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厕拾轶

李汉君

古人如厕，事虽不雅，却断不可无。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想必起初也像其它动物一样，是“随地大小便”的。后来随着居所的固定，如厕之所便也渐渐的固定了下来。这情形，似乎也是极容易想见的。但厕所究竟出现在哪一年，却实在无从考索了。据载，我国在三千多年以前，路边就有了如厕之所。宋人高承撰写的《事物纪原》上就说：“《仪礼》曰隶人温厕。盖已名于周初也。”而在《墨子▪备城门》一篇里，也可见到“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的说法，将其纳入了城防设施的必备之物，供守城者使用，并且做出规定：“之厕者不得操”，也就是说，如厕时不许携带器具。另外，他还在《旗帜》一篇里，对城中民用厕所的建构，也做出了具体的描述：“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圂”即为厕所。可见，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无论在平地还是在城墙上，厕所都是不可或缺之物。

当然，古时候的厕所构造比较简单，常是掘一井坑，约六七尺，以木板或石板覆盖，“下望黝然，深可没顶”，而且还要修出“溜池”来。所谓的溜池，就是厕板下面的坑坎。由于坑很深，自然也偶有意外。《左传》成公十年记载：甸人献新麦，晋景公“将食，张（同胀），如厕，陷而卒。”说景公刚要吃用新麦子做的饭，忽觉腹胀，便去如厕，不想，竟掉进粪坑里溺亡了，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卒于粪坑的君主。其实，古往今来，死于粪坑者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当代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福贵的父亲就是这样溺毙的。余华在《兄弟》一书的开头一段，也有这样的描写：“李光头坐在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体会轨道上的漂泊生涯……”而李光头的父亲，同样也掉进了粪坑里淹死了。由此看来，厕所秽地，常有故事，也偶有事故。

在古代，上厕所一般谓之“出恭”。“出恭”一词由何而来？《通俗常言疏证》上是这样解释的：“《古今笔记》：‘《刘安别传》：“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谪守都厕三年。”按，今人如厕曰出恭，当本此。因不恭而讹为出恭也。’”接下来又引了《后寻亲记》说：出恭应为“出共”，“共即粪字之省耳。”此说想来颇有些道理。“粪”字为上下结构，繁体作“糞”，由米、田、共三字组合在一起，由此可否臆解为：人吃进米去，便要到田里去排解，因为农家历来是讲“肥水不流外人田” 的。

而对于那个“厕”字，《汉字源流字典》中解释说：“猪圈与厕所多相连，故又引申指猪圈”。厕所古称“圂”或“溷”，里面也都有这个“豕”字。厕所与猪圈连接，这在秦汉时期是很普遍的。对此，名物学家扬之水先生在《终朝采蓝》一书中曾经做过考证说：“其时讲究的住宅，厕所多半是在猪圈上边起一个小小的平台，平台上另起小屋，里边设便坑，外面有台阶以便上下，台阶一侧的短墙或开有小门与猪圈相通。小屋或一或二，前者男女合用，后者两个小屋每每各踞平台一角，那么是男女分开。”这种形制的溷厕，在汉墓中曾有出土，一般都是陶制品。从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厕所特别简陋。这不仅平民如此，即便是皇家，也高级不到哪里去。《史记》上就曾记载：汉景帝入上林苑，“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在皇家的园林里面，妃子上厕所，竟然窜进来一头野猪，险些让她丧了命。皇家厕所的简陋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而到了晋代，世风奢靡，厕所也非昔日的皇家可比了。经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石崇家中厕所的豪华。裴启的《语林》上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刘寔造访石崇，如厕。见里面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还有两个婢女手持锦香囊侍立。刘寔急忙返回来，跟石崇说：“错进你的内室了。”石崇却说：“你没走错，那地方就是厕所。”刘寔这才进去如厕。他接过两个守厕女婢递上来的装满厕筹的锦囊，坐在“大床”一样的便位上，过了许久，都解不出来，只好出来跟石崇说：“贫士不得如此厕。”出门去找别的厕所了。刘寔其人位列三公，不可谓无见识，但在石崇的厕所里，竟让那种奢华弄得解不出手来，应该也并非裴启的夸张之词。但这还不算顶级的奢华。东晋有位官至大将军的王敦，在刚和公主结婚的时候，也因为如厕，变成了一个“土老帽”，惹人耻笑。《世说新语》载：“王敦初尚公主（晋武帝之女舞阳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即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盌（同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后来便以“澡豆为饭”，来形容一个人没见过世面。

其实，厕所为人日用，本乃寻常之地，但在历史上，却也发生过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左传》哀公十五年，就记载了卫国孔圉家的一次动乱。叛乱者浑良夫和太子勾结在一起，“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正是在这次动乱中，孔子的学生子路，牺牲在这座高台之下。至于汉高祖刘邦如厕的故事，就更是有名了。他在赴鸿门宴时，发觉情况不妙，于是“沛公起如厕”。在厕所里，他和张良经过一番密谋，然后就和樊哙溜走了。刘邦去的这间厕所，可以推测是在室外。其理由，一则项羽是临时驻军鸿门，只有军帐，没有宫殿；再则，文中曾多次提及“军门”，也足证是在军营之中。室外厕所显然为溜走提供了方便。在历史上，危急时刻选择从厕所逃走的，不仅有刘邦，还有他的后人刘备。刘备居荆州时，蔡瑁和蒯越想杀害他。也是在酒宴上，伊籍示意刘备“请更衣”。“玄德会意，即起如厕”。当他了解情况之后，便急忙偷出厕所，开了后园小门，骑上“的卢”，跃马檀溪，逃走了（情节见《三国演义》）。刘邦和刘备，都是以如厕为借口才逃脱，让厕所成了一道救命的“生门”。

危急时刻也有往厕所里逃的。一个是吕产。当时朱虚侯刘章率兵进入未央宫，很快就发现了吕产。《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日餔（通“晡”）时，遂击产。产走……杀之郎中府吏厕中。”“郎中府”就是郎中令的官府。郎中令的职责是守卫宫殿的门户，因而府邸便设在未央宫里面。吕雉曾有遗诏“以吕产为相国”，所以刘章杀吕产后，“报太尉（即周勃）。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另一个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嵩之死，史上说法不一。《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即曹操）令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曹嵩和小妾死在厕所里后，一家老小也被灭了门。（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11页）消息传到应劭那里，他心里害怕，便逃到袁绍军中去了。

看来，从厕所溜走与往厕所里逃，命运竟是截然相反。

其实，多数时候，厕所里还是风平浪静的。如厕，自然也无论男女老幼，日必行之，不可废止。一个人怎样“上厕所”，不仅体现出一定的文明程度，有时，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态和性情。例如《史记》上就说，刘邦蔑视儒生，“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给予当众羞辱。想想当时的情景：摘掉人家的帽子，背过身去（也许不用背身），就往里面撒尿，真是斯文扫地。故而王禹偁有“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的诗句（《四皓庙二首，其一》），将刘邦与秦始皇并列在了一起。后来人们开始使用恭桶，是不是受到了刘邦的启发，却是不得而知了。他的媳妇吕后，也曾对厕所另有用场，她将戚夫人砍去了四肢，置于厕所之内，称其为“人彘”。把人放在厕所里，同时呼之为“彘”，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那时的厕所，大多都是建在猪圈上的。之后，吕雉还让惠帝刘盈前来观看，结果把那孩子吓得大病一场，后来便抑郁而亡了。刘邦的后人刘彻，也是个不尚斯文的主。《史记▪汲郑列传》里说：“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卫青虽然是刘彻的小舅子，但毕竟官居高位，前来奏事，皇帝竟然坐在恭桶上接见，就不是不拘小节的事了，而是对卫青不够尊重。这种踞坐于恭桶上的情形，倒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在一本小人书上见到过的画面：一个人坐在恭桶上，因为身着长衫，倒也露不出尊臀，因而，人物面部表情毫无尴尬，反而神态自若。但其实，怎么说，如厕一事也关乎个人隐私，岂可大张旗鼓、公开透明？当然，凡事也都有例外，如果遇着脸大的主，怎么露，他也是满不在乎的。前文提及的那位“澡豆为饭”的王敦，就因为知道“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予）新衣筹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1029页）为了得到一套新衣裳，便让婢女服侍“更衣”，实在也“洒脱”得让人无语了。

这里，倒是另外一种如厕行为，令人赞赏，那就是：珍惜每一寸光阴，用来读书——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典故，即欧阳修的“三上”之说：“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 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见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1版24页）然而时至今日，若再想从厕所里听到那种郎朗“讽诵之声”，恐怕已是万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