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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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到底属于一本什么书？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本小说。这似乎不是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拿它当小说来看。有那么一阵子，《红楼梦》研究在某些人那里，已经完全脱离开了文学领域，有的把它当成了历史典籍，有的当作了政治教科书，还有的，甚至呼吁要把它作为“经书”来对待。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居然有人拿来了显微镜、显影液和译码本，试图从这部“秘密档案”的字里行间、天头地脚，甚至是纸背脊缝中，勘破本为臆测之“迷局”，译解实属虚无之“隱語”。他们的目光，透过了这部小说，专一去查找所谓的“微言大义”，甚至强指作者底所不知，直以穿凿附会为“红学新途”，倒是曹霑披肝沥胆写出来的“文学”，反被束之于高阁，弃之于不顾了。一时间，小说《红楼梦》（或《石头记》）的研究，竟被强行拉进了历史学或政治学领域，而作者曹雪芹，也被有的人分析得如同一个“阴谋家”，步步诡谲，深藏不露。这就好比看那幅《蒙娜丽莎》，置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鉴赏于不顾，偏去钻研什么“达·芬奇密码”一样，只满足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如此研究《红楼梦》，热闹倒是足够热闹，但时间一长，弄得连文学界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一提起《红楼梦》来，纷纷闪开了身子，认为那只是红学家们的专利，自己根本无权置喙，岂非怪哉？
无可否认，《红楼梦》的确是一部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广泛的小说。它所反映出来的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堪称一部形象化的活教材。能够解析明白，并有所建树，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远非一般“讲故事”的人力所能逮。但《红楼梦》有政治，却不等于政治学，有历史，也不等同于历史学。再怎么说，《红楼梦》也只是一部小说，而作为小说，其最本质的特征便是虚构。书中那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显然并非照搬现实，什么大观园，什么荣宁二府，什么贾史王薛，什么正副十二钗，所有这些，不过都是作者“心造”出来的。当然，他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凭借着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依据现实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纸上创造出一个让人更加信服的所谓“真实世界”。但无论如何，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却绝不等同于作者本人的经历，所讲述的故事情节也并非就与现实一一对应。关于这一点，脂砚斋说得很明白：“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面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石头记》第十九回夹批)而书中写到的那座“大观园”，更是既不坐落于北京，也未曾建在南京，它只存在于《红楼梦》这本书里，何劳今天的考古学家去“田野发掘”呢？这，难道不是小说鉴赏的一个基本常识吗？
其实，作者书中那些文字，只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实在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妄加侦测。对此，脂砚斋似乎早有先见，于二百多年前就对今天的“好事者”提出了告戒：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听罢红楼十二曲的“枉凝眉”，作者这样写道：“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甲戌本上，脂砚斋批道：“妙。设百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并强调说：“此结是读红楼梦之要法。”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但一些后之来者，偏是置若罔闻，非要钻到犄角旮旯里去，以至今天到了置白纸黑字于不顾，非把一本小说拿过来反着看，倒着看，似乎书中字字暗藏玄机，句句别有他意，弄得人云里雾里，反不知如何去读此书了！
的确，作者曾经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实，这其中之“味”解又何难呢？所说的“其中味”，无它，即为作者的用意、小说的题旨而已，借用一句中学生的话来说，便是“中心思想”。在下试问，世间的文艺作品，有哪一部没有自己的“其中味”呢？读诗歌，就要体会语言中的诗情画意，读小说，就要保持一种“小说家言”的文艺心态，而听戏曲，则更要有一种体会人情世故的平常心，绝不能像“文革”时那样，“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凡事都要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去上纲上线。只有我们的心态正常，我们眼中的作品才正常，也才能解出正常的其中之味来。当然，对有些著作，独辟蹊径、别解歧说，不谓不可，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打着“还原”、“揭秘”一类的幌子，其实质却是在制造商业噱头，实底下并无扎实的研究，不过是为名利所驱动罢了。在他们手中，原本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却被弄得史不史，政不政，令人十分遗憾！须知，曹雪芹写那书时，“利用小说反党”还不曾发明，书证在前而刑名在后，断不可判其“反封建、反社会”；曹先生虽然博学，但也并非历史系教授，更不是社会学研究员，自然无意去编写封建社会的兴衰史；再说，曹霑“同志”虽为先觉者，但尚无证据表明其骨子里就有反对科举、鼓吹女权等“革命思想”；至于认定他鼓吹自由、平等、博爱，我想，老先生必不知“此话怎讲”，又安能说他意在“启蒙”呢？因此，还望百年之后的诸位“专家”手下留情，切莫按照自己的意愿，由着性儿去重塑出一个别样的曹雪芹来！
红楼梦研究，本质上应该是文学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活动，以及成书年代、版本流变等类问题，但究根溯源，无一不是由作品所派生出来，绝不应离开文学这一视角，专向文字之外寻“新奇”。其实，也许作者正是因为担心日后有人作别解歪说，才刻意隐去了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以防被某一段历史所限定，被一部分人作政治解读。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反而超越了时代，成为了世代相传的文学经典。
小说就是小说，再伟大的小说也只能是小说。
既然它是小说，就绝不能与现实一一对号，这就好比看戏，台上演得再真，也不过是“假扮的”。小说家的本事，就是要把自己心中的故事说成实有其事，而且天衣无缝，让人信以为真。我们本该知道，作者写此而不写彼，这样写而不那样写，非有别意，更无它图，所依据的，不过就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需要罢了。就说这部《红楼梦》，它打破了之前章回体小说的固有范式，开创了古典小说的新技法。而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内容“独创”的一种需要（此前的几部“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在已有的历史故事或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红楼梦》的故事，据书中交代，则是记录在石头上的“红楼一梦”，所讲的，则是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那些原本活在红楼里的男男女女，命运也便随之跌宕起伏，煞是好看。作者一开篇就说，全书刻于大荒山无稽崖补天石上，这分明就是在告诉读者：故事本为虚构。而说它“假作真时真亦假”，却又暗示我们，书中的人物、事件虽属编造，但此类人，此类事，在人世间其实是不乏实例的。这不正符合现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写作理念吗？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另作它解，刻意化简为繁。
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一书，正是缘于他自己在现实生活里也曾经作为“红楼梦中人”生活过，而梦醒时分，家道已然中落，昔日那番荣华富贵，转眼便化作了一地烟尘。正是当年的豪奢繁华，正是眼前的落拓窘困，才让他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也才能够写得出沐浴天恩的元妃省亲，铺排张扬的秦卿丧仪，写得出凑雅趣才结海棠社，展俗情大设螃蟹宴，写得出黛玉投亲、金钏跳井、大观园抄检、宁国府获罪等等一连串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无不都依了由盛转衰这个“其中味”来一一展开。试举一例。第十六回的题目是：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文字上的对应关系：“贾元春”对“秦鲸卿”（一个是恩宠荣极的皇后妃，一个是行将赴死的公子哥），“才选”对“夭逝”（一升一降），“凤藻宫”对应的则是“黄泉路”（一处是人间天堂，一处是阴曹地府）。前者写“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后，荣宁二府上下无不欢喜。正“言笑鼎沸不绝”时，作者忽然将笔锋一转，接着却去写秦业被不肖之子秦钟气死，秦钟随后也病势转重等事。于是，这里贾宝玉就愁闷起来，便将“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作者这样的一种交代方式，固然省略了许多笔墨，但更重要的，曹雪芹恐怕是在暗示乐极生悲吧？果然，被选进“凤藻宫”的贾元春不久也走上了“黄泉路”。作者埋此伏线，这“其中之味”，难道还非得旷世奇人方能解得出来吗？
整部《红楼梦》，特别是前八十回，此类笔法比比皆是：宝玉初见北靖王一节，无论是对于宝玉还是在众人的眼中，都算得上是一件庄严隆重的大事，可作者却偏偏要把见面的场地安排在送殡的路上，你道喜耶？悲耶？上元佳节，正当荣府阖家兴高采烈猜灯谜的欢乐时刻，作者忽然转去写贾政如何因“悲谶语”而“愈觉烦闷”，并且以此作为这一章的结尾。第四十三回也是如此。上半段写贾母为凤姐操办生日，合府上下好不热闹，下半篇却写宝玉因这天是金钏的忌日，便如何赶着去祭奠，如何撮土为香拜祭，一个庆生，一个祭亡，你道巧也不巧！而第六十三回，这里正在“开夜宴”寻欢作乐，酒酣耳热、醉作一团，那里忽见几个丫头惊慌跑来，大呼小叫：“老爷宾天了！”于是乎，喜宴顿时变成了丧席……荣中寓衰，福中伏祸，欢喜开头，哀伤结尾，转喜至悲，悲喜交织，是《红楼梦》一书的突出特点，其中之“味”恰正寓于这样的结构之中。这也正如王船山在他的《薑斋诗话》中所言：“以乐景写衰，以衰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此一手段，恰被曹雪芹运用得得心应手！可见，解得这个“其中之味”，便是参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但对于如此明确的问题，却少有文章深论详解。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所谓的“红学”，在有些人那里，怪就怪在抛开了《红楼梦》的文学话题不谈，专一去向“字面”之外寻新奇，而且越寻越奇，越扯越远。莫非真要把“红学”变成“史学”的分支吗？如今，人们对《红楼梦》的艺术审美少有问津，研究它的文学问题——人物、语言、结构等等，似乎已不是什么学问了，《红楼梦》的学问，好像全都跑到红楼之外去了。这大概正是“红学”队伍里少有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面对着一部文艺作品，却不谈其文其艺，岂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
此等“学术”，其实正是当下世风浮躁的一种具体体现，它直接导致了一些人以奇为尚，以怪为荣，以臆测代替学术，非要弄出几片凤羽龙鳞不可。于是你作怪谈，我发奇想，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哪里知晓，他这里怪虽怪，不想还有更怪于他的怪：那日忽闻一说：为《石头记》写评语的那个“脂砚斋”，竟然被人点了鸳鸯谱，作了曹雪芹的媳妇，而这部《石头记》正是人家两口子的合著。出此言者，尽管宅心仁厚，“月老心态”十足，但总也得先弄清脂砚斋是男是女方可，况且，此等“婚姻大事”岂能儿戏，竟闹得跟街头小报上的娱乐八卦相似？若这样一路走下去，真不知这些人的“红学”，究竟是在搞学术，还是猜谜破闷儿了！其实，学术研究与新闻“揭秘”、娱乐圈“爆料”，且不说在内容上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传播学上也根本就是两码事。考古学界有句话说得好：“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我看，文艺理论也应这样，万不可以一种娱乐心态去替代严肃扎实的学术研究，或者反过来说，学术研究万不可娱乐化。
现在抢着要戴“红学”帽子的，不乏其人，但这些人往往不肯沉心潜意，埋头钻研，却偏爱浮说浪语，只想以“红”走红，一鸣惊人。现在，红楼门前人多嘴杂，奇谈怪论、新说别解时有声闻，而眼下，除了原有的研究课题（包括曹学、版本学、脂学等），近几年又多出一门新“学问”，即“红楼探佚学”。究考“探佚”二字，方才知道：探者，试也，佚与“逸”通。可见，“试”并且还“逸”，二字本身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谓红楼探佚，就是顺着《石头记》前八十回故事发展的走向和线索，推测后面三四十回（有人说后面还有三十回，有人说后面应有四十回）的故事内容。仔细想想，方才明白这“探佚学”不但毫无风险，甚至很好玩。你道此话怎讲？因为怎么去探，向哪个方向探去，能探出个什么结果来，全凭这些“探子”一张嘴说，谁都无法判定他的探佚对错。有权评判对错的，应该是曹雪芹或者脂砚斋、畸笏叟等人，但尽人皆知，他们早已做古，再怎么说，也是开不得口了。当然，已经失落的原稿也可证明探佚的对错，但原稿早就不见了踪影（近传后二十八回吴氏本，实为伪造）。如此一来，这些探佚者还何忌之有呢？何况，说起这部原稿来，现在几可断言，若《红楼梦》的后几十回曹雪芹确已写完的话，那人们便永远也不会盼到在古墓里作为文物出土的那一天了。何以如此言之凿凿？理由很简单，即：祖宗不敏，当时只拿《红楼梦》当作“说部”去看，并未奉之为宝，有“俗人”去读它，也不过只是为了消遣而已；“正经”的儒者、学究、官员，偶或有人读过，却无不视其为淫书。所以，那时的《红楼梦》，不过是个地下手抄本罢了。这样的书，人们生且不能公开陈列于书案之上，死后又怎能与人同穴？而那些常把珍宝打包墓藏的帝王将相们，在椁室有限的空间里摆放金银珠宝尚嫌地方狭小，这样一本稗官小说，又不是什么宝典秘籍，再怎么附庸风雅，到了那一刻，墓穴里也是不搁它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哪位“娱乐至死”的老爷太太，阴间还想解闷儿，弄部《红楼梦》放进了梓宫，但偏又遇着那些蛰伏的阴类恶物，一个个都是“文盲”，怎识得此书的妙处，只把那些册页你撕我咬，吞下肚去，当作美食享用了。因此我不由怨咎曹霑：先生干嘛不学学古人，把《红楼梦》刻在竹简上或写在木片上投于井中呢？
话说回来，《石头记》虽为残本，但毕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残缺也有一种别样的美，《石头记》恰因无结尾，才让人这般浮想联翩，乃至续书不绝。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可以称之为“学科”的学问，专一寄之于“天方夜谭”，靠那些旁门左道去吸引公众的眼球，多半也就与学术无干了，那只是一种娱乐而已。而学术一旦只靠娱乐的方式来寻求发展，那也就离寂灭不远了。试想：“红学”，如果抛开了作品本身的题旨、艺术、人物、语言等等不谈，那这门学问，其价值肯定也会大打折扣。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流变、作者身世等类问题，固无不可，也有必要，但说到底，“红学”毕竟是文学的派生物，怎么能置文学问题于不顾呢？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了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此人是继乔伊斯之后，被认为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派小说家。在他的笔下，完全虚构了一个地方——约克纳帕塌法县。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这个县画了一张地图，并在地图下方注明：“有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一个居民，散居在二千四百平方哩土地上”。福克纳的小说，大多都是以这个县作为故事背景的。有研究者指出：“总共，属于约克纳帕塌法体系的有十六部小说以及《野棕榈》的一半，到底有多少个短篇就很难统计了。”与曹雪芹很相像的一点是，福克纳的作品起初也是读者很少，但自从他一九四九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人们便写了大量的评论，去研究他的作品。但你若翻翻那些论著，竟没有一篇是考据约克纳帕塌法县的，没人琢磨该县究竟是在密西西比的哪一个地方，书中的人物究竟可与现实中哪一个人对上号……我不免为福克纳深感遗憾：他竟然如此没福气，假如他生在中国，我们岂不可以为他立起一门“约克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