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城的人们

纺织城的人们

上中学时，我写过一篇题为《纺织城的春天》的文章，颇得老师的夸赞。因为时令正好是春天，花红柳綠到处欣欣向荣，笔下自然就有了色彩，纺织城也就分外的花团锦簇起来，老师身在其中，不免要由喜而夸了。

其实纺织城的叫法倒是很牵強的，仿佛雾绕青山，半实半虚。要说纺织，这是确确实实的：沿着地老天荒的浐河东岸，紧贴着坡上坡下的地方，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一溜摆儿建成了西北国棉三、四、五、六厂和西北第一印染厂。要是站在南端的高处，一眼就可以看到有如锯齿，有如波涛的厂房排比而来，似动似靜非常壮美。其中五厂织布车间还是亚洲第一，就是说它的布机是亚洲最多的，这些都给纺织城的人大增了体面。

而“城”则是虚拟的，是想象出来的。虽说解放多年了，这里已不是匪盗出没的地方，“城”则还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如果顾得上，也说不定会筑起一道城墙来，因为高高低低的四周是空旷的，没有遮拦。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喜欢用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把自己圈起来，因此便发明了墙，又发展成城，便安安生生地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所谓“市”的活动，这便是中国“城市”特有的定义。

按说，本来没城也没门，这里的人完全可以不把自己关起来，也完全可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把纺织城的地域扩得大一些，因为没有谁会用“城里”“城外”来限制你。但是，不！纺织城的人又缺少这种挥弘的气概，以致使纺织城的面积是很小的。它的主体占用也不过三几个村子的范围，仅仅十四平方公里大。如果你坐上小车，不到抽两根烟的功夫就可以兜个来回。现在的老年人准能记得起来，脚下的地方原叫郭家滩，连当年拉着一道铁丝网围起来的派出所也叫郭家滩派出所的。荒漠到只有三厂水塔那儿有一家可以买到酱醋盐和大头菜的商店。以后在蒿草和板棚中间拆拆盖盖地有了三厂商店。又从三厂商店向两边延伸着，才有了两座“丅”型营业厅和一个半园圈营业室的纺织城商场，在四厂的十字口有了邮电局。后来又迁来了享誉西北的“一间楼”泡饃館，至于医院、学校、煤粮店等等多是挿空填補的。纺织城的人们就像六千多年前的半坡先民一样，非常氏族化地汇聚在这里，一起生活着和建设着。不知当年是谁有心有意地釆选了这个坡上有坡，塬下有塬的地方来。偏远而又神秘，他肯定对纺织城的人寄有厚望，盼他们能自成体系地建造成子孙后代万世不移之基业。

当这儿能把棉花纺成线、织成布、染上色又印上花之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让人不解和着迷，必然会惹动许多人要来寻根问底，探索究竟，地方政要们便不时地要陪伴他们来参观访问。在国际友人面前，我们的帶领者也往往会掩飾不住地在展示过程露出炫耀的神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有趣也最难得的是，连刚刚获得了公民身份的末代皇帝傅义都忍不住要来走一走看一看。他可是中国历史绕都绕不开的人物，可惜被参观的现场沒有谁能认识他。

“车间”倒也寻常；“龙档”却有些别致，这都是生产区域里的称谓，可在生产者的心里口里竟然无比熟识和亲切。在一派的耕云播雾里，织女们身轻如燕，不停地巡迴往来，一任飞梭弄巧、银光闪耀。在参观者眼里，到处都是纱、是布，如在溪旁、如在瀑底，不由会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不想这动人的场景，大都被那些高鼻子的友人们装在相机里，帶回到世界各地去了，因为他们也要展示……

在繁忙的一个班次快要过去的时候，接班的工友已经到了，她们得匆匆收拾一下才离开车间，在戴着白色工作帽、又随意让帽沿下飘出几络刘海、穿着印有红字标识以区别是“几”厂的白色围裙的女工们，几乎同时踏着一个节拍，从各厂的大门走出时，街上就立刻被涌动着的人群占满了，这才是几十年前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线。她们说着笑着离开了来来回回走动了一百多华里的陇档车间。从他们用脚尖走路的轻盈盈的步子里，你能看得出她们奉献过后的那份愉快和满足。

上海籍的女工，真是“呱呱”叫的，开口闭口都自称“啊娜”。是她们把城市文明帶来了，从衣着到发型，都不住地在向世人示范着；因为有“讲吃讲穿”的特点和爱好，他们或她们，一眼就能在街头的人群里分辨出同是为支援大西北而来的家乡人，一高兴就生出“我们来了，你们也来了”的亲热。接着，就有了一阵快得分不出音节的，“唧哩嘟噜”的询问和交流。满含情愫的吳越软语自是好听，又非常难懂。作为一个圈外人，任你再怎么用心也还不知所云，真个妙不可言了。而那彼此间的动人姿势和态度，准能让人看得眼饞心热、不能自己。四川籍的女工，虽不很在意穿着，但爱“吃嘴”的习惯却是少不了的，或麻或辣，不时地要打打“牙祭”。一说起话来又特别悦耳动听，光是一句“啥——子”就能让人品味半天。再加之河南的泼辣和陝西的冷倔，使这儿真成了童话的王国。正是这群嫦娥和织女的姐妹们，使西安人多了许多话题、梦幻和希望。“女儿国”的出现，使西安人眼里的月亮也比先前亮多了。一时间，这儿成了西安人向之往之的地方。有名有姓的男人们，想方设法和这儿的人拉关系。当年没有婚介所，所以要拜倒在石榴裙下也不和跌跤一样方便，不是想拜就能拜想倒就能倒的。谁能有幸找上个“纱女”做对象，和前些年要找个大学生一样难，人们认定了这能给他的生活和事业铺张开美好的前程。秀美、文靜而又热情的群体把她们一个一个塑造得风情万种。白云做纸，画不尽她们的俏丽，就是把全国的作家都招请过来，也一样写不完她们的情怀。何况这儿能拿起笔来描绘她们的工人作家，也只有一个杨大发。

那时候，工厂虽也讲求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等，但那都是领导们的事情，至于效益的多少并不放在她们心上。她们只知道，在她们织的布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光这就夠了。她们曾为此感到过光荣和自豪。至于她们的厂还是纳税大户等，她们压根儿就不想知道。她们并不计较自己为国家创造了效益，增加了积累，她们只知道国家给她的工资不少。而国家也似乎从一早就注意按效益的高低付酬的，只是还未作到。所以凡是要票证之外的议价肉类和菜蔬都尽量考虑着她们，而且一拉来就兜了底。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这儿的供应缺口的确是太大了。有人不无羡慕地讥笑过纺织城的女工，说她们“嘴馋又好穿”！他们哪里知道，她们也常常是锇着肚子，急急忙忙地把从食堂买到的饭馍帶回家去，从另一方面再尽作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四厂出了个林秀英，便你争我赶，她们有谁是愿意屈居人后的呢？

纺织城也确确实实辉煌过，好像都是因了一个特有的“城”字，于是事业和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都很快被“城”化了：西郊成为电子城，南郊也叫教育城了。

……

然而现在，这个发祥地却衰落了，作为国家倚重过的纺织业也一样陷入了困境。当年领过风骚的一代英模们，大多老了或半老了。而最让他们不能开心的是，正当她们提神聚气，像运动员的最后冲刺一样，准备再大干一场好收功。因为人的一生，图的就是个功成圆满，然后才可以在人前说得起一句“我这一辈子……”的话。没料想，厂宣布的下岗名单里竟有了自己的名字，表明厂不再需要自己了。最不堪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公布拦正是当年张挂光荣榜的地方。从这个厂出出进进了几十年的职工，一时间成了多余的人，不得不抺着眼泪离开。恋棧的感情是别的人难以体味的，活生生的，怎么一点儿温情都没有？还有那些年岁稍大又很精明的老职工，心急火燎地盼来了可以顶替的政策，竞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来不及说，就急急忙忙地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算是给孩子腾了个岗位，让他们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功成名就地把满身的荣耀帶回到家里。虽说原本是打算要安度晚年的，却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子女，只怕他们赶不上自己的当年，总是希望他们能干、他们体面。可是没待多久，子女们就被要求分流了，真正没留下来的，只好买断了工龄，揣上几万元回到了原点。

……

在许许多多的无奈中，他们已经记不起来曾经的过去了，真个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没有叹息，没有抱怨和不平，变得冷静而实际。

他们什么没有经过？三年困难不一样也熬过来了！他们相信，灾难不管有多大，都是暂时的。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告诉给子女们：“不要怕，只要一忙起来就好了！”这和黑夜一过去天就亮了是一个道理。但什么时候才能忙起来呢？他们都不知道。正在徬徨无顾间，文艺路冒出了布匹巿场，这颗本该要在纺织城就地生根发芽的种子，不知什么时候被一只怪鸟叼去了。真可以说，天地无私，机迂同在！春天来了，你能不让谁家后院里的树木开花！巿场经济就是这样，它没有地域、没有限制，完全不是由谁划定的，而且是谁想占也占不住。即使一时占住了，它想要飞就飞走了，来去自由，无拘无束。虽说无规律可循，却有原因可找，这是没有道理的“理”。只有纺织城的人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惊悸之余，他们在痛苦地回忆起早些年前的事：当精明的南方人提着大包小包的现金，用低价在纺织城兜圈子把坯布买回去，上色印花之后又卖回到西安来时，对花布特别敏感的纺织城人曾着意品评过，作为懂行的消费者，还以大哥大姐的身份，不无爱怜地关照和抱怨过他们太会作假，怎么能把布拉长了拉宽了也拉松了？好像不是名家的人把他们写好的一篇文章改坏了一样。但一调头，一样地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又一样地上街去风光，而当时的现场表现也只是嫌贵。“啧啧”之余，又不无夸赞地用地道的陕西土话说：“你们南方人嘴甜，也真能‘日鬼’，咋地只打了个转身就把钱赚了!”他们真没想到，这根本就不和是小两口儿拌嘴之后，只须她含娇帶嗔地用指头尖儿在他小白脸的额头上那么轻轻一戳，就雨过天晴了。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和竞争。就在他们向朋友展示自己买的衣料时，巿场——已被这些不起眼的“小商”“小贩”夺走了。“我们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把这几个厂组织起来，在自家门口把布匹同纺织机械和配件等等也帶起来，开建一个综合性的纺织品巿场呢？”在反省自责和一年又一年的苦苦等待之中，新的一九九八年终于被等到了。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再苦再难，一年总该有个好的开头。也不是中国人喜欢等待和爱讨吉利，中央不是每年都要发一个“1”号文件嘛，为了救治农业，五年来连发了五个“1”号文件，奇迹才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不料上海纺织业却像和谁过不去一样，率先砸了纺织机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工人自己砸了机器，这叫外国人知道了，又不知该会怎么说？可当时的新闻评论却将其名之为“九八第一锤”！他们和她们统统被砸懵了，才知道这次不同已往的是，不再是简单地“停”或“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了。以至于弄到非常被动地把56万纱锭的家当推到前面去挡风。手捂着心口，闭着眼睛等着第二锤、第三锤，心冷冷的直往下沉。在风云变幻中，我们纺织城的人们呢？怎么一到“世事有变”，遇到非常时期，便一齐没了主意：领导们或张皇失措了无声息；或迟钝麻木困顿固守。而跌入愁苦之中的工人群体，也只会徒自面壁。被动忍受耽延日月，没有谁会找到一个自我来！纺织城的人怎么会成为这个模样呢？工作使人失去了依凭；生活竟使部分人失去了刚性，难道烧红过的一块钢铁，一经退出炉膛就一定要变黑变冷吗？过去像小孩子一样拿着蒸馍换糖吃的傻事都不说了，落后的现状把纺织城人争强好胜的心理冲撞得支离破碎，便在无可如何中非常无聊地计较起西安人的势利来。醋意津津的越来越想不通，越来越受不了人们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称贊，认为是別的人没见过世面，说他们的眼皮子太淺了。然而，改革是无情的，它不相信眼泪，也顾不了这许多，又压根儿不在这些方面评判是非。何苦来呢？纺织城的人们不痛挖自己的思想根子，却把注意力消耗浪费到这些方面去了。

明朝奉行和坚守格物致知的理学大家王阳明提出过破“山中贼”易、破“胸中贼”难的话题，当然，这是他老先生的独家学术用语。如今把它借用过来，说明在郭家滩这块地方上从事过和从事着纺织业的，被一圈无形的“城”围困了几十年的人们的心态还是可以的。真是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这能怪得了谁呢？在佛学思想话跃的南朝，惠能和尚所以能继承先辈的衣钵，成为六世佛祖的原因，在于他最俱佛家的眼光，超凡脱俗地作到了视而不见。可我们这儿的主人们，一个个都物欲太重，不但“有”的丢不开，连“无”也一样舍不得。明明“本来无一物”，连个影儿都没有，却要以假作真，以无为有。好像家家都有一位掉光了牙齿的老奶奶，终日念念叨叨地用了虔诚和固执，硬把“城”的概念镶嵌在每个人的意念中，让他们守方守圆，时时刻刻都不能忘情于“城”。真是要把装饰当成标帜和图腾。春蚕虽也作茧自缚，但它终会把茧咬破了钻出来的，而我们的人呢？一走不出去，不还是像囚犯似的会陷在“城”的束缚之中。纺织城的人太愛“城”的叫法了，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好在纺织城的人有了痛苦的体验，在国家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昭示下，除五厂之外，让华诚集团的唐华公司入主了所有的纺织厂和唯一的印染厂。这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这是无可选择之后的选择。虽然他们还不大情愿把“自己的”厂就这样轻易地交给生面孔的外来人管，但纺织城的“门”却是他们从里面打开的。或者他们也曾比较过，如果把厂和自己一块交给高鼻子兰眼睛的人又该如何呢？九八年三四月间，四厂也砸过纱锭，十二月中旬，六厂也轮起大锤砸了五万纱锭，算是对上海之举的响应，把冷落了如许时日的题目又拿起来作。难怪有职工在抹泪，因为这次他们的理解算是到位了，这实际是在敲他们手里的飯碗。而唐华公司就是先从这里入手的。所谓的更新观念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它用行动在解说着自己的思路。还继续使用建厂时的设备生产，就是保护落后，就是始终要与个体企业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不更新，不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将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局面。以六厂为例：十万纱锭5000名职工的规模，砸去五万纱锭之后，还应该保留五万纱锭和2500名职工，可现在，只留1400名人在岗，最终还将争取减到1100人，仍然会完成原来数量的产品，以最少的投入，谋取最大的效益，这永远是企业追求的目的，即是你对企业全然不懂，也会算这个账。但要让一半以上的人下岗，却并不是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所谓的“在岗”，不外是可以获得一份能以维持生活乃至生命的工资。你让他“下”，就是要断他的粮炊，当你用手扼住他的喉咙时他就会拿你作仇家，威胁、殴打、动刀子、上吊，人一急红了眼，什么事做不出来！但接管者抱定了一定要先让企业好起来的宗旨，因为这是所有人最为关心的。对干部也一样，一个十五六个人的科室，要动到三几个人。机制更新、机关消肿、减肥，不再是说给职工听的。企业老了，这只几经风雨的船朽了、漏了，载不动了，只有把救生圈以及一切能漂能浮的物件和部分人，其中可能多是些精壮的人要一起丢到水里去，才能避免全船的人葬身水底。你能在这个时候说生命对每个人都应该是公平的吗？说实在些，人的生命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样的。厂完全按需要而不是按资历、按关系，既不讲平衡，也不作照顾，即是两口子该留的都留，该下的都下。对双下的职工，又有小孩上学，生活一下子跌到了六十年代的水平，工会将一家一户地给以补助。厂就是这样用一手硬一手软的办法实现了分流，又很快地在安置上作文章，除能消化和可以输送到外国去打洋工者外，还准备筹办以家庭为单位的針织厂等，吸收他们去就业，之后还要遂步地将厂办社会这一部分从厂剝离出去……用几个月时间，从压锭到裁员、到安置，使企业在减负、在自救中得到新生。从现在减亏效果明显，估计再经三几个月的努力，就可实现扭亏。每个企业都在阵痛中发生着变化，但还得改还得变，不是见到一点成绩就喊初见成效，也不把巿场温度回暖看成困难即将过去。困难是永远要有的，假设在一段时间里非常奇妙地没有了困难，你也必须明白自己发展的潜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你将依什么参与国内和国际的竞争？是你的设备、技术还是人员素质？今年公司还打算要在各厂再砸五万纱锭，再裁数千名职工。改革是永远不会停步在某一个点上。一番风雨过后，才使一些员工明白了陷于困境的企业最终还得靠企业自身救自身的道理。让人们扼腕痛惜的是：企业和职工为明此理，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得不让人发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概。而被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着的“纺织城的下一代”和“纺织城的下一步”也在痛苦的浸淫里艰难地摸索着和前进着。当然，唐华不是救世主，对于改造的各个方面，他们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手段。无怪人们求全责备，终因为过去欠职工的债太多，而每个企业又都说过太多的空话，在一个个希望都破灭了之后，才知道要看结果。出水再看两腿泥，所以对唐华的作用，也即成绩和过失，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沉默着，表示难于评判。而这家公司倒也坦然，只希望纺织城的人能拿出改革的精神和勇气来。或者在认识“统一”了之后，联合的力量一旦形成，把收拢的五指揑成拳头，完全可以办原先各厂想办又办不到的事，这是基礎也是准备，总之是要把纺织行业、把纺织城地区提高到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位置，改造成一个客商如海的纺织品都市。就凭这里是灞桥区政府所在地，是门面，区上自会运用政府行为把外部环境改造好。

由于纺织城人员集中，住房困难突出，便一栋接一栋地又拆又盖，几十栋楼房拔地而起，一切都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但还是跟不上趟，临街在建的楼房有些成了胡子工程；一些五十年代的土坯房还挤着一家老老少少，这说明资金比住房更紧张，款项一时不能到位，但还是不停地拆着。这家院子昼夜不停地打着地桩；那家院子的白灰又飞过墙头，可谁都没有找上门去制止或者诉诸报端。这不是因为扯平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让和谅解，而是一场几乎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参加着的改造纺织城的大会战。因为在封闭的圈子里住久了的纺织城人，总是在拿“过去的尺子量现在”，他们爱打踅脚去老地方转，比如一出北门，一条通天大道和西边无数座盖好的和正盖着的，一时仰着头又数不清层次的高楼，把纺织城人的眼睛都看直了。往日胡同一样的街坊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了，这自然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兰图和样板。故然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能给人们以多种启示，但最突出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路，脚下有路了人才能出去。《西游记》电视连继剧一开场不是要唱一句：“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主题歌吗？路确实是可以医治闭塞、可以创造繁荣的，只有有了路，才能把子虚乌有的“城”的概念和每个人心中影影绰绰的“城”完完全全地摧毁，让它尸骨无存。只有“城”破，才能业兴。拥有了这些认识就是拥有了前途和光明，何况改革开放这些年，又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是困难、越是落后的地区，企业和个人就越有可能成为最优异者。虽然也有好的越来越好，落后的越来越落后的例子。

好在巿政府要修多条高速公路，有以纺织城为起点的，力图把这里和色彩斑斓的远方世界联接起来，立即会给人一种随流入海的感觉。厂子活了，外部环境也好了，纺织城的明天，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创、去建设。

近日最惹人注目的是，一过浐河桥，进了纺织城的周边地域，街道边门墙上都刷写满了打着大园圈的“拆”字，去旧图新，告别已往，正在非常权威地勾划着未来。无人甘于落后，因为在这一块地方上生活着的人们，有创造辉煌的基因，他们没人服输，设誓要把失去的荣耀再夺回来，让春天永驻！

1998-2001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