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祭

书之祭

年老多杞忧。前几天，写了一篇小文，谈起对自己所存之书的隐忧，还生出一番感慨来。这就好比一个人，远远地望见了生命终点处露出了那角黑色的旗幡，便不由得回过头去，向陪伴他一路走过来的那一本本书作个诀别，因为，这辈子睡在自己枕边的，除了老婆，就是这些书了。

说起来，家，对于每个人都是栖身之所，而对于我，除去栖身的床铺，家中那些书，才是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其实，家，无论是深宅大院，还是项脊小轩，除了能容纳这副躯壳以外，还应该可以安顿自己的心灵。我们维持生命，有赖于家中的柴米油盐，但这只是最原始的“活着”，人作为万物之灵，总要给灵魂留出一方天地，不然的话，我们与鸡鸭鹅狗又有何区别呢？清代易学大家焦循，对此就颇为在意。陈居渊在《雕菰楼易学五种》（凤凰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一书的前言中简述焦循行迹时曾介绍说：焦循以稿酬起楼，“楼下置书柜，收藏生平所写的著述草稿，以为殁后神智所栖托。圹以藏骨，栖以息魂，名楼为‘雕菰楼’。”显然，焦循认为，人死之后，墓室只供存放骨质，而“神智所栖托”的地方，则在于那些书稿之中。由此可知，读书著书，是件可以寄托和升华我们灵魂的事。

我的阅读不干名利，只是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遣情托兴，成为意趣之所寄，故此欲罢而不能。况且读书还有别一样好处：逢有乐事，人每浮躁轻狂，埋头读一阵子书，则会让人重归宁静；遭遇挫折，人易沮丧，坐下来读书，与古人谈心，与贤哲对话，自可给自己以精神慰藉。书是我人生路上的“情侣”，她对我始终不离不弃，“不论祸福、贵贱、疾病还是健康”，她都永远默默地守候在我身旁。

当我驻足于那一橱书前，嗅，可以享其墨香；看，可以赏其形美；捧而读之，更让人沉浸其中，或激昂，或沉郁，或遐思，或顿悟，不觉眼前寰宇为开，山河生色，似揽千古风云于胸中，如邀万世英杰于座间。书中有情，情系古今；书中存道，道通玄妙。书，涵天地，通今古，岂只“颜如玉”、“黄金屋”哉！

我爱书，更爱自己的这些书。因为我的书，不同于图书馆里的藏书。图书馆里的书，只不过是码放在橱架上的一排排册页纸函，并不承载任何个人的情愫。而自家的这些书，则被我一遍遍的翻检过，那一页页纸间，留下了浅浅的指痕，带着我寒来暑往的体温。而那些册页，正因为得了我生命的润化，也无不烙印上了专属于“我”的生息，所以，每一本，都不同于任何他人的书。我的书，带着生命的温度，涵着精神的性灵！

书的积攒，总是需要一些时日。它不同于到百货商店里买东西，可以批量购进，甚至一次置齐。书是一本本写出来的，也是一本本印制的，而要买，自然也得一本本的选，一本本的攒。所以，一个人拥书多寡，虽然与他荷包的充容度有关，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有心与无心，是爱还是不爱。至于要积攒哪一类书，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品位和学养了。因为对于书的选择，必然要受到购书人的情趣、偏好、专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其实不是“买”来的，而是追求到的，有时也需寻访。也正因有了对书的追寻和访求，自古以来才留下了许多关于书的轶闻趣事。有的读书人便将这些故事写出来，竟成了一种题材，谓之曰“书话”。“书话”虽然也讲别人的书，但讲得最多的，恐怕还是自己的书。

我蓄书不多，其中“有些来历”的，就更少。打开书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套八卷本的《汉语大字典》，是我到河南郑州开会时购得的。也是在那次行程中，还补齐了那套《中华掌故类编》。此书一共六册，几年前便购得了第一、二册，但后面的几册，却总不见当地书店进货。那次到了河南，竟然在密县的书店里见到了自己所缺的另外四本，一下子便购齐了。书得以凑齐成套，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喜不自胜。书橱里那套中华书局的《明史》，一共是二十八册，是在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买到的。同时购买的，还有《新唐书》和《旧唐书》各一套。但万没想到，营业员却错给我包了两套《新唐书》。待我回到家中，拆开包裹，才发现重了。我并不想退换，就把另外的一套送给了朋友。虽然营业员拿错了书让人啼笑皆非，但以书赠友的这个结果，倒让人颇觉欣慰！还有那套《汉语大词典》，一套共是十三册，竟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好几年。我也就一连关注了数年才算凑齐了。因为时间间隔太长，购书的地点也就不止一个，从哈尔滨到北京，从南京到苏杭，最后的那一册，则是在此书的出版地上海买到的。而这中间，书的价格也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册定价仅为三十八元，而到买第十二册的时候，定价已经是八十元了，期间物价的涨落，自然也可见一斑。而最折腾人的，大概要数山东泰山出版社的那套《中华野史》了。此书十六开本，厚厚的十六册，装成了一箱，拿起来颇有些分量。书是托朋友在济南工作的儿子，直接去出版社购买的，然后搬运到邮局，再打包寄过来，这中间的那份辛苦，不用说，也是可想而知的。

还要一提的，是我书橱里摆放的另外几本书，却并不是我的，而是我一位好友的。而如今，这几本书却再也无法送还了——我的那位好友已然作古。睹物思人，这几本书，常使我想起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坐在书橱前，谈论着与读书相关的话题。而如今，阴阳两隔，再要促膝抵足已是断无可能了，所以，每当看见那几册书，便不由想起“三生石上旧精魂”这句话。自他去后，可以谈书论学的朋友便再也没有了，而存在我这里的那几册书，自然也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普天之下爱书之人，不论古今中外，对于书，都自有一番“浓情蜜意”，就如同是自己热恋中的情人。

书，确是可以宝贵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有敬“字纸”的传统，更不要说对待书籍了！即便是不读书或是与书无涉的人——哪怕他是贩夫走卒、担浆者流，若一提起书来，也往往肃然起敬。所以，坊间多用“书痴”去形容傻得可爱的读书人，用“书虫”去比喻钻在书堆里日夜苦读的人，就连对偷书的人，也法外施仁，不直呼为贼，而是文邹邹地谓之曰“窃书”。其实，谁都知道，并非“傻子”、“虫子”和“书贼”有什么可爱，只是因为他们沾了书的光，让人觉得即便是偷书来看的人，毕竟与那等偷人钱财的蟊贼有所不同罢了。书的魅力，是不是由此可见一斑呢？

我们现在要得到一本书，已经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尤其是有了激光照排技术以后，印出一本书来，简直易如反掌。但在古代，一本书付梓，却是件兴师动众的大工程。因为在纸张问世以前，并无今天意义上的“书”，所谓的“书”，只不过是刻写了字迹的竹简或木片，用细绳把它们串连起来，卷上之后纳入布袋（书帙）中，编上序号排列起来，谓之卷帙。古时候夸奖一个人学问大，说他“学富五车”，但那辆牛车里装的，都是这种竹简，五车也没有多少字，赶不上现在的一本“大部头”。书要流传也不容易，一靠传抄刻写，据说《史记》当时就制作了两套，一套归朝廷，另一套则“藏之名山，以待后人”；二靠口头传授，尤其是秦始皇焚书之后，许多书都失传了，著名的《尚书》，就是靠伏生的记忆才重新写出来的。但无论是刻写，还是口头传授，传播的范围都很小，要真正普及，必须得有廉价的纸张和成熟的印制技术。所以，直到蔡伦发明了纸，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真正意义上的书才得以广泛传播。由此看来，书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史，二者并不等长。但虽不等长，书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古代，好多事物若没有文字予以记载，多半就会失传、消亡。这样的事例不少。例如三国时候可供做开颅手术的麻沸散，因无文字记载，便随着扁鹊的死亡而被带进了坟墓。孔明的“木牛流马”，不用任何动力，便可自己行走，这在能源短缺的今天，意义重大，但其制作技术却因为没有记载，人们至今也仿造不出来，至今仍是一件憾事！

可见，书对于人类的文明的传承是多么重要。

但在时下，书忽然“触”了电，有了电子书。顿时，“书”不仅变了形，甚至变了种。于是，那一柜柜纸质的印刷品便现出一阵骚动不安，有的立在书橱的玻璃门里张望着，叹息着，有的则伏在书柜的角落里暗自神伤，生怕被主人抛弃。的确，眼下那些被称之为“几零后”的人，点点鼠标、敲敲键盘，眨眼间就建起一座虚拟的“书房”，阅读和查找资料都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不再依赖这些纸质的书了，甚至有人欢呼，我们已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这不由让我记起来，以前不是有人曾经指责，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发展缓慢，落后于西方，主要原因就是受制于那些方块字吗？更有人在没解决汉字电脑录入问题之前，竟然主张废掉汉字，改用拼音。

如今，那一本本电子书漂浮在Internetwork上，来也无影，去也无踪。那些在网页上能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书”，犹如海市蜃楼一般，没有纸的温度，也没有墨的味道。它们是没有形体的精灵，是没有灵魂的形体；它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电子，没有表情，没有情感，犹如一个幽灵，从美洲徘徊到欧洲，从亚洲徘徊到非洲，游荡在漫无边际的星空……

我不免哀叹，未来人类的历史、情感、智慧，真的都要漂浮在那漆黑的夜空里吗？就像一个无色无味而又透明无状的影子，或者，像一缕清烟，像一阵轻风……

先辈的灵魂没有了归宿，后世的子孙便不知情之所系了！到了那个时候，东西南北，天上地下，“上穷碧落下黄泉”，子孙们该到哪里去寻找今天的我们呢？

倘若不幸，突然硬盘坏了，一时间，不仅存放在物理磁盘上的电子书不见了，就连网上的书房、图书馆也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随着这些文明成果的丢失，后世子孙便仰望着星空茫然地问道：很久很久以前，你们果真是在地球上存在过吗？那时，你们是怎样生活的？你们曾经想过些什么？又曾经做过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