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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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山花》是著名苗族剧作家杨胜勇生前编剧的一部电影故事片。不知怎的，听到他不幸辞世的噩耗，瞬间映入脑海的便是这部故事片的名字，是那漫山遍野的“苗山花”。
我和杨胜勇先生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极深。
那次是在五六年前，大概是个春天，或者春夏之交的季节，总之是天气转暖的时候。杨胜勇和已从黔南州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休，又受命担任黔南州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的胡品荣老先生一起来到浙江杭州，为其编剧（合著）的32集电视连续剧《邓恩铭》募集拍摄资金。
该剧主人公邓恩铭是从黔南走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16名代表之一。正是邓恩铭和他的同志们开天辟地的举动，唤醒了沉睡百年的中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拍摄这么一部电视剧，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心声。杨胜勇和他的合作者呕心沥血创作出这个剧本，也算是顺应时代的使命担当，理应得到积极的回应。
众所周知，一部影视剧要走向银幕，并受到观众的好评，除了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和演员阵容，还得有必要的资金支持。钱不是万能的，但要拍摄出一部影视剧，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且，绝不是个小数目！编剧者多为单枪匹马的创作者，并不具备雄厚的财力，对影视投资经营方面的事情也未必擅长。自己辛辛苦苦写出了剧本，还要四处化缘，筹集拍摄资金，也真是太难为了。
杨胜勇是个心底善良、充满理想的人，他觉得浙江经济发达，企业家思想境界高，肯定乐意支持公益文化和影视事业，所以乘兴而来。想法是合理的，现实却很骨感。各家都有难念的经，各自都有无奈的事。乐意出资，也有实力出资者不能说没有，但这当中有个机缘问题。机缘巧合，一切顺理成章。机缘不巧，“知音”难觅，往往失之交臂。这样的事我已见多不怪，我身为打工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爱家乡莫能助，也只能默默祝愿杨先生好运！
在杭州，我以老乡的名义请两位领导吃了一顿便餐。席间谈天说地，谈他们此行的打算，谈未来的规划。胡主席沉稳、幽默，杨胜勇开朗、爽快，说话高声大气。讲到激动处，老杨还会来几句“带把”的粗话，十足的性情中人。那次便知，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随身带着注射剂，每天自己动手打胰岛素。我亲眼看见，他麻利地捞开裤脚就往腿上扎针，吓得我不忍直视，心想这也太猛了吧。但转念一想，一个敢往自己身上扎针的人，有什么困难会难得住他呢？
在他们的行程安排中，除了浙江，还准备去山东看看。因为邓恩铭烈士生前的革命活动区域主要在山东青岛，也是在那里被捕牺牲的，他的事迹在山东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当地相关单位或个人能助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匆匆一聚，别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行走。他们那次浙江之行收获如何，山东是否成行，我并不清楚。但从媒体上有关杨胜勇的介绍中，提到这部作品，文字表述始终是在“筹拍中”。让人想到的，要么是资料未更新，要么就只能理解为“条件尚未具备，拍摄仍需时日”了。
公开资料显示，杨胜勇生于1957年，先后担任过两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当过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州环保局副局长、州史志办副主任等。这就是说，他的编剧生涯完全是份“业余爱好”。他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牺牲那么多时间去做一件充满不确定性，有时还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得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和强大的意志力！
我注意到，杨胜勇在工作之余“客串”完成的作品中，除了《邓恩铭》等仍在“筹拍中”外，由他独立或合作编剧的《生死追踪》《云上之爱》《姑噜之恋》等电影故事片和《布依儿女》《猎手的愤怒》《浊浪》等电视连续剧均已搬上银幕，在央视和各地省市电视台及电影院线播出（放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相关作品还获得了国内外影视大奖。众多作品中，《苗山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电影故事片之一，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女英雄熊三妹与她的大哥、二哥发动苗民起义，成立农民自卫团，经过多年奋战，迎来苗乡人民翻身解放的感人故事。这些成就的背后，艰难可想而知，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在我看来，“苗山花”并非某种具体的花的品类，而是在苗岭山乡艰苦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长、开遍山野的花朵。它既隐喻了苗族女英雄熊三妹如山花那般洁白无瑕的心灵，也象征着苗族同胞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都说“诗言志”，而影视剧，也是创作者的理想寄托。杨胜勇喜爱“苗山花”，赞美“苗山花”。他那心中的“苗山花”，寄予着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倾注了一生心血。
“苗山花”花开不败，杨胜勇却已走在天国的路上。
愿他安息！
（文载《企业家日报》2022年5月25日第八版“潮头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