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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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和发展的双重概念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站在新的时代，依然不忘回望。我常常走回“五四”大河的岸边，观河里惊浪，与搏击者对望，“五四”大们的形象一个个清晰可见，活灵活现，就像站在自己的身旁。
“他清澈的灵智如雷火电光，遮住他激愤狂怒的面容”。这是那个时代的旗帜----伟大的鲁迅的面容。他的面容写照着正义和尊严，像一柄高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我仰慕，令我深思。
公元1881年初春，中国江南，清明秀丽的绍兴小城，秀才周伯宜和他的妻子鲁瑞，在自家那处青砖瓦房的院里栽下了一棵小树。小树和他们的爱情一起疯长。
是年秋天，一个叫“树人”的小男孩来到了世间。尽管这个小男孩后来被人称为“旗帜”，尽管他一出生家道也还殷实，但是，他似乎注定要遭遇诸多劫数。祖父入狱，父亲病重，使他过早地感知人间的冷暖。以至后来他说：“有谁从小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不知出于怎样的原因，我对一百年前的这个小男孩倍感亲切。我仿佛看见，那个面孔冷峻，紧怋双唇，衣着单薄的小男孩，怀揣母亲为他筹来的八元路费，背着书包，“走异路，逃异地”，外出求学问道的身影，让我感动和神往。
鲁迅面对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时，万枪林立，尘土飞扬，到处是战争、疾病和穷困。正义之旗帜难以高举，悲愤的国人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有的人奋争，有的人消沉，也有人躲在象牙之塔作无关痛痒的文章。
鲁迅的出现是人类的一个异数，是上苍对中国人的一种爱怜。在普遍的醉生梦死之间，鲁迅承担起另一种责任，他以自己薄弱的身躯和倔强的性格，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心痛和重量。
他学医，试图疗治祖国的贫困。我想，假若他不改初衷，或许中国现代史上会诞生一位伟大的医人，另一个华陀、扁鹊或李时珍。但是，当他发现，学医不能疗治国人“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灵魂时，他毅然决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号犀利的投笔。
是的，鲁迅是人，不是神。但是，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他有很多政敌，但却没有一个私敌。他有很多缺点，但他从不隐瞒或回避。他说：“我的确时时能解剖别人，然而更多地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曾苦闷，也曾彷徨；他曾寂寞，也曾忧伤。但是他没有消沉，更没有苟生或堕落。相反，他抗争，他呐喊，“我以我血荐轩辕”；以艰苦卓绝的努力，树起了一座战斗者的丰碑。
面对鲁迅这面伟大的旗帜，想一想而今，不知该心生多少敬意和惭愧！
“我的心掠过寂寥已久的冬野，又碰上那束闪耀的目光”。春日里梦回“五四”，不期然碰上早年郭沫若先生的目光。那目光如火，如电，如激情汹涌的大海，激荡着我，澎湃着我。
在我看来，“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位真正的歌者。他以夜之精灵的歌唱，唱亮一个时代，点亮人们心中尘封已久的灯台。从某种意义上讲，郭沫若是一本教科书，他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桀傲不训，什么是彻底的反叛精神。
那原本是一个血雨腥风、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孕育了一个有火山爆发精神的叛逆者。他就是早年的郭沫若。
相对于一般的中国人，郭沫若是一个天才，而且多才多艺。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最突出的贡献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第一个以反叛者的姿态站出来大胆言说。
我们这个民族勤劳智慧的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但逆来顺受是她的致命弱点。几千年来近乎完备的封建统治，让很多人的心灵深处渐渐培养出一种奴性。尽管人们都看见，都明白，都深知，那时的社会腐败，人世不公，但是人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死不如懶活着”地苟且偷生。没有人站出来大声说：“这不公正”。几百年如此，几千年如此。人们习惯了，麻木了。当然，郭沫若也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于人们的习惯和麻木之中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以他火山爆发般的诗句，向世人宣布他看到、他深知的一切，就像那个大胆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
他说：“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这是何等准确，何等深刻！他说：“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这是何等的气慨！这是何等的豪迈！站在时间坐标深处，我不能不从内心向郭沫若致敬，感谢您，中国彻底反叛精神第一人！
说实话，人们是多么希望郭沫若的反叛精神得到继承和光大啊！然而，时事总是给人们留下无尽的遗憾。郭沫若“五四”时期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不仅后人失传，而且郭沫若自身也于不知不觉中丢失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郭沫若手中的火炬不失传，今天将会怎样？
夕阳西下，看着郭沫若先生远去的身影，我的内心一阵阵无言的伤痛。
“穿过盈盈秋水，我看见他满脸忧伤”。那位与祖国命运同悲愤的“五四”先哲叫郁达夫。同鲁迅、郭沫若一样，郁达夫也是“五四”的产儿，“五四”的弄潮儿。但是，他们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鲁迅、郭沫若是积极的反叛者的话，郁达夫则是一位消极的反叛者。他以自己凄怨的创作，为旧时代唱出一曲挽歌；他以另一种姿态，展示了“五四”精神的别一种光芒。
1896年12月7日夜半，在浙江富春江畔的富阳县城里，郁达夫来到世间。与鲁迅相比，他们有着几近相似的童年。三岁丧父，孤儿寡母，让他倍知世态凉炙。世人的欺凌和白眼，赐予他过多的寂寞和孤独，造就了他易于反抗，比较孤僻的内向性格。只有富春江畔明媚秀丽的景色，给他孤独的童年些许幸福和快乐。
东渡扶桑求学，是郁达夫人生的大转折。在岛国日本，他真正体味到什么是他乡，什么是祖国。来自日本人的歧视，几乎把郁达夫推向绝望的边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爱国的情感，一种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希望日夜折磨着他，使他夜不成眠，寝食不安。然而，祖国并不因他的希望而日渐强大，日本帝国子民并不因他悲愤而放弃侵略，郁达夫在痛苦的折磨中更加痛苦，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一个文弱书生，无以报效祖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拿起了软弱的笔，排遣自己的郁闷和愤慨。
自然，郁达夫的《沉沦》描写的是一个沉沦者的形象，其中不乏作者个人的影子。但是，读这部小说，却能读出“沉沦”背后的东西。他把那份哀怨，那份生之绝望展现得是那样淋漓尽致。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无力回天，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沉沦”难道不是最好的反抗形式吗？
缘于此，我断定，在“五四”的烛光里，郁达夫和鲁迅、郭沫若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遥相呼应。中国现代文坛如果没有鲁迅、郭沫若将意味着苍白和无力，如果没有郁达夫将意味着浅显和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