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小摊床

李汉君

直到今天拿起笔，想写点有关爷爷的文字，我才猛然意识到：原来爷爷是个生意人！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把“生意人”三个字与爷爷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我对商人一直都存有成见，以为是无商不奸的。

但，爷爷作了一辈子的商人，却与奸滑无涉。因为，他小摊上售卖的，其实就是诚信，而赚取的，也不过是乡邻们的信任罢了。

爷爷的老家，是在山东的农村。爷爷学做商人，是从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县城一家钱庄作学徒开始的。至于学徒时的情景，除了听他说过要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并不曾讲过挨打挨骂之类的事。他常给我讲：到什么时候都得把心眼儿放正，不能爱小。他说：“掌柜的有时候故意把几个大钱扔在地上，背地里却盯着，看学徒的捡不捡。”我问爷爷：“那你捡了吗？”爷爷说：“我捡。捡起来就放到柜上，从不往兜里揣。咱既然是在这块儿吃劳金，就得把这儿当成自个儿的家。”我又问：“那，有没有捡了钱自己留起来的？”爷爷说：“有哇，咋没有呢。贪小便宜的学徒捡了钱，也不吭声，就自己揣起来了。转天，掌柜的就另外找个什么因由，把他打发走了……你记着，为人一世，穷也过，富也过，但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志短。老俗话说得好：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倒曹。这辈子都要记住这句话……”

后来出了徒，爷爷在钱庄上干了几年，便由一个普通的前堂伙计熬成了大柜上的小帐房，并且是钱庄里有名的“算盘高手”。钱庄每到年终汇帐，掌柜的就说：“最后那遍汇总，还得你来呀——准称!”到了汇总的日子，那边，三四个人一人一本账簿，一个接着一个，流水样唱数，这边爷爷面前摆着一把大算盘，声落珠定，一遍而成，从不出错。汇账完了，年关也就到了。东家在发劳金的时候，总是要给爷爷另外加点赏钱。

可好景不长。一场大饥荒，再加上瘟疫，闹得钱庄也倒闭了。爷爷虽然是算盘高手，但种地却不是好把式。他自己又开不起钱庄，便英雄没了用武之地。为了活命，一家人只得加入到闯关东的行列。爷爷挑着一副担子，一头筐里坐着年幼的姑姑，另一头筐里装着破烂衣被，奶奶踮着小脚，左手拉着叔叔，右手领着父亲，来投奔早些时候到了关外的亲戚。

来到关外，先是在城边子上给人帮工种山东大白菜，后来又在城里市场上摆了个小摊床，卖点糖果、香烟、瓜子一类的杂货。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算渐渐的安定下来。

平日的生意也仅是维持生活。挣钱最多的时候，是靠近年关跟前儿那几天。年根儿上，市场里的人擦肩摩踵，置办年货的就像蚂蚁泛蛋似的，把一条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这时，爷爷忙不过来，全家人就七手八脚的帮着忙活。床子上卖的瓜子、花生特别下货,奶奶和我娘就在自家的小院里支起一口七印大锅，先炒瓜子，炒出两锅再放进沙子炒花生。地上摆着的那个柳条编的圆笸箩特别大，我躺进去，挺直了身子也是头不顶天，脚不着地儿。瓜子和花生刚出锅时，是不能立刻就装进口袋里的，要摊在笸箩里晾一晾。一来是出出里面的热气，吃起来脆生，二来晾凉了，也省得烫坏面口袋。每年那几天，全家人都忙得起早贪黑的。

冬天天短，黑得也早，爷爷就点上嘎斯灯出夜市儿。如今这会儿的人，早就不知道嘎斯灯啥样了。嘎斯灯是用两个圆形的洋铁皮盒子，对着口扣在一块儿做成的。里边先放进几块灰白色儿的小石头，倒上水，石头就咕嘟咕嘟冒出气泡来。铁皮盒盖儿上锥个窟窿眼儿，再竖着焊上一根筷子那么粗那么长的铁皮管儿。盒子里冒出来的气，就顺着这根管儿往外跑，划个火一点，那股气儿就被点着了。刚开始是蓝莹莹的小火苗，不一会就变成了白光，瓦亮瓦亮的。嘎斯灯亮起来，会发出一阵阵咝咝的响声，就像蛇吐信子的动静。别看嘎斯灯火苗不算大，却既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风吹雨打。它发出来的白光，把个小床子照得通明，不管是约秤还是查钱，都瞅得明明白白。小市儿上街道旁的摊床，沿着街边的沟沿儿排成长长的一溜，一盏盏嘎斯灯一字排开，一个个光点连成串珠，让人在隆冬的寒夜里，感受到这北方小城街市上那股特有的生机和暖意。一团光亮笼罩着一份生意，而这份生意，就是那一家人的温饱和希望。

贪黑出床子，难免会收到缺角或错接起来的纸币。爷爷每挑出这样的钱，都把它放在一边，以防再混到好钱里误找出去。有一次收了张一万元（如今一元）的票子，竟是两张都缺了肉的半截钱对起来的，中间缺肉的地方，是用彩笔自己画上去的。爷爷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竟乐了，说：“心思还真巧！灯底下，你还真看不出来……”奶奶生气地说：“现在这人，多缺德！净趁着黑儿蒙人！你还笑！咋不瞅真切点，这叫一万块呢！”爷爷摇了摇头：“别怪人家，还是怪咱自个儿老眼昏花！……”这件事奶奶一连磨叨了爷爷好几天，后来，邻居告诉奶奶，两个半截的钱，可以到银行换回一个整张的好钱。奶奶便踮着小脚去了，结果，还真换回一张新票子来。

爷爷的床子的确是个小摊儿，它是用三个花筐，两个木方盘搭起来的。花筐倒扣在地上，当托儿，方盘担在花筐上面，摆货。方盘很浅，里面打着木板儿格，分格子装着瓜子、花生、烟卷和糖果。

他的小摊儿，摆在道边儿上，身后不远，就是老兰家开的小人儿书铺。下晚儿收了摊儿，就把三个花筐套在一起，两个方盘摞上，蒙块布，就寄放在书铺里。然后，爷爷抄着袖，戴着个黄尼面狐皮棉帽，穿着一双高靿羊毛“毡纥繨”，挺着直溜溜的腰板儿，高高的个子，顺着街边的人行砖道，从小市儿上一路走回家来。常是走着走着，一拐，就拐进了道旁的小酒馆，花上两角五分钱买一盘儿稣鱼，连盘子都端回家来。吃完了饭，再让我把盘子给人家送回去。

我很喜欢爷爷的小摊儿，摊床上摆着的糖果瓜子更是让人眼馋。有时，爷爷给我几分钱，叫我到后面的小书铺去看小人儿书。看过了书，我就在摊床跟前玩。饿了抓把瓜子花生，渴了喝爷爷带来的水。夏天要是困了，爷爷就在两个花筐空里铺上一条麻袋，让我睡一会。身上有方盘遮阳，躺在阴凉地儿，清风拂过，又爽快又舒坦。说起来，那是一段多咱想起，多咱都让人心里甜丝儿丝儿的日子。

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公私合营开始了，爷爷的小摊也不让再摆了。

工商改造刚开始那会儿，先是说，往后不许单干了，小商小贩一律不得摆摊儿出床子。可哄嚷了一阵子，也没见关谁收谁，商贩们渐渐的也就安下心来。过了不多久，又听见信儿，说要把个人家的买卖全都归公，公私合营。爷爷估摸着，自个儿出了多少年的小摊儿，这回怕是要归大堆儿了。果不其然，到年底前整顿就开始了。先是开会动员，接着登记，然后就让大伙在家里听信儿。

第二天，爷爷却非要再出一天床子。他早早的就把小摊支起来，跟每一个来买东西的人说：“打明儿起，我这小摊儿就得收了。这些年，你没少照顾我生意，我得跟你说声谢谢……”那一天，他给所有来买他东西的人，秤杆都挑得高高的。街坊们听着信儿，也都赶过去，或多或少的买点啥。那天，反比平日忙了不少。晚上，爷爷不再把花筐和方盘寄放在书铺里了，而是弄了根扁担，一头挑着花筐，一头挑着方盘，顺着砖道，慢慢地走了回来。他的狐皮帽耳朵耷拉着，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拎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剩下来的一点糖果和烟卷，两只“毡纥繨”似乎变得很沉重，坠得两脚迈不动步。爷爷进了院儿，奶奶一边帮爷爷安顿东西，一边开通地说：“不怕。又不光是咱一家!老天爷啥时候也饿不死瞎家雀儿……”

“听你说的！新社会儿了，还能饿死人？我是舍不下这个小摊儿啊！”爷爷有些伤感。

奶奶也说：“可不是！那几年日子艰难，亏了它了……”

在家待着没事，爷爷就念书给奶奶听。爷爷念的是个旧话本，说的是个小媳妇儿受气的事。书的纸页子都发黄了，又是竖趟的真笔小字儿，看着不得眼，爷爷就戴上了老花镜。爷爷奶奶两个人，一个盘腿坐在炕头念，一个盘腿坐在炕稍听。阳光透过明亮的窗玻璃，照着炕席上的白瓷茶壶和茶碗儿，瞅着倒挺安闲的。爷爷念得有声有色，书里有唱词儿的地方，他就像私塾先生似的，拉着长声唱着念。念到苦处，爷爷就摘下老花镜擦泪，奶奶也扯出掖在衣襟里的蓝格手绢抹眼泪。我娘呢，坐在里屋的炕沿上，一边纳着鞋底儿一边听，这时便也跟着掉泪……

转过年，公私合营完成了，爷爷被分配到四明街角上一间小食杂店里当上了店员。爷爷再不用挑着那副小摊床了。市场里的壕沟沿上，到了天黑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嘎斯灯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