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皮背心

每当走进服装店，看见那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毛皮背心，我的心就象针扎一样疼。悔恨、自责、内疚一起涌上心头。父亲那件令人难忘的毛皮背心就浮现在眼前。

那是件破旧不堪的毛皮背心。虽说十多年不见了，但它早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怎么也丢不掉。背心是青布面的，里子是狗皮，有黄色、黑色、灰白色几种毛色。我最后看见它时，已经成了五颜六色的“百衲衣”了。

听父亲说，还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一天晚上，有个饿得蔫呆呆的过路人，走到我家要求借宿，父亲同意了他。摆谈中，得知他家比我们更困难，父亲当即就把家里仅有的几个蕨根粑送给他。第二天一早，那人悄悄留下一件破旧的毛皮背心走了。从此，父亲就穿起了这件背心。

记得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年头，家里有6口人，我和弟妹都小，母亲多病，全靠父亲挣工分。那时，父亲虽说不到50岁，但身体瘦弱，6岁亡母、9岁殁父，生活的重担已把他的身体压驼了，背上象背着一个淘米的筲箕。两只手像粗糙干巴的树枝，冬天常裂着许多流血的口子。寒冬包面积犁田，可以多挣工分，许多人怕冷不愿干。父亲却天天泡在刺骨的水田里。我放学后常去田边割草陪着他。

有时，望着父亲哆嗦发抖的身子和揩不尽的清鼻涕，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滚了出来。我赶忙找些干谷草，烧着叫父亲烤一会儿。他苦笑着说：“不……不冷…，我……身上……穿得有……皮货。”他在骗我，怕耽搁犁田少得工分。我清楚，父亲身上除了那件背心，就只有一块头帕，一条单裤，一件透得着亮的单衣。

以后，我考进了县城高中。尽管学校发给一定的助学金，但每月还得交几元生活费。我必须每月请假回家一次，与父亲一道，帮人挑东西找钱。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要想给生产队长请假找钱，显然不行。父亲就说送娃儿进城读书，请得一天假。

头天晚上，偷偷把担子收拾好，准备两个饭团粑，第二天天没亮，就挑着担子上路。要挣得5元钱，我和父亲必须每人挑100多斤重的东西走60多里路。父亲挑担子，不管天冷天热，都脱不开那件皮背心。每回挑担，我都不忍心自己一个人跑在前头，总是让父亲先走，自己跟在后。我这才发现，父亲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头发白多了，手臂的肉也少了，蚯蚓般的青筋更加突出。100多斤的担子压在肩上，“筲箕背”更驼了。

父亲挑上担子，走得很慢，不管是下坡还是平路，很少见他跑几步，两只脚象是灌了铅，挪动起来很吃力。每次换肩，他都要站定，双手反掌托住扁担，脖子偏向另一边，裂着嘴，脚使劲踮一下，才能将重担移在另一肩上。多亏身上那件皮背心，要不然，两个肩头早就磨烂了。每当这时，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一咬牙，我超过父亲拼命往前跑，走到恰当的地方放下自己的担子，又跑回接父亲，帮他挑一段路程。歇气时，父亲就脱下皮背心卷拢垫坐。

到了交货地，父亲把换来的钱全塞给我。我要给他买碗面，他不准，说是少吃一碗面，让我在城里看场电影。父亲脱下背心垫在街边石坎上坐下，拿出两个饭团粑，这就是我们的午饭。我一边啃，一边流着泪。吃完，我该继续往前进城了，父亲又要挑着几十斤东西返回。望着远远离去的父亲那瘦小的身影，我的眼睛又湿了。

高中毕业，我应征入伍。离家那天，父亲送我上路。几次回头，都见他正撩起皮背心的衣角擦泪水。望着父亲干瘦的双手和脸上的泪珠，我的心碎了。

为了安慰父亲，我对他说：“爸爸，您这件背心换得了。等我到了部队，我用津贴给您买件新的。”

父亲高兴地说：“新的太贵，买件半新的都要得。”

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头。没过多久，父亲得了严重的吐血病。要花钱给父亲拣药，买背心的事还没来得及办，父亲就过世了。穿衣入棺时，母亲要换下父亲身上那件皮背心，我不同意。

父亲一生中给了我们许多，我给了他什么呢？这件旧背心还是让他老人家先穿着吧，等我有了钱，一定买件全新的貂皮背心捎给他。

十多年了，貂皮背心捎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