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致福小说集《山歌》
李恒昌
阅读刘致福先生的小说集《山歌》之前,曾经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著作,是一曲清新明快的当代“山歌”。等深入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原来这“山歌”并非类似广西民歌所吟唱的“春江水”,这也不是一部单纯的乡土田园小说。一切都比想象的要深刻、复杂、内涵得多。
《山歌》的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构成一个广阔的社会。正如张炜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它呈现出多种生活画面,从农村原野写到政府机关,又从僻地乡间写到大都市,故事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和乡民、军人;从时间脉络上看,也拖拽得很长,甚至从当今延展到了抗战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将它看作是一部“社会性小说”。
《山歌》的基调并不是清新明快的,虽然它的文字非常简明和简约,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咏叹,而且是一种具有多重内涵的咏叹,有些篇章还具有一定的人生悲叹成分,也有一些篇章还具有大义颂歌的成分。其中诸多篇章,由于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甚至一时让人难以参透和把握。一如其中的代表作《山歌》结尾所营造的意象和提出的问题一样:“慢慢升腾的地气把大山淹没了。远处林子里野鸡‘咕咕’的啼鸣和‘小皮子’在哪条沟里‘呃呃’孩子般的哭叫,在寂静的雪野里汇成一首有些古怪的歌谣。但是,有谁能猜得透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谣?”
《山歌》最突出的主题是爱。众所周知,爱是人类最重要、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自然也是作为“人学”的文学创作的一大永恒的主题。《山歌》所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抒写的也是“爱”的主题。只是相比其他作品,《山歌》对爱的思考和抒写似乎更形象,更深刻,也更极致,自然也更能打动人心,震撼心灵。世人几乎人人都向往爱,追求爱,然而,受客观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制约,究竟有多少人如愿得到爱,又究竟有多少人的爱能得到健康发展?有时候,爱在其他事物面前,显得是那么弱小、苍白和无力。但是从《山歌》里,我们看到爱的多重含义。
“爱似一道超越黑暗的光芒”。《鱼》抒写的是一对盲人的故事,也是关于爱的故事。文斗卖鱼,只卖两条,一条黑的,一条红的,而且只卖给一个女人。因为,正常人不能发现,有一条鱼是红的,唯独那个女人。其实,他们两个人都盲人。盲人能发现鱼是红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是爱的天眼,是爱的神启,也是爱的心有灵犀。由此我们仿佛看到,爱就是一道具有超强威力的光芒,连盲人的黑暗世界也能照亮。
“暗恋是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这是《山歌》情感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火》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川暗恋着琬,但不敢靠前,只能远远地观望她,“守株待兔”一般等她出来。为了吸引琬出来,川采取了极端措施——放火。“川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琬家大门口,蹲下去,从兜里掏出一块闪亮的东西。”“一会儿,琬家门前的那堆闪着金灿灿光亮的麦秸垛便腾的地一下着起来。”“川隔着火光看到琬冲出来,川的心也便腾地的一下着了。”作品的寓意应该是:看,暗恋多么厉害,一旦点燃,就是一片大火。
《空巷》讲述的也是一个暗恋者的故事,暗恋从生发到慢慢暗暗熄灭的故事。与川放火不同,范昌暗恋的对象是一团火,“他觉得那帘子后边,有一块烧得红红的炭,老远他就感到暖暖的。”“看不见那双眼睛,只看到一个漂亮的背影,可他知道,那是那块炭火。”那团火燃烧着,曾带给他希望,点燃了他的“芳心”,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那团火渐渐暗淡下来,最终熄灭了,由此范昌也绝望了,“范昌的眼前一抹黑了”。
“爱有时比生命还要强”。《水》是关于思念的故事。长期一个人在家的莲思念丈夫,因思念走向曾经和丈夫恩爱过的小河,最终淹死在河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殉情,另一种形式的“跳河”,也是爱的缱绻与决绝。莲的悲剧似是在宣示,没有爱,生命就没了生机——“洁白的浴缸自从丈夫外出销货去了她再也没有用过。丈夫一走,她就变得懒了,懒得洗澡。”同时,也在昭示:“没有爱,毋宁死”——“莲感到无数只手在她身上轻轻地抚摸,她已经忘了自己,只以为又是几年前那个令人魂魄摇动的黄昏——她枕着细沙, 枕着水流睡了,睡得很美。”
《涧》是一篇与《水》类似的殉情故事。《水》的女主人公因思念丈夫而“跳河”,而《涧》则是“一次出轨引发的悲剧”,女主人公平为了报复背叛她的丈夫开着拖拉机“跳崖”。她的“腿刚刚跨过方向盘,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像是整个大地都塌了,她感到身子一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随着拖拉机‘呜’的一声栽下深涧。”平死了,丈夫也因她设下的“局”被治罪。平以自己最决绝的行动,向人们宣告:“我不是好欺负的”,被背叛,失去爱,得不到爱,宁可自己死去,宁可将其毁掉。可见爱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蜜月旅行》中的小夏和保国的爱情,是来之不易的爱情,也是非常值得珍惜的爱情。但是,这么美好的爱情,却因为打火机的一簇小火苗给毁了。看起来,这是一个疏忽,其实它揭示的却是爱情的另一种威力——能让人冲毁头脑。常言说“恋爱中人智商为零”,在爱情面前,人们是会丧失智慧,失去理性的。
“爱是一种悲悯和宽恕”。《山歌》是这部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爱的主题中最为深刻的一篇。父亲与董腾的纠葛,以及最终的悲剧,一切都源于父亲到前线期间,董腾与其母亲私下生下了川子。这是一部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罪与罚”。一方面,董腾试图赎罪,甚至他的狗也懂得赎罪;另一方面,父亲又始终不肯饶恕,想尽办法折磨董腾,最终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论是董腾的死,还是父亲“枪爆了”,都源于当初那段“孽缘”,更源于父亲那一颗始终不肯饶恕之心。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这一情感的悲歌,在批判“不轨之情”的同时,真切呼唤宽恕和饶恕的悲悯情怀。
“爱既是一种割舍,也是一种成全。”《山歌》中的部分篇章,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战争风云中人们的抗争和爱情故事,礼赞了超越个人私情的人间大爱,彰显了爱的要义和真谛。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恋歌》。作品讲述了抗日战士武队长在养伤期间,与烈士遗属芝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故事。武队长和芝子因抗战而结缘,因命运而相爱。因抗战失去丈夫和父亲的芝子爱上了武队长,悉心照顾他,以死保护他,也一心想嫁给他。母亲和村长,也非常赞同和支持芝子的感情,想让他们在武队长离开之前“圆房”。武队长尽管也同样喜欢芝子,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听她的歌,但鉴于自己有随时会牺牲的危险,为对方考虑,他始终没有同意这桩婚事。在母亲和村长的支持下,芝子主动要在武队长离开前与其“圆房”,关键时刻,武队长把对芝子的爱深深地压在心底,以“一闭眼就想起王区长”为由,“残酷”地推开了芝子,坚持立即重返前线,“一刻也不能停留和耽误”。这一切都是为了芝子,是对芝子更深挚、更具责任感的大爱。这既是一种割舍,也是一种成全,展现了真爱、大爱的崇高内涵。就故事的独特性和新奇性而言,堪称神助和绝妙,如此抒写抗战,如此抒写爱情,是对爱情、对英雄最深沉的礼赞与致敬,令人发自内心地感动、感佩。
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是《山歌》的第二大主题。这一主题,多建立在现代生活背景之中,既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也是对人性压抑的一种控诉和批判。
《油画》抒写的是某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失常,出现幻觉和幻视,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故事。主人公幻觉中出现的女人形象,包含着非常特殊的寓意——一个偷窥者或私下的监视者。市长对主人公的不满意和训斥,是导致其压力过大的根源所在:“市长很恼火,问他怎么回事,改不出来就早些交出来,耽误了事情他要负责!最后口气更硬,要他改没改完今天都要亲自交给他。市长‘啪’地扔下电话,声音很响。市长调来半年多似乎一直对他有成见。”时常被监视的环境,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压力的存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无论主人公怎么努力,都无以摆脱。他试图向被监视者“求解”无果,向朋友“求解”也无果,自己最亲近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又不了解,也缺乏最基本的沟通,最终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选择了反抗,而且是极端性反抗,极为过度的反抗。更可怖的是,曾经一度,那“女人的脸”,出现时,他不适应;消失了,依然不适应。这是一种悖论。由此,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和深刻性。
《雷电波尔卡》与《油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的主人,出于一种极其纯朴的感情,到病房看望了传说中将要被校长取代的“瘦老头”,没想到被人发现后身体出现了一个惊人“变异”——身后总是背着“瘦老头”的影子,由此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被人称为“怪物”,不仅影响了仕途,还影响了爱情,可以说是“一次探望引发的人生剧变”。作品的批判锋芒直指学校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同时,还深刻展现了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一名职工,看望生病的老领导,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其他人想那么多,将他当作“怪物”?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也是对正常人性的一种压抑。可喜的是,主人公不仅反对探视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也拒绝由此到来的利好效应。当“瘦老头”回来重新执政时,他深厚的影子不仅消失了,而且还要被格外重用。面对如此“好事”,主人公坚决谢绝。因为,他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感到我和小朱正在一个巨大的舞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面对无数双眼睛,自由地起舞,无所畏惧,无所顾忌。”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展现了作者对自由真谛的深悟,也展示了其所倡导的高洁人生情怀。
《大水》也是对非正常人际关系的批判。杀死汪儿的是什么?不是真正的“大水”,而是人们的“口水”,是他人的嫉妒,是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当然,也有他自身过于得意和张狂的因素。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人际关系能否更正常一些,真正做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细读《山歌》不难发现,刘致福先生是一位小说艺术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别于传统小说,甚至带有一定的“先锋性”。最值得肯定的是,由于其中的很多篇章采取了荒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极为难得的神性和超常精神。
著名作家张炜曾说:“伟大的作品应该有一种神性——揭秘人性,连接宇宙苍穹。”没有神性的写作,不可能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山歌》中的诸多篇章,也具有这种神性。《鱼》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两个盲人,能看到鱼的颜色,而且在茫茫人海中能彼此找到对方。这不是神性又是什么?正是这种神性的抒写,进一步升华了人性,升华了爱,使人性更高贵,爱情也显得更珍贵。《鱼》虽短,个人认为是写得最精彩最好的一篇。它几乎符合“好小说”的全部要素。一是写小人物,令人同情的小人物;二是写有性格特点的小人物,两人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三是小说有一个出人预料的结局,最后才道出两人都是盲人;最最重要的是故事中具有震撼人心的“神性”——“在遥远的地方,两条明艳的绸子带着眼前这女人身上的香气撩拨着他。”这种“神性”同时也是一种超常性。
读《山歌》最突出的感觉是,作品中很多故事情节都是超常的,甚至是反常的,有些是看似不可思议的。但是它们又都是合理的,也是艺术的。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内涵和寓意,各自展现着不同的精神性。《雷电波尔卡》中,“瘦老头”的影子之所以能出现在“我”的身后,意在展示非正常舆论的强大和非正常人际关系的可怕。《油画》中超常规出现的“女秘书”形象,蕴含着被监视的可怖和女同事的“两面性”。《落霞》中的“方旭局长在芭节草的林子里东冲西撞,太阳慢慢地斜了,仍旧找不出路来”,则象征着他人生路上的“迷失”。《大水》中淹了汪儿葡萄园的超级“大水”,则象征着人们的“口水”的威力;而导致他们丧生的超级“藤蔓”,则是他们自己作茧自缚、自作自受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作品中还有很多,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着一种极为难得的超常精神。
读《山歌》,依稀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鲁迅、莫言等人的影子。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具有类似的超常精神性。鲁迅先生的《铸剑》最能体现这种超常精神。眉间尺听了黑衣人一席话,二话不说,挥剑砍下自己的头颅。他为什么会如此轻信一个陌生人,轻易把自己的头砍下来交给对方呢?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信任他人的精神,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超常精神。
如此看来,刘致福先生创作《山歌》,似乎是在沿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鲁迅、莫言等大师开辟的道路前进,并进行了新的掘进,取得了新的成效。这一点,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评论得非常精准到位:“刘致福善于从偶然事件切入讲述独特的人性故事,现代魔幻与传统白描兼容并用,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含量、人性深度和艺术张力,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入人心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该是当代文坛之幸。
【本文原发2024年第三期《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