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昌
网站用户
——读许家强长篇历史小说《开禧元年》
生活于“日出初光先照”之地日照的许家强先生，是一位识别度比较高的作家。他脑袋发亮，眼神炯炯，谈吐热情旷达，自带一份光芒。
“风格就是人”。许家强先生的诸多文学作品也带有这种“自带光芒”的特质。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开禧元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阅读《开禧元年》，闪耀并贯穿作品之中的那些许历史的光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辛弃疾在沙滩上站着，此时天色已是大亮，东方天际红中透青，淮河如长练，奔涌向镶着霞光的云里。”
“他放下手中用于起课的铜币，信步走出室门，天上没有月亮，星光灼灼，像一双双眼睛在神秘地眨呀眨。”
“二十多天前，乍醒的哲别看田燕从阳光中来，而今田燕看哲别从阳光中匆匆走去。仿佛是梦境，被阳光一打，破碎了。”
“党怀英却觉得温和中时有凌厉之光，这样的眼睛让他一时恍惚，似乎在哪里见过……很久很久以前……”
“更突然的事情发生了。乌光乍射，红光突出，乌光刺到张行简后心之时，红光同时刺至，却是直刺在乌光之上。”
“眉月已沉，初夏的风吹过，天上的繁星璀璨，无分东西南北，各自闪烁。”
之前，本人在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时，始终坚持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让历史照进现实”。
独具匠心，这是创新的光芒。显而易见，《开禧元年》是一部新历史主义的作品，体现了许家强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从作品的结构形式和线索铺设来看，是一大创新。《开禧元年》一改过去长篇小说单条线索或双条线索交叉推进的结构形式，而是采取多条线索从不同方向齐聚一个焦点的全新“反放射结构”。从第一章“八方云动”开始，到第十三章“一网成擒”收尾，让张行简、哲别、杨安儿、辛弃疾、党怀英、元好问等代表不同势力和怀揣不同目的人，相聚在“保州”这个特殊的地方，相聚在主要人物张行简的身边，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张力，拓展了辐射的空间，也增强了故事性和戏剧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和实际效果来看，属于一种新的丰富和拓展。恩格斯强调，文艺作品“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许家强按照这一基本，精心塑造典型“历史风云”中的典型“人物群像”。他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开禧元年”，一个比“魏晋三国时代还要恢弘、还要纷杂的四国时代”，南宋、金、蒙、西夏等政权风云际会，互为争雄。在此环境里展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具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作品塑造了不仅张行简一个主要人物，而是塑造了包括铁木真、哲别、杨安儿、杨妙真、辛弃疾、党怀英、元好问等在内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立体鲜明，各具特色，像张行简的严谨、辛弃疾的铁血、杨妙真的英气、哲别的蛮勇，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历史人物群库。在如此篇幅内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坛实属罕见。
去伪存真，这是哲思的光芒。《开禧元年》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蕴含着智慧的光辉，闪耀思想的光焰。很多思想，体现着许家强先生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展现了其主动去伪存真、把握历史主动的精神，具有很强的认知价值和启示价值。
诸如，“庶人一怒，溅血五步。天子一怒，伏尸千里。宋国的士大夫一怒——换皇帝。”“皇帝的礼贤下士都是姿态，社会的潜规则却是实情。”“我大金朝廷之上也尽有明白事理之人，一国之立，和平之期，怎么能指望对方自量其力、自知其明呢。”“千年上下，岂有永远长存的朝廷。”这些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更是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
“此时的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系列的动作，以及由这些行动所引发的后果，最后却造成整个欧亚大陆的血流成河，西域第一强国旦夕之间的灰飞烟灭。没有人想到的，这是历史的诡异。一个个偶然，让历史在不可知的迷雾中一步步走向前方，却没有人可以预测。”这是对历史关键环节作用的洞悉，也是对人们忽视历史预判的警示。
应当看到，作品中关于对金人治下和南宋政权下百姓生活的书写和认知，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真知，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方面，他做出多层次的展现。“北中国大地虽屡经战乱，但大金连续两任皇帝，都奉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从不轻启战端，老百姓颇有喘息机会。”“金国百姓的生活并不差。这是船夫无意识间说的最多的话。”“雾中远远似有村落，却不见河南大宋境内久有流传的破败景象。”“官道上行人并不多，远远近近，时有村庄，炊烟缭绕，偶有村妇野老，在村边地里忙碌，景象甚是祥和。”但是，作者并没有对大金政治一味称颂，而是客观上展示了其另一面真实。“大金盛世已久，整个朝廷上下，骄奢淫逸，吏治败坏，反映到地方治理上，王仙这样商贩起家的富裕之家，便成为被重点盘剥的对象。”这些都体现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
许家强先生借党怀英之口说：“女真也罢，大汉也罢，我只以谁更能予百姓生机为选择。所谓食君之粟，忠君之事，也无非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这可以说是一种事关根本的历史洞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关于民族之间的融合与统一，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幼安此说是极。你我当年分手，我居北方出仕，也就是要以文化来冶染一国，使之融入我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共被天下之时，这天下，岂不是别样的一统？”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
情怀高洁，这是向善的光芒。《开禧元年》就其内在品质来说，最可贵的是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让读者在失望处看到希望，在绝望中看到光明。
这种向善的光芒，首先体现在主人公张行简与人为善、慈悲为怀的精神和情怀上。身为大金国高官，张行简具有很强的百姓情怀。他在家乡开办文澜书院，采取的是义塾的形式，“以最低的费用，开放招收本地乡民的孩子入院读书。有的家境特别贫寒的孩子、以及因为极低收费而产生的书院费用不足，都由张行简个人补足”。他对杨安儿一家，也有救命之恩。杨安儿曾对妹妹说，当年，“眼看着爹爹要病死，我和娘也要饿死，一位书生从这里经过，把他的口粮匀出来给了我们，又送爹爹一些药品，我们才算活下来。”而这位书生，就是张行简。最能体现他悲悯情怀的是，最最关键时刻，他面对对手时的“心软”和善意。“饱读诗书的状元之心，突有悲侧之意。张行简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就是这一停，让场上的形势发生了骤然改变，差一点让他丢掉性命。
这种向善的光芒，还体现在主人公们高尚的家国情怀上。这方面，尤以辛弃疾为代表。他虽然长期偏居南宋，始终不忘恢复之志。在他心目中，“恢复故土，一统中原，将是千秋万代、青史彪炳的不世功勋”。为此，不怕年老体弱，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身深入北方，践行自己的诺言。
对于张行简来说，则体现着更深刻的忧国忧民情怀。他身为大金国命官，几乎无时无刻不为国家社稷忧心。“皇帝对张行简奏事的准予批复，并没让张行简感到兴奋，积弊远非侵占民田一项。张行简忧心忡忡。”“翁婿二人目光相对，有些话心照不宣，但对国事的忧虑，也同样发自内心。”
风格独特，这是简明的光芒。从行文艺术上来看，《开禧元年》最大的特点是文字和布局简明精炼，甚至具有一定的“极简”精神。也许是一种巧合，作品主人公名“行简”，作者也求了一种“行简”的文风。
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通病，那就是无论写哪段历史，也无论写什么历史人物，都是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动辄几十万言，甚至几百万言，像写网络小说一样，丝毫不懂得节制，有些像注水的猪肉，让读者望而生畏。许家强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力求简约和节俭。《开禧元年》抒写“四国纷争”，涉及了那么多历史名人，他却只用了十八万字的篇幅，如果换作其他作者，至少也会写他个上百万字。但是，篇幅长未必有力量，更未必质量高。《开禧元年》篇幅虽短，但含金量很高，具有很硬的质地，很强的力量。
他的诸多文字，虽然短小，却具有穿云破雾，力拔山兮的气魄和力量。在描写辛弃疾词作时，他写道：“他的词如崩云惊月、巨潮撼天，宣泄出他的压抑和痛苦。”
在抒写杨安儿和哲别的不同时，他写道：“哲别也不算特别高大，只比杨安儿略微高壮一些，但杨安儿精干，站在地上，便如标枪笔挺。哲别则在大漠风沙熏陶下，全身肌肉虬结，彪悍凶猛，大踏步走来，便如凶兽下山，似欲择人而噬。”
在抒写武打场面时，更是既简短干练，又惊心动魄。“哲别怒从心起，不管不顾，直前一步，钢刀劈、砍、推、抹，刀光映在斜阳里，如电光乍射，吞吐之间，映人眼目。在蒙古草原的部落厮杀之时，哲别的这几刀砍出，早有滚滚人头落地，多个身子上下分离。”“杨妙真身随步走，红缨枪如梨花散落，红缨中的枪尖只露一点，被斜阳照映，如寒星一点，划过长空，就在刀光之间，倏进倏出。”如此抒写，颇有金庸等武侠小说高手之风。这样的文字，想必本人写不出来。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
