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郭澄清创作的人民性属性和特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郭澄清，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民艺术家，他创作的以《大刀记》《黑掌柜》《社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审美，都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性属性和特征，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他几十年筚路蓝缕、矢志不移的创作，取得了比肩赵树理、孙犁等一代文学大师的人民艺术成就。但是，受历史风云的影响，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真实而客观的评价，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创作是政治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是极其不公正的，也是非常不应该的。进入新的时代，这位名叫“澄清”的作家，历史附在其身上的烟云和误读需要进一步“澄清”，以还原其人民艺术家的本来面目。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在《大刀记》再版序言中曾经写到：人民作家为人民，一个作家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为人民大众写作，受人民大众欢迎，才配称人民作家。（《大刀记·第一部·序言》，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认真考察研究郭澄清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果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位真正配得上“人民作家称号”的作家。

一、不离故土，深扎人民

1929年11月，郭澄清出生于在宁津县时集乡一个叫郭皋的小村子。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和精神的故乡，是他永远也不舍得离开的地方。其间，有很多机会，他完全可以离开那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但他都坚决不从。1972年山东省文化组决定成立一个创作评论组，全面负责全省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在考虑评论组人选时，组长李健葆首先考虑的便是郭澄清。组织上准备调郭澄清来济南后，李健葆同志专门到宁津找到了他，动员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尽快到济南来工作，并且告诉他，把家搬到济南来，省城的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农村好得多，有利于创作。但是，没想到郭澄清对此并不领情，也不服从。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也都明白，但是，我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农民，不能离开基层，一旦离开，我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水之鱼，就再也写不出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了。他反复强调，我就是一个写农民的作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除了家乡，我哪里也不去。早年，宁津县归属河北省的时候，河北省文联也曾多次调他当专业作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有一次要他到天津《新港》去当副主编，他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去，而是继续留在了农村。

为了调郭澄清到省里工作，组织上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可是无论谁来做，也无论说什么，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坚决，理由是那样充分。他说，我还是在宁津好，宁津是我创作的根据地，宁津是我的根基。如果让我离开宁津，离开我的根据地，不仅对我个人创作不利，也不利于全省的工作。我离不开我的那个根据地，离不开我的父老乡亲。组织上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不再勉强。

在这个问题上，郭澄清为什么如此执着？如此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一个“咬住家乡不放，啃住大地不放”的人。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大地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一如大地之子安泰，一旦双脚脱离大地，脱离人民，他便失去应有的力量。

1975年，山东省委决定成立省文艺创作组，负责全省文艺创作。创作组。这一次人们再次想到了郭澄清。鉴于上一次的教训，这次对郭澄清的调动，事先没有再征求他的意见，而是组织上直接下了调令。组织有了调令，他不能不听。组织纪律性他是有的。就这样，他很不情愿地踏上了到济南工作的征程。到济南后，他担任省文艺创作办公室的主任。组织上原本想让他把家一道搬来，但他坚决不从，而是坚持不搬家，不坐班。

有一次，李健葆和任孚先拉着他到省委宿舍看房子，看了房子之后，本来以为他会动心，没想到他依然说，调来可以，我平时还是在宁津。有事我就过来，没事我就在宁津创作。后来，省委专门盖了专家楼，三室一厅的，分给郭澄清一套，他坚决不要。虽然那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在济南工作，他还是将房子推掉。自己不住，让孩子居住也好啊；现在不住，以后再住也成啊。可是，他没有。他说，先给其他老同志吧，现在房子这么紧张。那些老同志比我更需要。我在宁津很好，宁津的土屋是我创作的源泉。我需要接地气，住高楼大厦不习惯。吴开晋教授也曾劝他，还是搬到济南来住吧，毕竟高知楼条件要好些。可是他却说：“我不能离开我的故乡，那里有我文学的精神，我一走进故乡，一走进我的老屋，我的文思就像地下的泉眼，汩汩涌动。一走进城市，我的笔就会枯涩，再好的想法再好的构思，也进行不下去。也许是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阻断了我的地气吧。我要回去，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风雨大刀魂》黄书恺、高艳国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第005页。）他还说，我是在农村土屋中出生的，还要在农村土屋中死去。我若忘了农，就是忘了本，离开农村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最终，他还是没有来济南居住。

1975年《大刀记》出版获得成功之后，郭澄清一时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那时候他是有机会到北京工作甚至到北京居住的。当时，很多人曾说，郭澄清是山东文坛的一个过客，早晚得去北京。可是，他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郭皋村。他不仅没有去北京，而且一点也没有改变，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之所以不肯离开家乡，郭澄清还有一个理由，如果自己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些人民的斗争，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咬住家乡，咬住故土，是为了保持作品的真实性，是为了不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这件事情说明，郭澄清是一个不忘本的人，一个留恋故土的人，一个始终扎根大地的人，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人，也是一个始终不忘历史和人民之托的人。

《山东青年报》在发表记者刘德亮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文时，专门配发了评论文章《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中指出：“他（郭澄清）在成名之后，仍然坚持在农村；不论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农村；不论文坛上有什么风云变幻，仍然坚持在农村。不正是这样吗？进城当官的诱惑，他一一拒绝了，不为此而动心。身患重病，本可以到医疗条件优越的城市，他又放弃了在城市居住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离不开养育他的‘母亲’。”（《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第074页）。由此可以看出，郭澄清咬住家乡，咬住农村，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坚守，一种精神，一种赤子对大地、对人民、对母亲、对艺术的深情爱恋。对此，我们只能表达深深的尊重和敬意了！

二、人民本色，永志不变

若问郭澄清的第一身份是什么？人们一般会回答是作家。其实，他的第一身份，不是作家，而是农民，是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农民作家”，同时又是一位“超越农民”的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他出身于农民，最初是农民，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而且始终写农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从这个角度看，郭澄清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本色作家。

这里的“农民”，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褒义词。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实际上代表着大地，代表着四季，代表着生命，也代表着力量。任孚先曾说，大家都知道郭澄清是个农民作家，但是他的眼界很高，很宽。从扎根农村、写农民、写农村，为农民代言这个角度，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作家。但他的文学修养，不是一般的农民作家所能比拟的，他有更高的追求，也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水平和境界远远“超越”农民，依然坚持实心实意地为农民服务，其精神便更显得高贵了。

他像农民一样参加劳动，不修边幅。早在城关完小当老师的时候，一有空闲，他便回家帮着家里忙活农活和家务。割麦子，打场，耕地，劈柴，挑水，做饭，他样样会干。他从小就不习惯打扮自己，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夏天回家，光着膀子下地干活；冬天，穿着厚重的棉袄棉裤，有时腰里还捆一根绳子，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教师的样子。1960年，《宁津文艺》停刊后，他和同事一起到农村参与抗洪救灾工作，和村民一起筑坝，全身心地投入，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全。

他像农民一样学习木匠，能做木工活儿。木匠手艺，他是跟父亲学的，只是由于学的时间比较短，手艺不是很好，做工也比较粗糙。除了教书，郭澄清还会写作，而且还会木匠，孬好也属于一个会多门手艺的人。郭澄清城关完小的同事王金铎老师谈起郭澄清的木匠手艺时曾说，郭老师欠我一个迎门厨，要是我有他打的迎门厨，也该成文物了。郭老师当初说给我打，始终没有时间打，自己也不好意思催，最终成了遗憾。

他始终像农民一样俭朴，乐于过清贫生活。他在《宁津日报》的同事王志广曾说，郭老师在生活方面从来不讲究，我们本来有师生之别，可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区别。在报社那些年，由于晚上经常“开夜车”，我们经常抵足而眠。对于穿戴和吃喝，他就更不讲究了，“衣尚蔽体，食尚裹腹”，说他是再恰当不过了。

他知道农民心中所盼，敢于为其发声。1964年，他在县委辛生书记的带领下，深入农村，走进农家，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鼓励冒尖，允许冒尖”的三篇文章，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为民情怀。

他始终视农民为亲人，尊重有加。在县里当干部时，他骑自行车回家，离村子老远，就下车子推着走，无论见了谁，总是主动打招呼，热情拉家常。单位有了汽车之后，每次回家，他也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外，自己走着回家，一点当干部和作家的架子也没有。他成名之后，每当家里来人，有头有脸的人，他只送到门口，摆摆手，人出了角门，他就回屋里去。普通人、底层的人来了，他一定送到角门，待人家看不见了，他才肯回来。对于他的为人，村里人只有两个字“厚道”。这“厚道”就是农民的最突出本色。

他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甘愿为其服务一辈子。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时，他曾介绍说，因为夜里要去西杨庄开会，需要蹚水过河，两个村民不管他同不同意，一个人挎着他一只胳膊，托着他游过去。当时，他便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老老实实为那些朴实的阶级兄弟们服务一辈子”。他的这种服务，集中体现在其写作上，李健葆曾说，他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老百姓的代言人”。

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有自己的本色，也都想保持自己的本色。短时间保持本色容易，毕其一生保持本色，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郭澄清做到了。他的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无论是当兵期间，无论是为官期间，也无论是成功之时和之后，都心甘情愿、自得其乐地当一个“农民”。

《大刀记》出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屠岸先生曾到郭澄清的老家郭皋村探望他。在那里，屠岸先生再次见证了郭澄清的农民本色。“他那个屋子非常简陋摆设也非常简单。那个大土炕，我印象是很深的，大土炕上摆着一张小桌子，他就在桌子上写东西。他非常热情，黑黑的脸膛，一身地道的农民装束。感觉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脸可能是太阳晒的，耕地，晒黑了。”（《风雨大刀魂》黄书恺、高艳国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第134页。）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大刀记》的插图师王立志先生曾介绍郭澄清给他的第一印象：“这次去宁津，我和郭澄清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一种很朴实很憨厚的农民形象，跟村民一点区别也看不出来。在他身上，丝毫没有一点作家的架子，很热情很随和，不过谈话很有感染力。”（《风雨大刀魂》黄书恺、高艳国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第198页。）

对于自己的创作生活，郭澄清曾自认为是“农民在稿纸上耕种”。黄书恺和高艳国形象地比喻他，把钢笔当作翻地的铁锨，当作耕地的犁和耙，把钢笔水当作浇地的水，把脑汁当种子，把阅读当肥料——应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准确，展现了一个脑力劳动者，一个脑力“农民”的热血、奉献和辛劳。

三、讴歌人民，书写新人

郭澄清一直坚持为人民写作，为良心写作，从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他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进行创作。在他的词海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尺度和砝码。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社迷》《篱墙两边》《茶坊嫂》《黑掌柜》等年几十篇传世佳作，都是扎根农村生活，刻画鲁北大地广大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反映时代风貌和新社会新人物，属于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些作品以写人性之美为主基调，重在描写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与先进思想和新生事物之间的矛盾，反映和揭示人民内部矛盾，努力体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中国风貌，真实性地起到了文艺服务社会并促进文明，服务生产力的基本作用。

时代发展到今天，郭澄清的短篇小说至今仍然被人们提起，鲜活的人物让人们难以忘怀。他的文字，无不爱憎分明，以火热的激情拥抱人民，像锐利的投枪射向敌人。他的全部作品有一个极至的显著特性，那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反映那个时代中人伦和人情，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新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形象，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农村新人物大公无私、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因为他是农民作家，所以他自觉地将新社会新人物作为书写和塑造的重点；因为“关注现实、反映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体现时代之“新”。郭澄清先生自己曾说：我愿意把亲眼看见的新人新事写出来，希望曾经教育了自己的事迹，再感染别人。郭澄清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从《黑掌柜》《茶坊嫂》《方方嫂》《公社书记》《嘟嘟奶奶》《男婚女嫁》，到《石再仁》《马家店》《篱墙两边》《社迷》《社迷续传》《小八将》等，先后成功塑造了新社会新生活背景下的数百位新人物，并且个个人物都鲜活生动，各具不同的人物形象特色，比较完整地构建了中国北方农村基层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的人物谱系，尤其是所呈现出的鲜明的人性之美特色，在作品中描写人物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达到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壮观壮美。郭澄清笔下新人物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人物形象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一是思想观念新，二是行为作风新，三是精神面貌新。他们有些虽然是平凡人物，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有些还具有雷锋主义精神。以《公社书记》为例，郭澄清塑造了一个新社会乡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新形象。主人公项书记，虽然是公社干部，却让大家喊他老项，无论是外貌形象，还是举止打扮，都与一般群众无异，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体现了干部群众一家亲的理念。同时主人公不仅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而且还具有反对特权专权和渴望民主平等的现代思想。他的《黑掌柜》塑造了一个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基层经销工作者美好形象。《马家店》塑造了一个新社会新店员的新形象，展现了主人公马大爷的行为美和心灵美。《茶坊嫂》塑造了一个活泼开朗、一心为他人、人见人爱的新社会茶坊主人的新形象，也是一个“好军嫂”形象。《孟琢磨》塑造了一个勤于思考、一心为公的好社员形象。《高七》却塑造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另类“官迷”形象——一个敢于负责的农村生产队代理组长形象。《万灵丹》塑造了一个相信科学、绝不服输、靠事实说话的可爱女青年形象，《交接》塑造了一个扎根偏远地区、一心为民服务的好工作人员老杨的形象。《三访某大娘》塑造了一位鲁北地区堪比红嫂母性形象。《借兵》塑造了刘小兰这个当代穆桂英的良好形象：活泼、大方、幽默，更重要的是富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和“一盘棋”思想。《老队长》则塑造了一个虽然年轻，却经验丰富、成熟干练、连选连任的青年“老队长”大群形象。这都是“新人物”的重要标志。郭澄清书写“新人物”，重在书写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写出了农村人的心地之善、人性之美，几乎每篇作品都倾力描写人的正值善良品性，邻里乡亲的习性和人际关系，贯穿于其中的根本便是乡土中国农民做人做事的伦理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著名文学评论家郑丽娜曾在《不该被遗忘的乡村记忆》一文里写道，和赵树理等作家一样，郭澄清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下，也以自己含蓄的小说之笔来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研读郭澄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美学现象，那就是几乎在他的所有小说里，都毫无例外地描写了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互相关爱、彼此不分的优良传统。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所提倡的吗？

四、大刀铸魂，根系人民

郭澄清创作突出的成就是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色便是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性。作为建党百年百部红色经典作品之一，其红色和经典之处，最突出体现在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认知上。作品主人公经过一系列现实变迁逐步认识到，穷人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无论是远近，都是“一家人”，都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人；而富人，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无论是是远近，都是“穷人”的敌人，都是欺负、压迫、陷害“穷人”的人，甚至是比虎豹猛兽还要凶恶的人。当初贾永富去世，贾家大院闹丧事时，作者明确写道：“这只老狐狸的死，对阖家庄的穷人来说，却是大快人心。”（《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11页。）在这里，作者将“富人”贾永富视为“老狐狸”，而且将其死亡当作大快人心之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这贾家，专门靠剥削穷人，强占穷人家产地产，把人逼得没有一点活路，而且发家之道连自己都承认是“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取利”。

这种认知，表现在对地主财主本质、朝代更替和日本鬼子本质的清醒认识上。按照有些人的观点，特别是某些所谓的“新历史主义”书写者的观点，地主中也有好人，善人。可是，在《大刀记》里，在梁永生他们那里，经过对地主阶级的长期观察和分析，得出的却是铁律一样的相反结论：“是狼就吃人，是狗就吃屎，是财主就没有人心肠”。这种认知，不是简单的认识，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思考。梁永生曾经思索，穷人相见分外亲，是一个“穷”字把心连在一起的；官家也罢，富人也罢，也是往一条裤里穿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的结论是，他们的私利，都是通过穷人的苦难取得的。穷人的苦难越大，他们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穷人的苦难越大，他们谋财取利的机会就会越多。闯关东路上，投奔杨柳青亲戚，遭到杨翠花表哥的冷遇，这让梁永生对穷人和富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充分意识到，穷人见穷人，非亲胜似亲；富人见穷人，是亲不认亲。杨翠花的表哥之所以和以前不一样了，最关键最根本的是——人一富，心就变了。很多时候，朝代的更替，被很多人寄于新的希望，但事情绝非如此。北洋政府，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后来，换成了“民国政府”，一开始，人们曾对其抱有一定希望，可是时间一久，人们慢慢认识到了其实质和真实面目。“‘民国’？狗屁！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50页。）大家十分清楚，“北洋军阀”也罢，“南洋军阀”也罢，甭管它换啥字号儿，自古来都是富向富、贫向贫，当官的向着有钱人。正如梁永生所言，我算看透啦——前清家、北洋军阀、国民党一个样，都是捉弄穷人，换汤不换药！穷百姓吃糠咽菜，撙出钱来缴河捐，不承望落了个叫苦连天的下场，国民党、白眼狼，都是坑害国民的野兽。

这种认知，并非与生俱来，是经过长时间观察和苦难经历得出的基本结论。逃难路上，梁永生慢慢认识到，原来穷人只有两个死对头——一个是财主，一个是官府，自从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外国鬼子。在深山老林里，他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只知道大财主是穷人的冤家对头；后来，才知道官府衙门也是咱穷人的冤家对头；在天津那两年，他发现，穷人的冤家对头中又增加了大老板和日本鬼子；到了关东以后，才知道，土匪也是穷人的冤家对头。他们还充分认识到这些“冤家对头”的凶险和凶残。正如秦大哥对梁永生所言，我觉得，在这深山老林里，虽然成天和豺狼虎豹打交道，可这山里的豺狼虎豹，比那屯子里的“豺狼虎豹”好对付多了。这种认知，还表现在对阶级兄弟无条件的亲近和帮助上。逃难路上，经过与雒大爷和雒大娘的接触，梁永生深刻认识到，像雒大爷和雒大娘这样的穷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人。由此，他暗自发誓：“到将来，我长大了，无论走到哪里，一定要像赵奶奶那样，像雒大爷和雒大娘一样，把阖天下受穷受苦的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梁永生是这样想的，也真的是这样做的。逃难路上，梁永生偶遇杨翠花，他们此前并不相识，但是相同的命运，把两个穷孩子的心拧在了一起。他们彼此珍惜，互相帮助，关键时刻，梁永生还救了杨翠花的命，最终让他们结为夫妻。他们结婚时，魏大叔曾总结道，这是一个“穷”字攒在一块的家庭，门大爷，是个穷手艺巴子；雒大娘，是个穷庄户孙；梁永生，是个长工的后代；又娶了一个吃劳金的穷店员的闺女。那年闹灾荒时，梁永生所在的小村子，挤满了逃难的人，财主对他们不管不问，甚至极力驱赶，但是，“穷帮穷，富帮富。”村里的穷爷们儿，都来帮衬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逃难人。当梁永生端着稠粥送给一位老大爷，对方问他贵姓时，他说：“大爷，甭问了，咱们都是姓‘穷’的人。”这句话，深刻表明了他的阶级认知。因为这种朴素的感情，他将穷人常怀义的儿子领进家中，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并且告诉他，我是长工的子孙，你是佃户的骨血。咱们都是穷人的后代，是同一个苦根上结出的苦瓜，是一个“穷”字将我们长工、佃户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非亲非故的人们成了家眷。

人民群众最可靠——这是《大刀记》坚持人民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你们容易吗？领路，送信，破路，站岗，放哨，挑道沟，割电线，送军粮，藏八路，救伤员，抬担架，埋地雷，挖地道——”（《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338页。）这是梁永生对下棋老人说的一段话，也是人民群众帮助八路军抗日的最真实写照。梁永生曾对铁蛋说，咱打的是什么战争？人民战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法宝。这个法宝能战胜一切敌人，而且是敌人永远夺不去，也学不会的。梁永生曾哼唱过这样一个抗日小调：“运河滚滚浪滔天，两岸战旗红艳艳，抗日军民手挽手，前赴后继冲上前！”这歌词内容，恰恰是抗日战争中军民共同奋战的真实写照。

人民群众最可靠，首先体现在人民群众与八路军心连心上。大刀队到柴胡店虎口拔牙那天，那些知道大刀队这次军事行动的人们，全部一夜没有合眼。自己的子弟兵去夜袭柴胡店了，各村的父老乡亲们，谁能不为这虎口拔牙的亲人挂心呢？当大刀队凯旋归来的时候，各个村头上已经站满了人。正如下棋老人所言，我算看透这步棋了——八路军好比鱼，老百姓就是水；水离不开鱼，鱼离不开水；水没有鱼就是死水。

人民群众最可靠，其次体现在无私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上。梁永生曾深有感触地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都是那些军属老大爷、老大娘们，一把屎、一把尿、一把血、一把汗地拉扯大的。他们把亲生的骨肉，亲手送进了八路军，这等于是把自己摘下自己的心肝交给了党。他曾对房智明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八路军。像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父亲送儿子入伍的事，哪个村没有？

人民群众最可靠，还体现在他们组织民兵亲自参战上。在敌后，在冀鲁边区，不仅八路军大刀队在行动，当地的老百姓，也不仅是单纯地支持八路军作战和行动，他们在党组织和八路军的帮助下，纷纷建立起了民兵组织，一方面做好自卫，同时积极协助八路军作战，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当梁志勇认为，大刀队只有十几个人，而日本鬼子上百人，敌我力量悬殊时，梁永生重申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仗为人民所打，必须依靠人民。他仔细给梁志勇算账，临河区全区人民群众不止“十多个”，人民群众应该算“我们”。由此得出我们的力量远比敌人强大的结论。

人民群众最可靠，更体现在他们对八路军子弟兵，对大刀队的无私支援和帮助上。每当大刀队成员遭到敌人的追击或搜捕时，当地老百姓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将他们藏在自己家里。生活上，老百姓也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元宵节那天，二楞娘让志勇把大家集合起来做的枣泥团子全部带走，带给战士们吃，志勇不肯，在二楞娘的坚持下，不得不带走，临走前说过几天来算清，没想到二楞娘说，要说算账，这账永远是算不清的——咱八路军为了老百姓打鬼子，拼命流血，那鲜血，多少钱一斤？多么好的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最可靠，最感人的是关键时刻对梁永生们的无私保护。当梁永生被困宁安寨，敌人将群众和他都押上大街，悬赏一百万元，让人们供出谁是梁永生时，“英雄的宁安寨人民，以顽强的气概告诉了石黑这个强盗——全场依然是寂静无声。”（《大刀记·第二部（下）》，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23页。）在这无比严峻的时刻，英雄的宁安寨人，都虎蹲在那个杀气腾腾的大广场上，气不粗喘，面不改色。他们为了掩护一个共产党员，为了掩护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在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当穷凶极恶的敌人准备拿村民开刀，梁永生站出来高呼，我就是梁永生，我就是八路时，没想到大家一个个站出来，甚至全场所有人同时高喊，我就是梁永生，我就是八路！这众口同声的吼喊，如暴雨，如海潮，惊天动地，气壮山河，告诉敌人：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誓死不做奴隶！这是多么强大又可靠的力量！、

五、人民作家，人民永爱

回顾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正是包括郭澄清在内的一代代优秀作家传承人民艺术，不断开拓奋进，阔步走向未来的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从鲁迅到王蒙，从赵树理到郭澄清，从铁凝到路遥，人民艺术家们一路走来，书写了人民文学的瑰丽诗篇。“人民作家爱人民，人民作家人民爱。”新的时代呼唤对郭澄清文学创作进行重新研究和认知评价。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站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关口，对郭澄清及其创作进行重新疏理和评价，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其科学、公正、客观的认识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必须坚守的操行和道义。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历史和人民正在对郭澄清及其文学作品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特别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民作家郭澄清正重新回到人民中间，回到人民心中。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时代，郭澄清以弘扬主旋律和时代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和出版。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对《大刀记》和《郭澄清短篇小说选》重新出版。

2006年7月，中国小说学会和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在德州市召开了“郭澄清先生作品研讨会”。全国6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包括雷达、张炯、吴义勤、贺可存、梁红鹰、程光伟、朱德发、孟繁华、陈晓明、任孚先等，张全景也到会祝贺。会议对郭澄清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呼吁对其文学史价值进行认真重评和重估。著名评论家吴义勤在《在历史的缝隙中发现美》一文中指出：“作为继赵树理、孙犁之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代表，郭澄清小说提供了那个时代中国小说艺术的重要范本。我们理应对他的小说进行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以还原文学史的真相。”这些都对于重新研究和评价郭澄清的文学成就和价值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

2012年9月15日，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颁奖典礼在宁津县举行。大奖赛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山东文学》杂志社、《齐鲁晚报》社、宁津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德州市文联、宁津县委宣传部承办。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中国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为民，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学峰等专家学者出席颁奖典礼。张炜在颁奖典礼上指出：“郭澄清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全部创作是那个时代生活的记录。他为山东、为德州、为宁津赢得了巨大荣誉。”这次大奖赛不仅发现和奖掖了一大批农村短篇小说的佳作和作者，同时为重新发现和评价郭澄清，进一步扩大郭澄清的影响，也起到了提供契机，扩大宣传的作用。

2014年9月，德州作家黄书恺、高艳国经过长期采访，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风雨大刀魂》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为重新研究和评价郭澄清树立了一座崭新的丰碑，提供了大量详实资料和真实性历史场景。

2015年1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由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海润影视联合出品的65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大刀记》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让郭澄清、《大刀记》和梁永生重回民间。

2016年12月由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研究资料》，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郭澄清的文学道路”；中编为“郭澄清小说研究”；下编为“郭澄清小说手稿”。该书可谓郭澄清研究的资料汇总和大全，对于重新研究郭澄清及其作品具有“建文库”“打基础”的作用。

2019年9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系，《大刀记》以1975年7月版本再次出版。

2019年12月14日，“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研讨会由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计45人参加会议。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洪禹教授认为，郭澄清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继赵树理、孙犁之后的又一位杰出小说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认为：“郭澄清先生是中国文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名家，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中国文学奉献的一生，他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同步化。”（《百家评论》2020年第1期（总第44期）第37—38页。）正如李宗刚教授在总结中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不仅圆满完成了学术任务，而且展现出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疆域，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挺近；从民间文化、政治文化等多维度来解读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对郭澄清的文本解读有了新的拓展，深化了既有研究，促使郭澄清文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和发展。这些都对重新研究和评价郭澄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精选60部优秀作品，郭澄清的《大刀记》名列其中。

2021年7月16日，山东济南，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言实出版社举办了红色经典大讲堂——“百年百部红旗谱”系列图书之长篇小说《大刀记》分享会。郭澄清的儿子郭洪志和有关专家、评论家一起，与读者分享了《大刀记》创作的背后故事、心路历程、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我们仿佛看见，郭澄清正携着他那些被人民喜爱的作品，从历史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

这是大家的风采，也是精神的光芒。我们渴望他的一切得到真正的“澄清”，渴望他真正回到人民中间，也渴望他精神光芒的持续照耀。当然，我们知道，要实现这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不能停止探求和追寻的脚步。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人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