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纠偏陈子昂

柳宗元纠偏陈子昂

唐朝武则天在位时，陕西渭南（当时叫做同州府）下邽有个叫做徐元庆的小伙，杀死了御史大夫赵师韫，随后投案自首，造就了一桩案情简单明了的谋杀案。一般的谋杀案，少则一半年多则三五年就会冷寂下去，而这起案情简单明了的谋杀案，却将凶手徐元庆载入了文学史，千百年来代代“炒作”！为什么呢？因为这起案子涉及到唐代两个大文豪陈子昂和柳宗元，从而成功的吸引了后来历代众多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眼球。

事情的情节比较俗，接近金庸小说的某个章节——为父报仇：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时任下邽县尉（相当于现代的县公安局长）的赵师韫正法。随后，赵师韫升任京官，当时的京城在长安，离下邽不远，算不上“远走高飞”，但身为草民的徐元庆却是无法接近的。徐元庆是个有点心机的人，于是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当时的政府招待所）做起了服务员，实施了“守株待兔”的计策，终于有一天，赵师韫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遇，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地收拾掉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该案发生的背景和现在不一样，当时的国家管理是靠“礼部”（相当于教育部）和“刑部”（最高法院）共同治理，讲究“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孝敬双亲”是被明文写进礼部和法律条文的作为人子的必须尽到的职责，而不像现在法律条文软绵绵的规定的是“应尽的义务”！如果杀的是一般人，也许会成为“楷模”，但毕竟杀的是高官，是“以下犯上”，因此，该案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法”与“礼”之间的争议：徐元庆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表彰？

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出发点良好，动机高尚，是个孝子，应该受到表彰，如果不表彰的话，朝廷最少也应当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朝廷即将认可这个结果，做出这种决定时，陈子昂登台亮相，力排众议，写下了著名的《复仇议》，《复仇议》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

陈子昂的意思是，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法律条文规定必须判处死刑，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换个角度，徐元庆将杀父的仇恨牢记在心，化为行动，手刃仇敌，孝心感天动地。所以，陈子昂认为，对徐元庆可先实施死刑，然后举行表彰会，表彰他的孝心！

陈子昂的《复仇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争议，得到了朝野的共同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结案了，并被收进了法律教科书，以后若有同类案件，照此办理。

一百多年后， 柳宗元登台亮相了。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认为陈子昂脑袋进水被门板夹扁，导致人们的法制思维严重混乱！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也就是说，徐元庆一案的要点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罪，如果父亲有罪被诛是罪有应得，而徐元庆谋杀朝廷命官就是犯罪，按罪应斩；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无罪被诛，赵师韫就涉嫌草菅人命，徐元庆谋杀赵师韫这种昏官就是为国为民除害，应该表彰。

所以柳宗元认为，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陈子昂分析的既有罪又无罪的概念只能扰乱人心，让人无所依从，导致“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

最终的结果是：陈子昂被柳宗元PK掉，陈子昂原有的收进法律教科书的建议被柳宗元的建议所替代。

柳宗元不因为陈子昂是文豪而盲目崇拜，敢于纠偏陈子昂，一方面体现了文人的胆气和正气，一方面也推动了当时的法制进步。而《复仇议》和《驳复仇议》这两篇美文，则成为经典范文，代代流传，代代赏析。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柳宗元的观点也立不住脚了，毕竟是法治社会了，个人是无权替代司法机关宣判他人死刑并执行的了，所以现在咱们要纠偏的话，应当说：陕西的这个乡党，要伸冤，应该走法律途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