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母亲

一九六二年的母亲

李汉君

“醒醒！快起来，跟我去豆腐房！”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娘摇醒了。

穿好衣服，洗了把脸，见娘已挑着一副洋铁水筲走出门去了。我忙跟着，来到大院儿里。

一抹曙光刚刚照到大院西侧老戏楼的脊檐上，一下子惊醒了那些宿在红色拱檐下的小燕子。一雀喑喑，群鸟啾啾。转眼间，大院里土平房檐檩下的那些麻雀，也都飞到了各家小院儿板皮障子上，唧唧喳喳叫个不停，不知是在互致新一天的问候，还是在赞叹这晨光乍现的明媚。

但此刻，娘却是一脸的焦急。她并不理会那半天灿烂的朝霞和身边愈加欢快的鸟鸣，只顾着急急赶路。两只水筲的铁梁，伴随着母亲的脚步，吊在扁担钩上有节奏地扭动着，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街上，空寂无人。一阵清冷的晨风，扑面吹过，带来了几分渐起的凉意。于是，路旁的老榆树便冷然打了个寒战，伸开了肢臂，急急忙忙地向后退去。我们很快就走过了街巷。临近到郊野，风似乎吹得更紧了些，裹着几声嗓音滞涩的鸡啼和一阵故作深沉的犬吠。

小城里只有这一家豆腐坊，在城北瓦窑厂的南侧，是一排六间的砖脸土坯房。在那一溜房子里，我不知哪一间是驴舍，哪一间安放着石磨磨豆子，哪一间供工人食宿，只看见当中那间屋子的地当腰儿，安了一口特大号的锅，锅上的秫秸棚顶，吊着好大一个细纱布豆腐包。来买豆腐渣排队的，就在这间房子门外。所说排队，其实不排人，只排桶，一副水筲挨着一副水筲，一字排开。每天出的豆腐渣有限，排在最后的，往往就买不到了，算是白起了个早，瞎跑一趟。我和娘赶到的时候，本以为很早，但前面已经有两副水筲排在了那里。娘赶快放好了筲，排上队，让我在一旁照看着，她急急忙忙的去房山头那间炕席围起来的露天厕所了。

此时，天已大亮。在我们的水筲后边，渐渐排起了一溜十几副水筲。终于等到出豆腐渣了。我家的水筲被拿进去，装了豆腐渣，又给拎了出来。

娘看了看，登时就黑了脸，大声说：

“这也不够秤啊！少给了！”就要进去找人家。

我拉拉娘的衣襟，小声说：“少就少点吧，挑着也轻巧……”

娘瞪了我一眼：“你可倒大方！弄一桶豆腐渣票那么易呢！一下子就少这么多，够两三个人吃的了！不行！”说着就进了屋，把一个人拉出来，指着水筲说：

“我说少你不信，你自己看看：我水筲里面可是刻着记号的！每回都是装到有印儿这块儿，今天还差挺大一截呢！”

那人看了看娘指的那道刻痕，笑了，连连说：

“好好，我给你补上。”说着进屋擓出来满满一大葫芦瓢豆腐渣，倒进了水筲里。

娘瞧瞧，抿了抿嘴儿，笑着说：“谢谢你了，大兄弟！……唉！这年月，也是没法子呀！稀罕巴嚓的，拿它顶饭吃呢！”……

一路上，我跟娘两个换着挑，很快就回到了家。娘先拿过一个大搪瓷盆子装了满满一下子，让我端好，给前院的“老戏子”送过去。

“老戏子”我至今也不知她姓甚名谁，哪里人氏，邻居们对她的称呼只有“老戏子”三个字。她打从旧社会就在这老戏楼里唱戏，如今老了，老得像一截枯干的榆木，浑身皮松肉懈，褶褶巴巴的，再也看不出一点水灵气儿，就更别说跟“艺术”沾边儿了。她孤零零一个人，无亲也无故，整天病病歪歪的，生活上的大事小情，都是院儿里的邻居们照顾着。娘每次挑回来豆腐渣，都说这东西软乎，没牙没齿的也能吃，照例先要给她送过去些。

等我从“老戏子”家回来的时候，娘已把新挑来的豆腐渣炒了满满一大洋瓷盔子，端上了饭桌。家中“供应粮”不够吃，所以，不掺野菜的苞米面窝窝头，和着豆面，是只有爷爷奶奶才能吃得到的。娘和我们哥几个吃的，都是掺了榆树钱儿的饼子，或是用灰菜、苋儿菜、马芨菜包馅的菜干粮。而现在，有加了葱花的、咸滋儿滋儿的豆腐渣吃，真觉得挺好了！

吃过了饭，正在收拾碗筷，就听隔壁张婶子隔着小院儿的矮墙头在外面喊：“他大娘，今早火车站又甩下拉木头的车皮了！今儿个礼拜，人指定多，你可得麻溜些！”娘听了，在屋里粗声大嗓地应了一声，就急忙擦干了手，到小院的仓房里拿出“树皮抢子”，跟我说了声“我先去。”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把碗筷洗干净，放进木格碗架子里，就到仓房找出两条麻袋和一根绳子，也急忙赶到了火车站。离老远，就见南货场转弯的岔道上，装了满满两车皮原木的黑车厢，像两座小山一样，停在铁轨上。车厢顶上，连大人带孩子，得有二三十个，都争着抢着在扒树皮。有的用斧子一点点砍削，有的用尖头小圆锨扒，还有一个不大的小孩，竟然拿着冬天烧炉子用的煤铲子来抢树皮，瞅着，也怪着笑的。像我娘这样，使这种“树皮抢子”的，就算“专业”工具了。所谓“树皮抢子”，就是用约摸两寸宽窄、二尺长短、半公分厚薄的那么一长条铁板，把一头卷起来，揻出个扁圆的把手，另一头打薄了开出刃来。这样，一把“树皮抢子”在手，可剁，可抢，可撬，灵活运用，得心应手。

娘扒的这车原木，是松木。松木的树皮特难扒，不像青杨树的皮，扒开一个头，扯着一撕，就能撕下来长长一条；而松木护皮，树皮紧紧贴在木头上，一个地方抢不到，就怎么也扒不下来。而扒下来的树皮，也多半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只有当树皮里面生了虫子，作了窝，形成了一个大“膛包”，树皮才会与树身自动剥离开，扒起来不但容易，而且一下子就能扒下来一整张大块的树皮，可省劲儿了。但娘却说：“这样的树皮虽说好扒，瞅着挺大一张，但油性小，当柴火，一点也不扛烧。”所以，娘宁肯费力，也不愿意扒长了“膛包”的树皮。我知道，娘说的，是那种上面渗出来一层松木油子的树皮，那是引火生炉子或是烧炕点灶坑的好东西，比木柈子都强。我常用一根细木棍儿蘸上松木油子，点着了，举着，跟同院的小伙伴拿它当火把玩。

扒树皮可是个力气活。一搂粗一根的木头，扒完了一面，要把它翻转过去，再扒另一面。让木头转个个儿，这还算是容易的。最叫劲的，是把压在底下的原木翻弄上来。这不但要用很大的力气，而且还得会使巧劲儿。稍不留意，粗大的原木就会掩了手，或是砸了脚。正因如此，每回翻动木头的时候，娘总让我远远地躲开，不许靠前。她自己用手抬，用“树皮抢子”撬，用半拉砖头垫，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把下面的原木翻到上边来。而每次翻动完，娘都累得不行，先要坐在粗大的原木上，气喘吁吁地歇上好一会儿。我眼瞅着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淌下来，娘便用手挑起粘在红彤彤的脸颊上的一缕发丝，向脑后拢两把头发，撩起衣襟儿擦擦脸，再搧搧风，就又起身抄起了“树皮抢子”。怕抢下来的树皮掉进木头缝里，娘就每隔一会，把扒下来的树皮扔到车厢外的地上，让我一块儿块儿捡起来，装进麻袋。我捡的时候，连散落在旁边的一小块渣屑，也舍不得落下。

这天，木头多，人也多。娘午饭也顾不得回家去吃了，是我跑回去，给她拿了干粮来。我没拿菜干粮，拿了两个不掺野菜的苞米面窝窝头，又用空玻璃瓶子灌了满满一瓶子水，一起递给了她。她瞅着窝窝头生气地说：“咋把你爷爷奶奶的干粮拿来了？就剩这么几个不掺菜的了，你给拿来，你爷爷奶奶吃啥呀？送回去！换俩菜团子！”

“我不换！”我心里又委屈又生气，来了倔脾气。

“不换？不换拉倒，我就不吃了！”娘喝了几口水，又攀到车厢顶上去了。她弯着腰，用力地抢着树皮，干瘦的身影被粗大的原木显得更加弱小。汗津津的脸颊上，隐隐透出来一丝菜色，上面粘着的一绺焦发，有几根，已经是白色的了。不知怎么，我忽然鼻子发酸，扭身就跑回家去。我挑了两个大个的菜团子，又把早晨炒的豆腐渣用纸包了一些，再返身回到火车站，一起给了娘。娘让我先放在装树皮的麻袋上，直到把这棵原木上的树皮扒光了，才下来匆匆忙忙地吃了口饭。

那天的树皮可真没少扒，足有满满的一麻袋。娘把它分装在两个麻袋里，一个很少，一个很多。少的我背，多的娘扛。我俩染着一身夕阳的霞光，一路说笑着，回到了家。

晚饭照例是做粥。母亲洗了一个甜菜，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随着米放进锅里。盖好了锅，她坐在锅台前的小板凳上，撮起一铲子煤，填进灶膛里，紧拉了几下风匣。随着风匣“呼哒呼哒”的响声，灶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蹿的，火光就一闪一闪的，照亮了娘的额头，那些凌乱的头发，也变成了一根根金丝，可好看了。她拉了一会风匣，就招呼我说：“你过来拉一会，拉开了喊我。我得赶着把剩下的那点小线儿纺出来，收活的老客儿说话就要来了。”我答应着，坐在小板凳上拉起了风匣。

娘纺的小线儿，是给人加工的细麻绳。从人家手里拿来的活儿，是麻经，论斤，一斤麻经要给纺出七两半单股的细线绳，收活的人到时候按斤付给工钱。麻经要经过漂洗和梳理，不能有草梗，也不能有纥繨，纺出来的线也要粗细均匀，松紧合度，不然，就给扣等。尽管要求挺严，但娘纺出的小线儿多数都是一等。而纺线用的脚踏车，以及缠线用的木轱辘等一应工具，都是从发活的那个人手里租来的，出了小毛病他给修，弄坏了，就折价归己。纺车是个三角形的木头架子，底座上担（dàn）着半截搓衣板大小的一块脚踏板。踏板后头安着一个拐轴，跟直径约有一尺多的铁轮盘儿连着，铁轮的外圈带有沿槽，里面嵌根儿联动带，挂在上面有铁穿杆的小木轮的凹槽里，缠线轱辘就穿在铁穿杆儿上，一蹬，线轱辘就转起来了。为了贴补家用，母亲有时要纺到半夜才肯歇息。纺线时，母亲的两脚一前一后踩住踏板，先伸手拨转铁轮盘儿，脚也顺势抬上踩下的，蹬着纺车转起来，同时，她肘弯里夹着一团麻经，两手一边扯匀了，一边捻细，往入线口里送……

入夜，昏暗的灯光下，纺车“咯登咯登”的响声，掩过了破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鸣。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早已躺在炕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