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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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就先从我居住的那座大院说起吧。
那座大院与普通的居民大杂院颇为不同。说它不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名号，而且在县志里有明确的记载。这个大院初建的时候占地面积就很大，西侧辟为“香卿茶园”，由茶园向东，转过街角向北，再转向西与九区大车店相隔，由几十间房子合围成为了一个正方形的院落。待我出生之后，“香卿茶园”已经渺无踪迹了，但翻开县志，上面明确记载着：香卿茶园“系私人合资，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建成”。茶园1947年改建成了电影院，同时也作为剧场使用，民众习惯上都称它为老戏园子。茶园改为电影院，从时间点上看，无疑就是东北“光复”后的时代变迁。那时的老戏园子青砖到顶，分为两层。戏台在园子里的北侧，南侧和东西两侧则建有相互连接的敞开式包厢，居南者为正厢，横排十三四趟座席，东西两侧为侧厢，各设坐席四排。而所谓的坐席，不过就是长条板凳。剧场正上方的棚顶，点着一盏大汽灯，舞台上，靠近台口的地方，棚顶也有一盏汽灯。那时家家都点煤油灯，便觉得剧场里的汽灯明亮极了，整个剧场如同白昼一般。二楼东西两侧都留着窗子，刷着红油漆，夏天剧场里闷热，窗子便都敞开，站在院子里就可以听见戏台上的锣鼓家什响。剧院东山墙外面建有室外厕所，垒起一道高高的土墙，与大院里的居民厕所隔开。院里大一些的孩子有时就跳过墙头，装作上厕所，溜进剧场里去看戏看电影。剧院东大墙北侧还开有一个小门，一来夏天敞开可以为舞台通风降温，二来演员也可到院内如厕，第三，冬天取暖季节，也可通过这个小门，挑土篮运煤进锅炉房。我当年正是通过帮锅炉工装土篮，作为奖赏，多次被他领进剧院里看电影。由“香卿茶园”东侧围起来的这个“匚”（读fāng）字形大院，临南直路建有一趟平房，中间留着一个一人多宽的小角门，进入角门约十步，又见一趟平房，这就是茶园附设的妓院了。据《肇东县志》上记载：“伪满时……肇东街有妓院二十余处……多集中于‘香卿茶园’东侧。”其实，与“香卿茶园”相对的路南那个大院，也有一个这样的小角门，进去之后房舍前后紧密排列，隔成一间间小屋，我猜想这里也是妓院，因为我知道一个妓女就住在那个院子里。上小学后，我时常去那院里找我的一个同学玩，看到他家的住宅，与我们大院南趟房妓女所住的屋子的格局大同小异。县志记载，除了“香卿茶园”，当时小五道街还有高丽妓院一处，正阳二道街有日本妓院一处，都能看出是“满洲国”留下的遗迹。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到前趟房妓女住的屋子里看过，三间房为一组，中间开门，间壁墙都是用木板隔断的，刷着墨绿色的油漆。屋内南侧，家家临窗一铺火炕。光复后那些妓女都去了哪里，不知道，从我记事起，一整趟房子只剩下一个妓女，嫁给了一个锡镴匠。两人领养了一个孩子（都说那孩子是大姑娘生的），和我同岁，我们经常在一起弹琉琉、搧啪（读pià）叽，只是“文革”闹腾起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锡镴匠和他的儿子了。
大院东侧是一趟一面青的房子，紧邻着南北向的五权街。这趟房子北边有一个小角门，南边开了一个大门，当腰那几间房子是赌场。当初可能是为了大院的安全起见，角门和大门都装有厚厚的木板门，一到夜晚便落了锁。整个大院里设有赌场、妓院，还有戏子的宿舍和食堂，拿今天的话来说，也许该叫“娱乐中心”了。小城光复以后，房产都归了公，平头百姓住了进来。我家就住在院子北趟房的中间，原来属于食堂的那两间。小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外屋屋顶上有一个一米高的正方形百叶窗，夏天常常有雨水滴下来，后来我父亲把百叶窗拿了下来，用碱泥抹得稍稍高一些，这才不漏雨了。
大院西侧这座老戏园子，可真是个“有戏”的地方，不仅电影或戏剧开场前，剧院入口前做小买卖的排成一排，吆喝成一片，就是社会上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也常常聚在那里，围成一圈，不时发出一阵阵哄笑。建国后不久，剧场里没戏演，居然成了肃反的审讯“公堂”。二楼开着的窗子里不时传出来拷打声。某一天，剧场两扇红漆大门忽然敞开了，伪满时县劳务股长、劳工运输司令王会亭，一个外号叫“王大板子”的人五花大绑被押上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他民愤极大，日伪时期经他手抓走的劳工就有八百多人。剧场里召开了公审大会，把他判了死刑，立即执行。那天，老戏园子门前围得人山人海，几个端着大盖步枪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大声吆喝着：“让让，让让！”开出一条道来。父亲抱着我，挤在人群中，看那辆马车装上“王大板子”，奔南小山去了。南小山之南，是这座小城的乱葬岗子。我曾跟随爷爷到那里去给太爷太奶送灯、烧纸。那里的坟丘一座挨着一座，夏天坟头上长者一丛丛茎秆笔直的蒿草，十分茂盛……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了，老戏园子着过一场大火。
戏园子的屋顶是起脊的，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显得又高又大。屋顶的黑天棚是木板的，上面铺着厚厚一层锯末子保暖，两侧的山脊也是木板打底，棚顶铺的都是油毡纸。大火是从黑天棚里烧起来的，等人们发现屋顶起火，已经来不及救了，屋顶很快落了架，就剩下四边的砖墙框子了。厚厚的砖墙框很平整，院里的孩子们在上面张开了双臂跑来跑去，吓得站在墙根儿下的大人脸都变了色，大声吆喝我们赶快下来，可别摔坏了胳膊腿儿。也许是因为白天这样疯跑，晚上便时常做梦从高处掉下来，吓得猛然间惊醒过来。
家
再说说我小时候的家。
我家住的，原是戏子们的食堂。这一点，有着明显的标记：一个是外屋灶间天棚上开着一个百叶气窗，这在普通人家显然用不着；二是里外两间房子都铺着地板，这是大院里其它屋地上都没有的。每间房子窗下都担着厚厚的木制窗台板，三扇玻璃窗刷着紫檀色的油漆。后来油漆剥落了，父亲又刷过一次蓝油漆，再后来，就渐渐露出木头的本色来了，原本方方正正的窗格，也变得歪歪扭扭了。母亲每年秋末都要把“窗户纸”裁成一条一条的，打两碗面糨糊溜窗缝。纸条粘到窗缝上，等它稍干些，就端来少半碗豆油，用一根鹅毛翎蘸着，刷到“窗户纸”上，以免冬天上霜结冰使窗纸脱落下来。
我家里外屋有一道木门隔开。紧挨这道门的南侧，是一段砖砌的火墙。烧火墙的砖炉子砌在外屋，走烟的炉筒子吊在里屋，插到炕梢烟道里。两间屋子都是南炕，阳光很充足，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很得眼。炕上铺的都是那种人字纹的炕席。一领炕席价钱不菲，所以人们不到年关，轻易不换新的，若有哪个地方破了，就用一块旧布头缝上，以免扎了小孩子。爷爷喜欢坐在炕头的席子上，戴上老花镜，念书给奶奶听。他的面前，已经变得发红的炕席上，总是摆着一把白瓷壶和一只白瓷杯，瓷杯里的茶汤泛着橘黄色的光泽，升起一缕缕热气，满屋飘着清茶的馨香。
外屋的墙壁上用报纸糊着墙，有时爷爷就站在炕上看报纸。记得有一年，五道街小市场街口“望火楼子”上的“疯牛”（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呜呜叫了好半天。我自出生以后，从未听到过“望火楼子”上的“疯牛”响过，就问爷爷是哪失火了？爷爷告诉我不是失火，是斯大林死了。我长大了以后一查，那应该是1953年的事，那年我四岁。后来爷爷曾经抱起我，指着糊墙纸上一个人的照片跟我说，他就叫斯大林。
屋里的天棚上都糊着棚纸。糊棚纸大约四十多厘米见方，天蓝色的大花纹，一块对上一块，瞅着也挺亮堂。但时间一长，天棚里就有了响动。晚上一闭灯，就像发出了一个信号，不知有多少只潮虫齐刷刷地行动起来，发出一片唰唰的咀嚼声。拉开点灯，又像发出了一个停止的信号，棚顶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睡在爷爷奶奶中间，感到很害怕，老半天也不肯入睡。突然，听到南直路上花轱辘车轧在冬天僵硬的路面上，发出格拉格拉的响声，中间还夹杂着马蹄铁敲出来的脆生生的响声。爷爷好像是在梦呓般说到：“又是谁的大车踅了。”果然，没过多大一会，就听一个人吆喝着什么，噗腾噗腾跑了过去，大约是老板子拎着一杆大鞭子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
到了年根儿前，墙上就要贴年画，有成联的，有单张的。《大闹天宫》《三打祝家庄》《草船借箭》《红楼梦》什么的，都是四联的，杨柳青年画则是单张的。没有例外的是，年年都要贴一张一个胖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水面上开着粉红色的莲花的年画，寓意“连年有余”。每到年画一贴上墙，我就嚷着爷爷抱我看。他抱起我，一边看，一边讲，让我觉得那些年画有意思极了。但年画把炕头炕梢两面墙贴满也是有限的几张，而二商店门前一长溜席棚子上挂的年画要多得多了。有一年，我就偷偷一个人跑去看，结果冻得手脚猫咬一般疼，就大哭了起来。大院里徐叔叔在市场东南角的自行车修理部上班，可能是上市场里的厕所，发现了我在哭，连忙抱起我给送回了家。
我家人口比较多，住着两间半房子，灶间和邻居共用，住对面屋。爷爷奶奶住在一进门的那间，屋地靠西墙摆着一口大柜。柜子似乎是个老古董，紫檀色，柜里分上下两层隔，有个大抽屉样的木匣子可以来回拉动。大柜上摆着一个长条“柜琴”。“柜琴”分两层，上层敞开着，摆着糖罐子、酒瓶子一类的东西。下层有三个扁扁的小抽匣，装点儿日常用的小件物什，如针头线脑啦，剪刀啦之类。奶奶常上小抽匣里翻这找那的。有一年，我发现“柜琴”里摆着一瓶茅台酒瓶子，就想偷着尝尝。我搬来一把椅子，踩着够到了酒瓶，但打开盖一看，却是个空瓶子。我捧着瓶子仰起头往嘴里倒，还好，总算空（ｋòｎｇ）出来几滴，虽然只有几滴，但感觉那酒真是太香了……
外屋北墙上挂着四幅条屛，爷爷说，那上面画的是春夏秋冬四景。这幅联画的作者不知是谁，看起来很古旧。“文革”开始以后，“破四旧”犹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这四幅条屏被刮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在书店里买回一幅竖条水墨画，画面是一个古代仕女，手拿一柄团扇，回眸顾盼的样子。她头上乌发堆云，横插着一根金步摇，似乎每走一步，就能听见细金链自缀着的叶片发出轻轻的碰撞声。她耳鬓簪着一朵黄花，恰与“落花”辉映。画的题款是毛笔草书，写得很潇洒大气，但其中一个“欹”我却总辨识不出来，于是便常常坐在那幅画前一遍一遍看。后来长大了，读到了秦邦彦的《六丑▪落花》，其中那句“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才算弄明白了。字弄明白了，但那幅画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我喜欢看画，但家里却不是什么画都允许我挂。有一次，我在书店买回两张竖条的画，是敦煌石窟壁画的临摹。画面上两个天神都是黑脸，但甲胄鲜明，衣带飘飞，动感十足。画拿回来，母亲却不许我挂到墙上，说不好看，黑乎乎的太吓人了。
人
最后说说那个院子里的人。
小时候的印象，太阳是从大院东趟房的女儿墙上升起来的，晚上，落到了老戏园子硕大的屋脊后面去了。晚上的月光，也常把大屋顶浓重的阴影投射在院心里。小时候吃过晚饭在院子里玩，时常能看见银河斜着出现在东南方，而北斗星则悬在北趟房的上空。我们指认牛郎织女星，观察北斗七星勺子把的转动，感觉星空里藏着很多神话。大院里的矮墙头下，是我们常常聚首的地方，我们“研究”电影《追鱼》中的鲤鱼精是怎么从水里升上来的，追问董存瑞拉响了手里的炸药包，是不是真的就把演员炸死了……而最吸引人的，是自行车铺徐叔讲的鬼故事，让人听得又怕又爱，那句例行的以“从前……”作为开头语讲述的故事，总是让我们久久不能忘记。徐叔和蔼可亲，总是乐呵呵的。他家墙上挂着一把京胡，但我却从未见他拉过。他上班下班胸前老是戴着一块帆布围裙，初春和晚秋时分，两只手便躲在围裙后面，走路像帝企鹅，很绅士的样子，只有到了冬季，脖子上才挂上一个布条，一头钉着一只棉手闷子。一次，我在门口疏通我家的水流沟，他正巧路过，就停下脚步说：“好哇，好哇。不能让别人走到咱门前说难过。”“难过”这个词是不是一语双关我不知道，但感觉他用得巧妙，机智，令人印象深刻。后来，“不能让别人难过”就成了我的一个信条。
徐叔家右边是大夫，左边是厨子，两家都姓陈。陈大夫本来是县人民医院的Ｘ光大夫，但五七年反右，被打成了右派。可能是考虑到农村卫生院没有Ｘ光机，就把他下放到了肇东镇医院，继续作Ｘ光医生。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每次上茅楼，手里不是拿本书就是拿本杂志，蹲在那里要看半晌。有一次我暗中跟他较劲，看谁蹲得时间长，结果，我的腿都麻了，他还在聚精会神地看，我只好扶着墙一瘸一拐地落荒而逃了。他家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强，所以，时不时就见他手上垫着两张包装纸，上面托着一方猪肉走进院子里。他笑呵呵地一边跟遇到的邻居打着招呼，一边很快进了自家小院，不一会，一阵爆锅炒肉的香味就传了出来。
徐叔左边的厨子家却闻不到炒肉的香气。他在小城头道街的“大楼”上班。那时全城就这么一栋高楼，主楼四层，附楼三层。所以，人们只要说“大楼”两个字，就知道是指什么地方了。“大楼”离火车站近，离县委县人委都近，县里来了客人就到这里接待。在这里当厨子，自然比普通饭馆里的厨子高一等。由于是作厨子，总要起早贪晚，见面的时候少，更看不见他手上托块肉回来。他认老戏园子原来的戏子为干妈，腾出半间偏厦子让她住。他为什么认老戏子为干妈，不得而知，倒是和紧挨他家的陈伦一个姓。
陈伦是老戏子的儿子，在县工商联上班。他白净面子，隐隐可以看见几个浅麻子。他为人脾气好，脸上总是挂着笑。他家和我家住对面屋，一间半房，媳妇是天津卫的，满嘴天津味儿。最让我高兴的，是陈叔会唱京戏，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小院窗底下拍着大腿唱起来。我一听他开唱，也半个小板凳凑到他身边，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在新华书店看见一本小册子，里面印着很多京剧唱段，还标明了唱段的板式，如二黄慢板、二黄原板、西皮快板、西皮摇板、导板、流水，等等等等。陈叔见到小册子更来劲了，我们俩坐在窗户下，他唱，我听，感觉好极了。
我不明白，陈叔的母亲是戏子，他什么戏也都会唱，但却远离舞台，是他母亲不许他作戏子，还是他天津卫的媳妇不愿意，或者他自己遇到了什么事，干不成这行。其实，老戏子是个很随和的人。她的桌子上供着一尊观音菩萨，是红铜的，平时身上蒙着一块红布。佛像前有个铜制香炉碗，里面大半下香灰。不能说她不爱舞台，我就曾经看见她把一件件戏服挂在墙上，呆呆地瞅着，也不知想起了什么，脸上滚着泪珠。后来，我在母亲的炕柜里发现了两件戏服，母亲说，那是老戏子送给她的，说是留个念想。我时常跑到她住的偏厦子小炕前去玩，她不嫌烦，还把抽屉里的糕点拿出来让我吃。大概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不知是什么病，死了。花头棺材停在小院门口，支起一个白布棚子，放张桌子，请喇叭匠吹了两天，雇辆马车拉出去埋了。陈伦和厨子两家人披麻戴孝，一直送到了坟地。
大院里另一位很有特点的人是住在小角门旁边的赵叔。他属于国民党俘虏兵，曾在张灵浦的部队吃饷，兵败后不知哪里负了伤，作了俘虏。解放后，虽然他不能参加工作，但政府发给一定的生活费，还是比较优待的。夏天，他最常呆的地方是小角门的胡同里。他坐在一个马扎上，手里搧着一把折扇凉快。我们愿意听战斗故事，就缠着他讲，他便讲一些张灵浦部队里的故事，感觉他很怀念那段军旅生涯。“文革”刚一兴起，他就搬了家，从此我再没见过这个人。
大院里很有意思的人还有，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但要挨个说，实在是太多了，只好就此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