感觉外地的辣椒只辣不香，不像老家的辣椒又辣又香，甚至越辣越香。再加上其他物料的差异，即使自己在家烧饭，也很难做出那份熟悉的味道。
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温州的大街小巷里，外地风味的饮食摊点渐渐多了起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自己喜欢的“家乡味”。只要有空，我常会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同乡去解解馋。
因了那份熟悉的味道，离乡背井的孤寂感也随之消失。
二
在温州生活几年后，因工作调整，我把家搬到了上海。
沪上有名的“黔香阁”“老坛”“黔庄“等黔菜馆很快进入我的视线，不止一次地光顾。但离家还是有些远，去一次并不容易，不能随想随到，多少有些遗憾。
老板们似乎特别善解人意，好像专门为了方便我似的，不经意间，我家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也开起了口味正宗的家乡菜馆，其中有一家叫“黔飨”的离我居住的地方还很近，而且开通了美团外卖。这样，我们有空就到店里饱餐一顿，听听乡音，叙叙乡情，没空就点份外卖到家里，同样吃得有滋有味。
谁知刚在上海安营扎寨，我又被公司调到杭州工作，过起了平常在杭州、周末回上海的“双城生活”。
初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打听有没有贵州菜馆。于是，有老乡热情介绍，先是“遵义羊肉粉”，再是“凉都黄牛肉”，再后来，一家名叫“贵之恋”的菜馆进入眼帘。这家由遵义籍女老板王兴红开的馆子，囊括了贵州主要的特色菜品、粉面。因为离得近，也就成了我三天两头光顾的地方。最近居然又发现，就在我居住的小区旁，新开了一家“花溪牛肉粉”馆，更是近水楼台了。
这样一来，无论在杭州还是在上海，只要想吃家乡菜了，随时都能一饱口福。
三
我离开贵州二十六个年头，其中有二十一年的时间，每年三月份都要随所在公司老总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公司董事长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要在北京待上十来天。
每次一到北京，我就会查询哪里有贵州菜馆。到了饭点，只要不是统一安排的聚餐，我都会自由行动，寻我的家乡菜去。
感谢网络，偌大的北京城，不难找到胃口的最爱。我会根据离住地的远近来选择去哪一家，以确保及时赶回，不影响工作。“醉三江”“甲秀缘”等在北京有点名气的贵州菜馆，都曾流下过我的足迹。
有趣的是，有一次，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温州朋友陈女士到宾馆看我。我约她一起去品尝贵州菜，她说：“我都替你找好了，附近有一家你们家乡口味的酒店，名字就叫‘家饭香’。”哈哈，知我者陈女士也！
我跟着她到了这家酒店，上下两层，场地不算小，满屋的陈设也极具“多彩贵州风”。我点了些较有代表性的菜肴，如“酸汤鱼”“凉拌折耳根”等，和在老家吃到的没啥两样，确实很地道。
此后每到北京，只要时间充许，必去“家饭香”。
有一年，我随领导参加完全国“两会”后，接着在北京大学脱产学习了四个月。其间夫人带着母亲、儿子到北京游玩，我请他们到“家饭香”吃了几餐，六岁的儿子居然吃上了瘾。当他们结束北京之旅先行返程的时候，儿子居然不想走，要留在北京吃“家饭香”。
嘿嘿，套用一句广告语：“家饭香，吃了就是香！”
难怪儿子也这么喜欢。
四
由于疫情等原因，我已好几年未到北京公干，但“家饭香”以及其他家乡菜馆的味道一直留在记忆里。
好在， 如今交通四通八达，家乡人的观念也非常开放，不光出来打工的人多了，而且出来创业的人也多了。许多人看到了“舌尖上的商机”，在各地开起大大小小的贵州菜馆，把家乡美味带到了四面八方，以致我们这些对家乡饮食情有独钟的游子，随时随地都能满足一下挑剔的味蕾。
走到哪儿都会遇见“家乡人”，走到哪儿都能吃上“家饭香”。这样的情景，不正说明，大时代下，人类的迁徙越来越自由，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自主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